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一则报道，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在婚检时被查出患有梅毒，婚检医生建议他治愈后再结婚。当女方从医生处得知男友患上了性病，愤然与其分手，二人顿成陌路人。此后，该男子向医院投诉说，性病属个人隐私，医院不应将其向外人公布。这也许是一则笑谈，但却道出了一个极为严肃的法学命题———隐私权与知情权的权利冲突问题。隐私权是人格权分化的过程中“新生的”一种人格权，是一个发展形成中有待类型化的概念，指个人独处不受干扰，私密不受侵害的权利。隐私作为一种法律概念及权利，是美国法的产物，继而“行销”各国，被广泛接受，但对于隐私和隐私权的界定，却有诸多“版本”。

　　众所周知，隐私是一个受时间和文化制约的概念。在我国民法通则中，并没有对隐私或隐私权做出直接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一直将披露、宣扬他人隐私的行为作为侵害名誉权的行为。国内学界的共识认为，民法通则没有对隐私权作出规定属于法律漏洞，应当将隐私权作为人格权之一种并予以侵权行为法上的保护。《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编草案建议稿》第二十八条就将隐私权作为一项单独的人格权予以保护，并考虑到我国已有专门保护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的制度，将隐私权的范围限定在两个方面，即私生活秘密和私生活安宁。

　　知情权，又称了解权。此概念由美国记者KentCopper率先使用并逐步上升为一项宪法和行政法上的权利。一般认为，知情权是一个公法上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公民有权知道其应该知道的信息资料，既包括公法方面的事务，如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政府官员的道德品质及财产状况等，又包括民事方面的情况。隐私权和知情权是一对相互冲突的权利。事实上，隐私权问题之所以备受关注，正是因为它源于现代社会对资讯的需求与个人需要隐私保护之间的矛盾。人们一方面希望获得心灵的安宁和独处的权利，为此要求法律保护隐私；另一方面又主张了解一切自己想要了解的东西。如何解决两者之间的冲突，是现代法律不得不面对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如前所述，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公的权利与私的权利之间的矛盾，因此在处理上必须遵循公法优先和公共利益原则。民法上的公共利益包括几种类型，第一种是不特定第三人的利益，这是公共利益的主要部分，因为不特定第三人是我们大多数人；第二是与基本的法律价值相联系的利益，如生命健康利益等；第三是死者的利益，已经去世的民事主体的利益也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具体到上述案例，婚检是我国婚姻登记的一道必经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明确规定，梅毒等传染性疾病当属不能结婚的范畴，此时如果对已经检查出患有梅毒的情况置之不理，不向当事人说明情况，一旦男女双方结婚，作为主检医生和医院就有被诉的风险，同时医生不履行告知义务，也有侵犯当事人知情权的嫌疑，但作为患者享有的隐私权同样不可忽视。对于患者的隐私权范围如何界定，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里存在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国家为了整个民族的健康，提高人口的生存质量，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结婚的男女双方履行婚前体检程序。该男子作为即将缔结的婚姻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在婚检时被查出患有被婚姻法禁止结婚的传染性疾病，面对女友，即将缔结的婚姻关系的另一方当事人，隐私权与知情权孰轻孰重已不言而喻。况且医生在查出该男子患有梅毒这种传染性疾病之后，并没有到处散布，而是遵照法律规定向当事人说明情况，提出预防、治疗和采取相应措施的建议，这是医生履行职责的正当行为，也没有任何侵犯个人隐私权的故意，因此被诉侵犯隐私权有些牵强。因为隐私权在本质上是要保护纯粹个人的，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的情事。任何个人隐私都必须合法并合乎公共道德准则。（洪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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