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廖国忠及公诉人

　　调查时间：2002年10月21日—22日

　　核心提示：一位意气风发的私企厂长一夜之间变成人人唾弃的“毒贩”，九个月后，他洗清了冤屈。但他将如何面对以后的生活？在我们佩服他的冷静和幸运的同时，他却感到无比的沉重……

　　难忘的看守所之夜

　　37岁的廖国忠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就这样降临到了他的身上。

　　廖国忠是重庆一家私营饲料厂的厂长。2001年6月5日，一个自称田敏的漂亮小姐找到他，称要预订10多件饲料到黔江试销。然而在第二天，当他来到交货地点，田敏告诉他，自己要去取钱，叫他等着。几分钟后，公安民警便从天而降，民警告诉他，他们收到举报，认为他有贩毒嫌疑。紧接着，公安民警告诉他，从他的车上搜出了4包毒品。“那一刻，我的心口一阵冰凉……”最后，廖国忠以涉嫌贩毒被公安机关拘押。

　　“被抓那天的经历是我一辈子难忘的。”回忆当时的情形，廖国忠仍然心有余悸。当天，他被抓进公安局时，心里一个劲的想：“遭了，肯定是有人在害我。”被关进沙区公安分局的当天晚上，他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于是他和旁边被关押的人聊了起来。

　　“如果有人诬陷我贩毒，我该怎么办？”“看你说不说得清楚，如果说不清楚，起码要关2至3年。严重的要判死刑！”听见这个答复，廖国忠一下子慌了，在惊慌与恐惧中，他熬过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守所之夜。

　　6月8日，公安机关以非法持有毒品证据不足为由，对廖国忠取保候审。跨出公安局的大门，他心里惟一想到的是：“这下好了，不用死了。”

　　朋友对他像躲瘟疫

　　虽然廖国忠心中已经认定了有人在幕后捣鬼，可是却一直无法找到证据。正当他为了寻找线索四处奔波时，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关于他贩毒的种种传言也在他的老家以及生意伙伴中传开了。“那段日子我可以说是度日如年，走到路上都感觉到仿佛许多人对我指指点点。”

　　最糟糕的是，一些以前的朋友听闻他“贩毒”的消息后，像躲避瘟疫一样对他避而远之。而一些经销饲料的代理商纷纷打来电话询问，“听说你贩毒被抓了？”

　　最初，廖国忠还向他们苦苦解释事情的真相，然而却无济于事。一段时间厂里产品的销售额急剧下降，许多合作已久的伙伴悄悄地和他断绝了生意往来。“此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百口莫辩！”廖国忠叹着气说道。

　　而更让他哭笑不得的是，在他的老家安岳许多亲戚和朋友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家的电话就成为了热线，亲戚、朋友纷纷打来电话询问，几乎每一个电话的内容都是相同的，

　　“廖大哥，你是不是在贩毒哟？是不是真的？要不然人家怎么会抓你……”

　　任凭他解释多少次，对方仍然是半信半疑。而每个打电话的人无不语重心长地告诉他，“做生意要老实，不要乱整。”就连取保候审时提供担保的一位朋友对他贩毒一事也是充满了“怀疑”，在沙区公安局门口，这位朋友反复问他，到底有没有贩毒，“如果有的话，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廖国忠再三保证，朋友还是表示怀疑。

　　妻子暗地以泪洗面

　　面对各种流言蜚语时，廖国忠的妻子罗大菊表现出了对他的极大的信任。

　　罗大菊告诉记者，那天，她在安岳老家接到了电话，称廖国忠被抓需要交保释金时，她心头一下就慌了，尽管她不知道丈夫为什么被抓，但还是决定：“不管花多少钱，先把人弄出来再说。”后来，她听到丈夫被抓的罪名是贩毒，她稍微有点安心了。“我的男人我清楚，他可能做错任何事，但他绝对不敢也不会去贩毒”。

