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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地方黑社会恶势力，西南某师范大学副教授何铭，从1994年开始，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通过种种渠道，深入黑恶势力内部，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的研究充满了刺激与危险。近日他以亲身经历撰写的《黑恶势力犯罪研究》即将出版，他的研究也受到人们的非议和关注……
偶然的际遇：他选择了研究黑恶势力
1994年7月，何铭带着20个大学生到四川某县进行社会实践，在当地县政法委书记办公室，何铭看到一份《广安地区政法委转四川省政法委关于注意当前农村恶势力现象的通知》。凭借着职业敏感，何铭觉得研究恶势力更有意义。
于是何铭把学生分成4组，分别到看守所、公安局预审科、检察院等地方获取材料。实地采到一些情况后，何铭的心情是沉重的。
这是何铭对黑恶势力现象进行的初次尝试。回到学校后，何铭根据调查材料，写了他第一篇“黑”道论文《对农村地方恶势力的初探》。可是，这篇论文并没有引起重视。
当时，辽宁义县出了个“东北四虎”，辽宁的刘氏集团、佟氏集团，海南手枪帮，王英汉新“南霸天”……等一系列的黑恶势力犯罪事实材料摆在了何铭面前，这些黑恶势力从不把他人、法律放在眼里，常常为所欲为，鱼肉乡邻。何铭为此感到震惊和痛心，这也增强了他研究黑恶势力的决心。
1995年中国第一打拐案中的一个主犯让何铭深受震动。那位主犯只有23岁，长得非常漂亮，最后被判处死刑。当中央电视台采访她：“你这么年轻漂亮，面对死刑，你有什么想法？”那女子淡然地说：“吃也吃了，玩也玩了，死就死吧！”她对生命的漠然让何铭感到吃惊。
1996年3月，何铭熬了3个通宵，写成研究黑恶势力的论证报告，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年6月，审批部门同意了何铭的申请，并拨2万元的研究基金。
但何铭手中只有大量的报刊上报道的资料。看着自己案头上整理得非常细致的材料，总觉得少了些什么。于是何铭决定深入第一线，获取第一手资料，“那就要和那些黑老大接触！”
触电黑老大：危险而刺激的“黑道经历”
1997年夏，西南某县破获一个长江沿线系列抢劫案。何铭带着学生到该县进行社会实践，决定研究这个犯罪团伙的心态。
何铭找到当地的政法委书记，知道了这是一个大型的抢劫犯罪团伙，一共有七八个人。何铭到看守所见到其中的一个主犯。
主犯在看守所里显得有些悔恨与无奈。何铭问他：“你们搞这种事，怕不怕别人反抗？”主犯回答说：“我们一去就把别人吓倒了，我们也晓得犯抢判得重，能够不动手就不动手。”
“那你们在作案过程中作了些什么准备？”
对方回答：“如果遇到不懂事的，就只把他弄翻。”
这些话给何铭深深地震撼，他理解了公共汽车上几个人抢几十个人的事儿了。枪打出头鸟，导致最后的结果往往是，车上10个人规规矩矩地被几个人轻轻松松地打劫了。黑恶势力能够得逞，主要是他们深知人们的心理，并运用人们的这种心理，很轻易达到犯罪目的。
一个月后，这个头目被判处死刑。在押上刑车之前，他对教导员说：“胡教导，只要我还能活一分钟，我都要为看守所争气。”这个看守所的胡教导员的转化工作做得非常好。因为大多数被关进看守所的黑恶势力头目都非常顽固，进了局子知道自己犯了死罪，一般都会拒不交待和合作。何铭相信这位主犯的谈话是真实的。
何铭以此接触过十多个黑恶势力的主犯，他们走上黑道的原因都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都犯下了累累恶行。他记录了厚厚的几大本笔录，但他总觉得有些黑老大的话有“水份”，不能完全相信。
要想获得第一手材料，那就只有深入黑恶势力内部，和黑老大“亲密接触”才能得知其内幕。
1998年下半年，何铭从一位高中同学处得知他有个同学是“吃血饭”的。通过高中同学的引荐，何铭见到这位黑老大“刀疤”，他是专门在药材市场收取保护费的，受甲老板委托到乙老板处收账，然后再受乙老板委托到丙老板处收账。收账的办法很简单，不给就动手，每天在刀光剑影中过日子。
“刀疤”的父亲是南下干部，家里只有他一个儿子，从小养尊处优，长大后也没有什么本事，后来父亲退休后，那种人走茶凉的感觉在他的心里留下了阴影，他在内蒙古当过特种兵，后来复员后在一家企业工作，企业垮了后他就无事可干，他大有一种生不逢时的感觉，逐渐走上刀尖子上讨生活的道路。
何铭从他的谈话中，明显感到他对社会现实强烈的不满，以及非常偏激的想法。从这次接触当中，何铭感到黑道人物的生活与常人是多么地不同。
一年后，何铭再次见到“刀疤”，他显得黯然神伤，原来他的老大位置已经被一个年轻人所取代。这种取代是残酷的，他内心的那种“自尊”受到了强烈的伤害，但他仍然忠于后来的取代者。
何铭后来知道新来的老大是个文文弱弱的年轻人，二十几岁，大学本科毕业，刀疤对他也是言听计从，恭恭敬敬的。
