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狄多华

　　谢光远老人说着说着，便从口袋中掏出了那份用产品广告说明书夹着的退伍证明，上面盖有西北军区后防勤务部的方形公章，时间是1955年3月。他说，带着这个，别人对我还相信一点，不会老觉得我在骗人，其实我就有一个想法，怎么把我的遗体捐赠出去，不知谁能帮我。在本报驻甘肃记者站的办公室里，老人细细讲起了他那悬在空中13年的心愿。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是1949年10月1日前参的军。可我们那些人为了纪念新中国成立，都把自己入伍的时间填在了10月1日。这样我们就成了退休人员而不算离休。有人劝我把时间改过来，我说那都是小事。如果我能把遗体捐赠出去，那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我有这样的想法已不是一天两天了。

　　13年前，我的儿子就给我买了寿材(即棺材)。我想我哪能用那玩意儿，死了还要儿女搭这搭那，何必呢？我要捐赠自己的遗体。可我怕伤孩子的心，便没有跟他们提起。

　　十几年里，我看到过我国从外购买器官的报道，听说过辽宁有个骨髓库无骨髓可藏的事，也见过大学里要教学无教具，只能用图片和模型的情况。更让人难受的是有些大科学家、大教授因为年龄衰老只能对自己的助手说，“我没有完成的，你们努力完成吧”。我总想，我们中国那么多的人，为什么还要从国外购买器官，我们死后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器官捐出来，让那些对国家有用的大科学家多活几年呢？我决心捐出我全部的器官。

　　说服老伴后，2000年元月我正式行动起来。我觉得只要自己有一颗红心，无人可挡，这是我的权利。可我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我是从邮政部门退下来的，单位不大，关系就挂在工会。我想工会就是我的组织，我最先找工会主席谈了我的想法。主席很热情，对我的想法也很赞成。我很高兴，但觉得口头汇报不够郑重，5月份我又写了一个书面申请。可过了一段时间，主席告诉我，他们反复商量过，说是对于我在生前确定捐献遗体的事，他们办不到。

　　这样不成，我又想起自己是老年人，就找到兰州市老龄委。我想自己的“娘家人”总能帮我解决这个难题。老龄委调研室的胡主任是一个好人，忙着给我联系医学院。可他有句话说错了，“这个老头还很精神”。你想想，人家医院是在找遗体，你说老头很精神，人家能同意吗？我心里有点怪胡主任。

　　我私下里想，胡主任官小，不好办事，就准备去找省委，省委领导说了总算数吧。我把给单位的申请改了改，当天下午就去了省委信访办。

　　信访办的杨主任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帮我和省卫生厅取得了联系。但得到的答复是，无相关机构，无法律依据，不能接受个人生前遗体捐献。我这才知道，我的事要立法才能解决。

　　我于是给全国人大立法委员会写信，可信被拆后退了回来，上面盖有全国人大信访办的章，说是“查无此单位”。后来我知道，我应该写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可人大的工作人员也应该帮我转一转。我有些生气，也有些灰心，找原单位的领导发了发心中的怨气，便不再为这件事跑动了。

　　前不久我从报纸上看到，甘肃省人大公开向社会征集立法项目，我又来了精神头。多次上门咨询，反复陈述我要捐赠遗体的理由，先后五次送去了我的立法建议。我只有一个心愿，希望甘肃省尽快出台有关遗体捐赠的法规。

　　建议是递上去了，但我总担心，那么多的立法建议，我的建议会不会被筛选掉。所以那天一大早，不到7点半，我就等在了省人大的门口。我就想跟人大的负责人说一句话，“您给我帮个忙，成功了我好好谢谢您”，可过了一个小时我也没能见到有关负责人。

　　现在，除了我的老伴、大女儿，只有那么几个人能理解我。总有人问我，你又何苦呢？可我不后悔，我坚持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我们打小就受革命教育，小小年纪就想着向英雄人物看齐，崇拜保尔·柯察金，后来又羡慕黄继光。在部队时，我们就曾宣过誓，在祖国需要时，随时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现在老了，献个器官算什么。如果有社会需要，我现在就可以捐出双脏器中的一个，只要能用到好人的身上，用到对社会有价值的人身上，我都乐意。否则，死了还不是烧成一把灰？

　　后记：就在记者完稿时，甘肃省包括省卫生厅在内的8家单位联合出台了《甘肃省遗体捐献管理暂行办法》。记者立刻将这一消息告诉谢光远老人。老人很高兴，说多年的心愿终于可以落地了。可他很快又向记者表示：“那只是暂行办法，如果是正式的法规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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