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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11月7日电 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等几个“村官”将部分土地赔偿款私下分了，案发后，关于“村官”
是不是法律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能否给他们定贪污罪，成了检察机关起诉和法院审理的关键。
据大河报报道，河南省的这几个“村官”私分公款，结果被定为了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当地检察与审判机关结合法
律规定和立法解释，认定他们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 的人员”，最终以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对他们进行了惩处。
大胆“村官”多次私分赔偿款
河南省武陟县三阳乡西大原村临近黄河大堤，河南黄河河务局为了放淤固堤，征用了西大原村部分土地，按照有关政
策，西大原村可以获得河务局土地征用赔偿款和坟墓、杂果树、机井、挖地及电线杆搬迁费等各种赔偿费用。
2000年8月，时任西大原村党支部书记的郭俊山，村委会主任段小庄和任村会计、秘书、支委的张长青在一起商
议河务局的补偿费如何下账时，村支书郭俊山提出留下十几万元不要下账，决定“贪一回”，段小庄和张长青表示同意。于是
，三人合谋截留武陟县第一黄河河务局给付该村的土地征用赔偿款137907元不入村财务账而另册存放。2000年8月
28日，郭俊山、段小庄、张长青密谋后将该款私分了80430元，他们每人分了26810元。
2001年1月，这时已经不再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郭俊山与段小庄、张长青再次密谋后，和当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
郭小年又将上述款项余额3.4万元私分，每人分得8500元。
在贪污曝光，检察机关侦查期间，郭俊山、段小庄、郭小年将所分款退给任会计的张长青。
除了以上的贪污行为外，2000年3月，郭俊山、段小庄还将武陟县河务局土地征用补偿款2万元挪给一个叫闫树
喜的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同年10月，他二人又将补偿款2万元挪给一个叫郜小车的使用，进行营利活动，在案发后这两
笔款被追回。恶有恶报终因贪污被处罚
2001年5月20日，武陟县人民检察院以郭俊山、段小庄、张长青、郭小年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依法向武陟
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武陟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郭俊山、段小庄、张长青、郭小年系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且协助人民政府从事
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93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四被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被告人郭俊山、段小庄在协助政府从事土地征用补
偿费用的管理工作中，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数额较大，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
武陟县人民法院于2001年11月27日做出一审刑事判决：被告人郭俊山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犯挪
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被告人段小庄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犯挪用公
款罪，判处有期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零六个月。被告人张长青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被告人郭小年犯贪污
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一审宣判后，郭俊山、段小庄、张长青以其本身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所分的款项属于村民个人所有，不是公款，挪用
公款给他人营利，自己没有得到分文利益，也没有造成任何损失，因此，其行为构不上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为由分别提出上诉
。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郭俊山、段小庄、张长青、郭小年作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在管理武陟县
河务局赔偿本村的土地赔偿款时，属于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应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他们利用职
务之便，预谋后非法占有此款和挪用此款归他人使用，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本案属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
被告人郭俊山、段小庄为主犯，被告人张长青、郭小年为从犯。
虽然在第二次私分公款时，被告人郭俊山不再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但所分的款项仍是其担任书记时截留下来的，且在
分款时，积极提出意见，仍起主要作用。被告人郭俊山不但在此犯罪事实中与其他被告人形成共犯，而且在共同犯罪中为主犯
，应对全部犯罪数额负责。被告人郭俊山、段小庄、张长青、郭小年共同贪污罪，均应对犯罪后果负责。但被告人张长青为从
犯，依法可以减轻处罚。
2002年4月28日，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遂依法做出终审判决：维持武陟县人民法院判决中对郭俊山、段小庄、
郭小年的量刑部分；撤销对张长青的量刑部分，被告人张长青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说法一：怎样认定“国家工作人
员”
仝新建(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关于职务犯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在刑事法制实务和刑事法学研究中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问题。本案争议
的焦点也正是四被告是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村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实施哪些职务行为的情况下可以作为准国家工作人员
？武陟县人民法院和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该案被告人犯贪污、挪用公款罪时，都适用了立法解释，即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3条第二款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
立法解释系法律解释的一种。所谓法律解释，是法定国家机关或其他社会组织、个人对法律规范的内容和含义所作的
说明，其目的是使人们准确理解法律规范的精神、实质和内容，保护法律的准确实施。
立法解释在我国法律解释体系中处于最高层次。按解释主体和效力的不同，法律解释又分为法定解释和非法定解释。
非法定解释包括法学专家的学理解释和一般公民组织等的任意解释，在我国不具有法律效力。法定解释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按
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对有关法律所进行的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享有国家立法权和法律解释
权，因此立法解释同所解释的法律具有同等效力，高于司法解释、行政解释等其他法定解释。对此，我国《立法法》第47条
有明确规定。
综上所述，武陟县人民法院和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解释》同我国刑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可以作为人民法院
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
说法二：本案“村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仝新建：本案中的“村官”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因为依照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贪污、挪用公款罪的主体必须是国
家工作人员。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系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属国家机关。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
论，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那么，本案“村官”何以符合贪污、挪用公款的主体构成要件？这均围绕前
述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第93条第二款的立法解释进行。从农村基层组织的状况看，由于基层党务、公务、村务和经济
事务等均由村党支部、村民委、经济合作社等组织承担，有时任职可能交叉、甚至分工界限不明确，故适用《刑法》时必须结
合宪法、村民委组织法和其他相关法律规范性文件，一并把握其刑事立法和立法解释的精神。说法三：基层党支部属于村基层
组织
仝新建：党支部人员属于立法解释规定中所指的基层组织人员。立法解释行文中明确将村民委员会列举为村基层组织
，因为村民委员会组织对党支部已有明确的规定，党支部完全属于立法解释中所指的村“基层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
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此处所说的“基层组织”与立法解释中的“基层活动”属于同一个法律概
念。
立法解释的表述是“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这一表述意味着村基层组织不限于村民委员会。根据我国的政治和
法制实践“执政党的组织与其所领导的同级的法律意义上的组织，一般而言，在刑法上具有相同的法律地位，即行使相应的权
力，承担相同的责任；但因立法技术原因，立法文件往往不在法律文件中将党的组织进行表述(如《刑法》上只讲“国家机关
”，而未表述党和国家机关；同时，个别法律文件也有表述的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国防法》和《公司法》等少数法律
也对党的组织作了规定)。不管有无明文表述，人们均将党的组织赋予与同级法律意义上的组织相同的性质。比如，人们在执
行《刑法》时，从来没有怀疑过乡以上各级党委这些党组织属于《刑法》上所指的国家机关，因此，陈希同被定渎职罪，正是
因为他是党委书记。同理，企业的党组织工作人员，除了党务行为以外，他们在从事企业事务管理时，一般而言应视同企业工
作人员。因此，村党支部的工作人员视为村基层组织人员，这在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中基本无争议。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我们可以得出：村民委员会
的组织人员必然有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情况的结论。那么，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哪些工作时属于
“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呢？对此，《解释》作了明确规定，即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七项行政客观工作时，属于《刑
法》第93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
因此，该案中四名“村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使用补偿费用管理工作，符合《解释》的规定，应以国家工作人员
论，符合贪污、挪用公款罪主体构成要件，是贪污、挪用公款罪的特殊主体，理应追究刑事责任。(刘建章/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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