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着寻她而来的上百个新新人类女孩———她们有的耳朵上打了七八个孔、有的抹着蓝嘴唇———女记者安顿有一种惋惜，甚至退缩和痛悔。她曾经被当做反传统的美女作家，她也很高兴自己“女性新潮生活方式的展示者”的身份。但她渐渐发现其中的极大弊病，这种社会时尚在迷惑着一些人像坐着有着迷人装饰的花车驶向山涧。

　　安顿在4年前出版《绝对隐私》以后又出了七八本书，在这些书里，她力求做到冷静、学术———她的工作被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学者赏识，要求她做成“当代中国人的心理标本”，成为哈佛大学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但她良善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底蕴和几十年中国传统的熏染，使她对这种“当代的醉生梦死”表现出本能的反感。她体察到这种几乎无人能规劝的风尚———与新潮、开放、潇洒等被冠以美好意象的词汇和概念作对的下场是不妙的，但她宁愿放弃中立的学者风范，甘当卫道士。于是，她写了新书《绝无禁忌》。她说，这本书跟她以前所有书不同，她在里面埋藏了警告，“本书之所以取名《绝无禁忌》，除了要反映这些受访者的精神特质外，还有一层意思：他们中的一些人，要为‘绝无禁忌’的人生付出较高的成本”。

　　安顿迄今已经采访了4000个中国人。她“绝对隐私”的旗帜亮出后，那些“新新人类女孩”像潮水一样涌向她。安顿的办公室成了她们倾泻的一个地方。她们做了、骂了、笑了，她们反传统，鄙视道德，但还有一些廉耻心，于是对朋友家人同事保密，但总要有一个倾泻的地方，她们选中了安顿的工作室、安顿的版面和安顿的书。她们认为在这里把自己赤裸起来也是都市时尚的一部分。

　　她们并不尊重她们的记录者安顿，管她叫“老老人类”，因为安顿没有通过她们的考试，“许多我采访的女孩子都要考我：你看过哪部日剧，喜欢哪些韩国明星，有没有婚外恋，一夜性，暗恋过谁……”她们当面戏谑地称呼她“老老人类”时，总使安顿想起第一次接触“新新人类”这个词的情景。

　　那是1998年她采访一个19岁女孩时听到的。她没想到当代女青年有这么残酷的经历。那个女孩来自北京的一个单亲家庭，跟着母亲生活。母亲没有再婚，跟一个男人同居。这个女孩16岁开始有性经历，来找安顿的原因是怀孕了，而她不知道是两个月之内与之发生关系的6个伙伴中的哪一个。她向安顿借300元钱，她做堕胎手术时满不在乎……但安顿那时还为这个女孩的勇气，为“这个社会进一步开放和对个性的宽容而高声喝彩”。

　　安顿一度是“反叛传统和禁忌的吹鼓手”。但伴随着4年来采访对象的增加和每一次采访的深入，安顿开始思考和醒悟：“这难道就是我们所期待的社会变革和进步吗？”“他们没有敬畏，没有恐惧。比如人工流产的女孩子，她们不认为那是个生命，而认为是身体里的一个垃圾。好多人像爬虫，要知道，一个女人流过产跟没有流过产的不一样，正常的流跟不正常的流也不一样……”

　　安顿经常被采访对象“骚扰”。写《绝无禁忌》的时间离现在最近，因而被“骚扰”的程度最甚，“这些女孩子太没禁忌，她们认为什么都可以用钱买。她们很直接很‘酷’，有的上来就问，我的经历很丰富，采访一次给多少钱？有的上来就抓我手机，要我送给她……她们与男人分手了或是生气的时候就让我请吃饭，她们认为人生就是吃饭、玩、与男人在一起……”

　　安顿写《绝无禁忌》表达了她的担忧，在书中她写了一个上海的非常漂亮妩媚的女孩，成了香港的女富人，她没有一点感情，她的目的就是捕获男人，利用其向上爬，然后一脚踹开寻找新的……这个女人也有倾诉欲，多次找安顿采访她。在实际采访时，安顿曾忍无可忍，对这个上海女人拍桌大骂：“你是个狡猾的魔鬼……”

　　她们必然后悔！安顿对记者断然判定。她最近采访了一个得艾滋病的19岁女孩，她15岁开始跟不同的男人睡觉。安顿采访时请她吃饭，她自己带一个杯子用，不想传染别人。女孩说：“我付出这么多代价，才懂得了自律。”

　　安顿特别想告诉“新新人类”：“美国的一些男孩女孩在得艾滋病后开始把手放到《圣经》上，发誓忠于婚姻家庭。美国人已经替全世界写完了这样一页，我们为什么还要重写它？许多代价可以不必重新付出，你可以颠覆，可以反叛，但要知道，人太渺小，一些举动无碍大局，只能给自己带来伤痕。”本报记者 沙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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