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与地狱擦肩而过的女性。在公安侦察阶段，她做了有罪的陈述，到了检察院起诉阶段，她全盘否认了自己的供述。原因只有一个，她说，那就是公安机关对她刑讯逼供，她当时是被屈打成招的。

　　她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她说：1999年的9月24日上午我在医院输液，我省某公安局来了4个公安把我带到该局刑警队。一进门就给了我一张拘留证叫我签字。我说，我不签，你们把我叫到这儿，是了解情况，你叫我签字干什么？他们说你签，就是要签的，用很强硬的口气。我想，他们如果了解了有关情况，事情就清楚了，当时我就签了。签完以后，他们就审讯我，6个人，轮流审讯两天两夜，不让吃，不让喝，不让睡，我想要口水喝，他们都不允许。我反反复复把事情发生的经过讲了多少遍，他们对我说：你脑子好用，你老奸巨滑，你是久经沙场的。把我侮辱得说成那样的，他们把我问了多少遍，我还是原话，我说，事实就是那样的，我肯定不会虚构一点，我不会说慌嘛！后来，一个刑警沉默了将近十分钟，眯着眼，围着我转了几圈，突然飞起一脚向我的胸口踢来，我一躲，他没有踢上，脚跟却刮到了我的胸前。他说：不是你干的，你为什么躲？我说：你踢我，我为什么不躲？到了25号，手铐脚镣都戴上了，我说，我不戴，你凭啥给我戴？可是他们不顾我的反对，还是给我戴上了。戴上以后，我的精神就崩溃了。到了当天的半夜，又开始对我审讯，从一个黑屋子里头，那个灯光就唰刷地射向我。到了26日凌晨的3点多钟，他们把我铐在一根暖气管子上面，他们两个人看着我，他们睡了，我实在困得受不了了，趴在地上稍微打了个盹。我迷迷乎乎地听仿佛有人说，“是不是？”我说是。我这句话一说完，我突然醒了，我赶紧说：你们问什么？他突然说：是不是你干的？我赶紧说不是。但是，迟了，我就看到他们做笔录，这是他们第一次给我做笔录。笔录做完以后，他们让我签字，我说，我不签，签什么？他们说：写以上写的和你说的一样，再签年月日，最后把你的名字签上。他们教我这么写，我无法，我就写了。我说我要上厕所，他们不让我去，他们说，再喊我就把你吊起来！把我吓得就再不敢说了，我就忍着。

　　后来，她被以证据不足被法院判决无罪，可是，她有关刑讯逼供的控告并没有什么结果。

　　1999年9月29日，兰州某物资开发部经理李某和郑某涉嫌诈骗被某公安机关刑拘，后被批捕。郑某被关押90余天，李某被关押700多天。后两人都被无罪释放。据李某和郑某讲，当时，半案人员用枪托咂李的头，用啤酒瓶打李的腰。郑被吊起，办案的个别人员在其小腹上用脚踹，致使其下身流血不止。

　　可是，据记者了解，虽然他们在事后向有关部门书面反映了刑讯逼供一事，有关部门答应给郑某国家赔偿，但对刑讯逼供一事，到目前并没有结论。

　　甘肃政法学院副教授、兰州天恒律师事务所律师马红平认为：当前，刑事公诉案件被告人受到侦察人员刑讯逼供举证难的问题，从我国现行刑事立法、执法来看，并没有取得有效的解决，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大都集中在如何防止、减少刑讯逼供上，对刑讯逼供取证难的问题探讨得并不多。在司法实践中，除非被告被刑讯逼供致死、致残或留有明显的证据，否则很难提供出能够证明其受到刑讯逼供的充分证据，作为其辩护人的律师取证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庭审时对被告提出受到刑讯逼供的问题法庭往往以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对这一问题如何解决呢？我认为，应该建立司法审查制度。根据发达国家的做法，在庭审中一旦被告提出侦察人员对其使用了刑讯逼供的非法取证手段，就应由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以确定刑讯逼供是否存在，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可以有效克服被告人举证难、辩护律师取证难的问题。

　　一些法律法规专家认为：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在刑讯逼供案件中，被告人相对处于弱势，人身自由又受到限制，往往难以提供侦察人员刑讯逼供的证据，从司法公正的角度考虑，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当被告提出刑讯逼供的问题时，应由侦察机关提供其没有实施刑讯逼供的证据。应扩大律师在侦察阶段的诉讼权利。目前，侦察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不能到场，律师在侦察阶段也没有调查取证权，致使侦察讯问缺乏有效监督，刑讯逼供难以取证，等到审查起诉阶段律师调查时，一方面时过境迁，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法院、检察机关介入，侦察机关、看守部门往往也不配合，取证难度极大。赋予被告人接受讯问时享有律师在场权、调查权，可以监督侦察人员依法取证并起到见证的作用。

　　本报记者郝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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