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南郊一所著名高校的校园中，弥漫着端午节的温馨气息。突然一个炸雷般的消息惊得人们目瞪口呆：“王玉荣教授把他的老伴和孙子杀了！”“不会吧？这怎么可能呢？”直到中午下班的教职员工们从家属区人群中的窃窃私语和惊魂未定的目光里，才得知传闻千真万确。

　　最早目睹这幕惨景的，是王玉荣的儿媳淑英。淑英是到公婆家来看望儿子王晶的。去年，爱孙王晶没有考上重点高中，令堂堂的大学教授王玉荣痛心疾首。他并不责怪心爱的孙子———他坚信孙子的血液和脑髓中有自己绝对优秀的遗传因子。他严厉斥责当工人的儿子和儿媳教子无方。他要倾尽大学教授的智力和底蕴，像当年带研究生一样，使这个孙子“变渣为钢”。于是三天前，16岁的王晶一脸不乐意地被爷爷强行接来，接受“填鸭”式辅导。儿子、儿媳连同老伴对此举都不苟同，只是惧于“老太爷”的偏执和威严，谁也不敢硬抗。

　　这天正逢端午节，淑英特意请了半天假，买了过节食品，看望中午放学回来的儿子。

　　上午9时40分，淑英敲响了公婆家的房门，没有人应声，于是她掏出自留钥匙打开房门。进屋没一会儿，淑英突然发出悲痛欲绝的哭喊……

　　展现在大学保卫人员眼前的，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景象：大卧室里，66岁的女主人孙安秀头颅分裂，床头和凉席溅满了粘着花白头发的血迹；小卧室中，裹着毛巾被的16岁少年王晶头部已被砸得模糊不清；书房里，满头白发的老教授王玉荣躺在血泊中奄奄一息。凝结着紫黑色血斑的斧头和刀片、插在墙脚插座中的两根塑料电线、案头那张笔迹清隽的遗书，向人们无言地讲述着这桩惨绝人寰的血案。

　　送到医院急救的王玉荣逐渐脱离了死神的怀抱，泪水流过面颊浸湿了雪白的枕套，翕动的嘴唇艰难地吐出一个个单独的字音：“妈……妈……”负责监护的侦查员侧耳倾听，终于听懂了，他是在呼唤母亲。

　　他确实有一个95岁高龄的母亲。也正是为了至亲至爱的母亲，他才不惜舍弃自己的一切，甚至沦为杀妻戮孙、为伦理道德所不齿的凶手。这真的是“孝”之所至吗？牎无人能够回答。

　　还在上大学二年级时，王玉荣便应“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仅小学毕业的江都老乡孙安秀办了婚事。王玉荣虽然不太乐意，但绝不违背母亲的意愿。这桩由母亲包办而本人也情愿的婚姻，一开始既没有带给他太多的欢乐，也没有带给他太多的痛苦。

　　大学毕业后，品学兼优的王玉荣留校任教了。第一次领到工资便马上给母亲寄去了一半，以报答养育之恩。孙安秀起初对此并不介意。可1956年全国工资普调后，他仍然“铁律”一样寄出工资的二分之一。而此时他已有了一儿两女的五口之家。乌云堆积的面容、生硬刻薄的话语，失望和不满逐渐在妻子的心头郁结。原先对丈夫节衣缩食、刻苦自律的同情心疼，已被“自找”、“活该”的鄙弃一扫而光。

　　在王玉荣赴原苏联留学期间，母亲搬来与儿媳作伴，帮助照看孙子、做点家务，彼此照顾。但是好景不长，两个女人共处不久就发生了矛盾，由吵到骂，最后发展到剑拔弩张，撕拉抓扯。

　　给王玉荣最沉重的一击来自1962年秋天。那天从实验室出来，同学交给他一封软绵绵的信。拆开一看，竟是一缕花白头发。母亲在信中哭诉：这是儿媳从她头上揪下来的牎王玉荣悲愤欲绝，踉踉跄跄跑进树丛，心疼地痛哭。从那以后，他将孙安秀视作“仇人”。

　　1964年的夏天，学满6年的王玉荣毕业回国，他只拿到了副博士学位。如果没有那么多来自家庭的痛苦和干扰，他认为取得博士学位应该是游刃有余的。他虽归心似箭———焦灼地想见到阔别已久的母亲，但欲行又止———不想见到所谓的妻子，过着“围城”中“无期徒刑”般的日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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