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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大同市宁江少林武校是一所民办学校，位于大同市南郊区七里村。2000年8月经南郊区教委审核批准成立，法人代表是牟宁江，其父牟忠原任校长，其弟牟宁海任总教练。
11岁的王鹏家境不富裕，母亲无业，一家三口靠父亲王世忠蹬三轮车维持生活。去年3月，父母东凑西借了5000元将儿子送到了宁江武校。10月22日，总教练牟宁海以王鹏拿走同学课本为由指使宋鹏、贺亮、唐德峰、魏凌飞四名学生将王鹏捆绑起来，用木棒、电缆等对 其进行殴打。校长牟忠原见四名学生殴打王鹏问：“为什么打他？”其中一学生说王鹏偷书。牟忠原说：“偷东西就该打。”此时，王鹏已头晕目眩站立不稳。因他不承认偷书，牟宁海又指使四名学生将伤痕累累的王鹏推进冰冷的水池，当王鹏被从水池捞上来时，已经停止了呼吸。
王鹏的母亲含着泪水对记者说：“10月22日下午5点多，学校来人告诉我王鹏出事了。我赶到学校后，校长牟忠原说王鹏病了。当我到宿舍时，看见王鹏躺在床上，脸色苍白，身体冰凉，睁着双眼一动不动，浑身上下都是被打的伤痕，已经咽气了。我当时就昏了过去。后来我的亲属赶到后向110报警，当时参与打人的牟宁海和四名学生都在场，可从晚上7点报警后，一晚上民警都没有出现场。我的妹妹和外甥又打车到南郊公安分局刑警三中队报案，值班民警说没人，等民警回来再去现场。直到第二天中午11点，刑警三中队队长景清才带人到了现场。如果当时民警及时赶到学校，凶手是不会逃脱的。”
王鹏的尸体检验结果为：受外力打击致身上多处淤血、擦伤及肝脏出血，导致创伤性、疼痛性休克死亡。
据记者了解，宁江武校是南郊区教委和市教委批准的，其《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发证日期为2000年8月29日，有效期至2001年7月5日。该校在“许可证”到期的情况下并未及时进行年检和补办。《大同市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条例》明确要求：“凡拒绝年检、评估或报送虚假不实材料的办学机构，一律视为‘年检不合格’，予以撤销”。而武校发生命案时已属非法运营。南郊区教委对此的解释为“因为以往办学许可证均为省教委统一印制，现在市内空白许可证短缺。”记者前往南郊区教委进行调查，一位正仰卧于办公室床上的工作人员起来说近日正值中考，领导都下去了，了解有关情况要等领导回来。
记者来到南郊公安分局采访。当记者敲开挂着局长办公牌子的门时，屋内一人连称自己不是局长并将记者“请”到隔壁的办公室让另外人接待。后经记者询问，那人正是南郊公安分局局长刘广明。
采访中，南郊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说：“主要犯罪嫌疑人均不在案，校长牟忠原已逮捕起诉，教练牟宁海在逃并已于2001年11月上网通缉。”记者要求联系当时主办此案的南郊分局刑警三中队队长景清。负责接待的民警请示领导后，景队长“来”到了南郊公安分局。景说，10月22日晚8点，接到“110”转来的报案，他派外边办案的指导员出的现场，当时法医说时间太晚，第二天再去。23日上午，景同技侦人员一同到达现场时，学校已经没人了，就在学校内对王鹏尸体进行解剖。案发后，校长牟忠原曾托人找他说情，后通过搜集线索将牟忠原抓获，又将打人的学生宋鹏抓获，市局批准临时将宋鹏送看守所。市检察院提出宋是未成年人要求放人。宋鹏父亲将其接走住在市内一旅店。分局向省公安厅报请少教，三个月才批下来，再找宋鹏父子已不见了。另外三人除贺亮是本市怀仁县人外，其余两名学生均为山东滕州人。分局也曾向山东警方发函协查，至今毫无音讯。
景清说，分局刑警也曾去怀仁抓捕贺亮，但已人走房空。目前，牟忠原羁押于看守所。事发后武校法人代表牟宁江也曾来过三中队，其表示“学校对此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起码学校对学生的监护不够。”当时景向牟宁江说至少先出5万元安抚家属。牟说出去筹款，三中队将其放走，至今不回。景清说该找的都找了，曾给武汉的宋鹏父亲打过电话，但接电话的却是牟宁江，可见他们关系很密切。
但据记者了解，案发当天根本就没有民警到达现场，直至次日中午11点，民警才到达现场，此时涉案嫌疑人已全部脱逃。后经王鹏家属多方努力搜集线索提供给三中队，才抓住了校长牟忠原。
对于宁江武校这类“社会力量”开办的学校，大同市南郊区教委及有关部门的“职责”似乎只是签章发证，而对其监督管理、师资培训却无职责。这样一个父子亲属三人办的、没有职能部门管理的学校，出现命案就不足为奇了。
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报案后南郊分局刑警三中队竟然在10多个小时后才到现场，正是由于不及时出警，才使涉案嫌疑人有充分的时间逃逸。当王鹏父母到南郊分局再三恳求缉获凶手时，有关人员却说：“没有办案经费……”甚至还向死者亲属提出追捕嫌犯需提供2万元资金的无理要求。
据了解，牟宁江现仍在武汉办学，南郊分局及有关部门也没找过他。
王鹏无辜惨死，社会反响很大，教训是深刻的。这件命案为什么至今还未结案？何时才能依法惩罚犯罪？受害人父母怎样才能得到应有的赔偿？有关部门对此应负什么责任？社会公众在继续关注……本报记者黄东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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