　　然而那段日子对于罗大菊来说仍然是极为难熬的，一面要安慰备受打击的丈夫，一面还要将消息瞒着孩子。在面对众人的指指点点时，她每天只得暗暗以泪洗面。

　　当记者问道：“被抓的事是否影响夫妻感情时？”廖国忠笑着说：“如果是其他罪名被抓，她可能会乱想，贩毒是不可能。”取保候审度日如年

　　尽管有妻子的支持，但9个月取保候审的日子仍然是难熬的。廖国忠说：“那段时间的心里压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在取保候审期间，他必须依照公安机关的要求不得外出，不得随意走动，完全失去了原有的自由。“虽然没有关在监狱里，但是和关在里面也没有什么区别。”取保候审期间，他最常做的是泡一杯茶，在办公室里看报纸、看电视，“当时我连牌都不敢打，就怕出事。”

　　而他在心里上的压力也是巨大的，他说，自己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一醒就想到自己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而陷害他的人肯定还在旁边偷笑。除此以外，他的工厂也因此事而几乎陷入停产状态，直接经济损失达到数十万元。“谁会想和一个毒贩做生意？企业和个人的信誉都难以挽回。”廖国忠有些无奈。

　　10月21日，几名涉嫌诬陷的犯罪嫌疑人被推上了被告席。同时，廖国忠为了给自己讨回公道，也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几名犯罪嫌疑人赔偿他被陷害后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150万元。

　　“其实就算赔我再多的钱，有用吗？我的生活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了。”廖国忠惆怅地说。

　　寻找黑手花去十万

　　虽然流言给廖国忠带来了许多困扰，但他认为正是“幕后黑手”过激的行为也为他提供了一线生机。原来，就在6月5日，他被抓的时候，一位邻水的代理商给他打电话，问：“你是不是被抓了？”他马上将手机递给了身旁的公安人员，听完电话后，民警也觉得奇怪。廖说：“如果不是他们打电话到处说我被抓，可能我还不会这么快被放出来。”

　　保释出来后，他想起“田敏”和他交谈时，田敏对黔江一个小地方表现出很熟悉的神情，并与他侃侃而谈。“田敏可能在黔江生活过？”廖国忠心里闪过这个念头。于是，他立刻包车和朋友一起来到黔江寻找田敏。近一个月的时间，他们根据田敏提供的身份证，跑遍了黔江的所有发廊、夜总会等娱乐场所，花费了近十万元仍然一无所获。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廖国忠花了大量时间和金钱，可是三四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他渐渐陷入了绝望中。

　　“我当时已经有些灰心，有时候心想找不到证据就算了。”说起那时茫然的心情，廖国忠感触万千。幸运的是正当这时，他突然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那人告诉他，如果想知道谁是幕后主谋，就汇600元钱来。

　　昔日兄弟反目成仇

　　廖国忠欣喜若狂，一口答应下来。几天后，一封信寄到了他的手中，信里将李建春、李瑶全、蒋成强等人设计陷害他的过程讲得清清楚楚。廖国忠说：“1997年我和他们几个人就在同一家饲料厂工作，同事们都说我们是穿‘连裆裤’的朋友，可没想到就因为买厂的问题，我们几兄弟会反目成仇。”

　　当记者问以前是否因处事不当得罪过他们，廖国忠一口否认，称，只是生意上的一些摩擦。廖国忠说：“尽管朋友害了我，可在说脱贩毒罪名上，朋友们也帮了我很多。”

　　在这封信里最后还提到如果出更多的钱，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证据，2002年2月15日，廖国忠得到了一盘诬陷者密谋时的录音带，据此，民警顺利将涉嫌诬陷的犯罪嫌疑人李瑶全、李建春、蒋成强等人捉获归案。同年3月6日，廖国忠彻底洗脱了身上的冤屈，重获自由。

　　几名犯罪嫌疑人被抓的当晚，廖国忠的心里犹如一块大石落地，当晚，兴奋的他一扫几个月来的阴郁，和几个好朋友聚在一起庆祝，端起酒杯的一瞬间，廖国忠说：“我的眼泪都涌了出来，等待这一天太难了。可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啊，怎么能这么对我呢？”本报记者蔡培蓓 实习生谢汪洋／文 记者熊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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