后来何铭才知道“换位”经过。年轻人本来是新加入的，但他有头脑，几次旧老大遭遇危机都在他的指点下得到化解，而内部出了事情，年轻人也能不费力地给予解决。平时，年轻人很善于和帮会骨干沟通，慢慢地，大家都对他有了信任感。于是在一次风波后，他顺理成章成了新老大。
何铭随后见识了年轻新老大的“功夫”。年轻人负责恶势力组织后，开始着手进行“改组”明确分工：先成立信息员，打听到哪里老板外面有债权，有多少，同时了解债务人是谁，有无偿还能力。然后派出谈判员，凭借巧舌如簧，让这些人相信不依靠他们，就算法院判下来也无能为力。
与此同时，新老大还加强内部管理。他们硬性规定，讨债佣金为债权的百分之多少。如果发现执行员多收钱，那么就进行剁手指等残酷惩罚。
后来，何铭在北方某市见到了一位在当地能够“呼风唤雨”的黑老大杜枪。杜枪由于种种原因坐了两年冤狱，出狱后他心灰意冷，对社会充满了偏见。他相信只有黑社会才能保护他，于是加入黑社会组织。因为他有文化，几年过后他就坐上了老大的位置。他信奉：“有恩报恩，有冤报冤”。
几次见面后，杜枪就与何铭称兄道弟了，杜枪比较欣赏文化人，对何铭充满了敬意。何铭从他那里了解到了许多黑色社会组织的内幕，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最为鲜活的材料，也极大地丰富了他的阅历。
尽管和恶势力的头头脑脑关系融洽，但也有危险。“有一次我差点被乱枪击中。”何铭回忆说。那是在四川省的一个小县城。通过朋友介绍，何铭以法律专家的身份去见当地某恶势力组织的一个头目。头目把何铭领到一家夜总会。一位小姐无意中把茶水洒在了头目身上。头目快步拉住她，挥手就是一巴掌，随后，他随身带的几个壮汉冲过去，轮起凳子就是一阵毒打。愣在一边的何铭慌忙拦住。
就在何铭惊魂未定时，夜总会的门忽地被推开，几个彪形大汉冲进来，何铭还没等看清，头目一个虎扑把他按倒在吧台里，只听见乒乒乓乓一阵枪响。不到一分钟，枪声消失了，何铭从吧台里探出头来，发现地上躺着4个人，满身是血，冲进来的壮汉已经无影无踪。
到了2002年，何铭接触到“老大”级别的人物共有10多个。这些“老大”分别在海口、广东、湖北、四川等地。其中学历有本科，骨干多达近百人，资产最多者达数千万。社会公开身份分别涉及企业家、县级政协委员、青联委员、工商联委员等。
为黑恶势力画像：深入内幕的惊天之作
何铭研究黑恶势力，与一些黑社会老大成了“哥儿们”，别人甚至以为他与黑恶势力有染。这是一件令他哭笑不得的事。
2001年10月初，何铭主编了一本叫《刑法学》的书，召集作者讨论稿件。这时，一位女子跑来找到何铭：“何老师，你一定要帮帮我！”
原来，别人借了这位女子10万元钱后突然人间蒸发了，她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她想找何铭介绍一个黑社会老大，帮她讨回自己的10万元钱。
何铭严肃地告诉她：“第一，我不是黑道上的人，不能帮你；第二，你不能走这条路，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位好律师。”然后，他给女子分析利害关系，终于说服她用法律来解决这件事。后来，何铭给她介绍了一位律师，正大光明地追回了属于她自己的钱。她对何铭充满了感激。她说：“要不是听何教授的劝告，我真的会走上违法的道路。”
这样的事发生多了，何铭就生出许多感慨来。别人说“与黑社会交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陷进去了！”这让何铭感到困惑和无奈。
在研究过程中，何铭意识到一个新问题“隐陷性胁迫”，这是指嫌疑人没有使用暴力手段，也没有对受害人进行威胁，但在精神上形成强制，抑制受害人的反抗。何铭分析说，这与以简单的使用暴力打砸抢不同，如今的恶势力往往采用更隐蔽的方式进行敛财，最常见的就是利用隐陷性胁迫。
有一位黑老大，他去银行存钱，看到一个营业员非常漂亮，然后把那个女营业员约了出来。他们在一个地方见面了，黑老大拍了拍她的肩膀。然后没有过多久他们就同居了。后来，女营业员就跑出来把这个人告了。
像这种情况就不好定罪，他的行为只拍了对方的肩膀，甚至连一句威胁的话都没有说，但有一股无形的压力，那就是人们对黑恶势力的恐惧。从手法上说，结伙作案、重复作案，本身就形成了一种暴力威胁。
何铭认为，目前我国应该完善有关黑社会的立法，制定有关黑社会的专项法律，进一步明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构成要件，因为目前关于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只有《刑法》第294条对此进行了立法，但这个立法不管是从认定犯罪，还是从量刑的角度上看都是极需完善的。(由于各种原因，文中的姓名与地名均是化名)江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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