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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1995年2月1日起开始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条款对广告内容是否属实有明文规定，但是目前在很多媒体上出现的征婚广告仍旧充斥不实之词，有些词语更是不着边际，甚至具有色情挑逗。这些误导性用词的出现与征婚者和应征者的心态变化是有联系的，如今婚姻的基础已经被扭曲，爱情不再是唯一了。从最早的婚姻介绍所到现在的婚介中心、交友中心，利用了征婚者和应征者的心理误区，制造了很多黑幕，助长了歪风的增长势头。
年轻处长寻红颜柔情寡妇欲交友——征婚广告越来越邪乎
近日，京城某报“征婚交友版”登了满满半版交友广告。其中不少用词庸俗，暗含挑逗意味。记者经过一番暗访更发现某些广告可信度不高。有关部门据此指出，此种用语有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如属虚假，媒体应负相应责任。
看过“危难之时谁显神手”这则广告的一位受访者打趣说，初看标题还以为是哪位红颜落难，让人不免想“人道主义一把”，结果却是“温柔漂亮的我和父母共同经营几家连锁店，由于父母已去国外继承祖父家业，只好留下我独住京城，我要用柔弱的双肩担起家庭事业两副重担，感觉真的好累，每天守着空荡荡的三居，倍感孤独”——此时才真相大白，原来是“财富”让她不堪重负。这位“落难红颜”除了富有之外，其他条件也好的不得了，比如25岁，1.63米，未婚等，简直打着灯笼也难找。可她对应征者却要求颇低，只要正直善良，不仅“婚户职年龄不限”，甚至“带小孩也行”。这位受访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谁信谁傻瓜。”
征婚交友类网站的页面
评说——朴实的征婚启事
中国历史上第一则征婚广告——1902年6月26日，在天津《大公报》上。征婚者为“南清志士某君”，他的征婚条件在现在看来也是颇具新意的：“今有南清志士某君，北来游学。此君尚未娶妇，意欲访求天下有志女人，聘定为室。其主义如下：一要天足。二要通晓中西学术门径。三聘娶仪节悉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有之陋俗。”并且注明只要符合这三项条件，不论年龄大小，不论容颜美丑。通过广告寻求佳偶，实为求婚方式的创举。
朱俊芳，改革开放之后征婚第一人——1984年，《中国妇女》第五期发表了一则征婚启事，内容如下：“我是一个煤矿工人，27岁，父母已故，兄弟4人，房8间，现在焦作矿务局冯营矿当合同工，每月工资80元，身高1.64米。如哪位未婚女子不嫌俺是煤矿工人的话……均可来信或见面。”应征信就像雪片似的飞来，还有好多姑娘亲自找上门来。最后，朱俊芳与一位从东北来的漂亮姑娘李萍确定了恋爱关系。
评说——到底敢不敢看征婚广告？
形式不少：报纸杂志网络上漫天遍地都是征婚广告；贴在电线杆上、写在人民币上，甚至连厕所里都逃不了；媒人介绍比较传统牢靠，不行还可以通过电视速配把对方套牢。
条件挺高：男人必须有房有车，总之得有大把钞票；学历官职也是越高越好，经常出国当然更棒。女人得要德才兼备，不管怎样漂亮不能少，上得厅堂还得下得厨房，控制不了的当然还不能要。
能信的太少：不是吹得太好，其实没法瞧；就是婚托，钱拿到手就把你甩到后脑勺。遇上个人不是骗钱、就是劫色，想找个知心爱人说不定却碰上个江洋大盗，你说你是想要幸福还是想逃？
成功的太少：蓝领男性叹息自己条件不够高，白领女性又抱怨自己条件高了反而更难找，广告到处发了不少，人也见过不少，眼瞅着镜中的自己变得越来越老，可是孤单的日子还得自己一天一天慢慢地熬。
评说——法律法规
1995年2月1日起开始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三章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广告主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设计、制作、发布广告，应当具有或者提供真实、合法、有效的下列证明文件：(一)营业执照以及其他生产、经营资格的证明文件；(二)质量检验机构对广告中有关商品质量内容出具的证明文件；(三)确认广告内容真实性的其他证明文件等。第二十七条规定，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依据法律、行政法规查验有关证明文件，核实广告内容。对内容不实或者证明文件不全的广告，广告经营者不得提供设计、制作、代理服务，广告发布者不得发布。如此看来，即使是通过婚介所刊登的征婚广告，其个人资料也应该属于媒体审核范围之内。
评说——中国向夸张征婚广告叫“停”
据法律专家介绍，现在不少征婚广告习惯用“帅哥美女”等言过其实的形容词，容易给人一定的误导性，所以虽然被不实征婚蒙骗的事例很多，但仍然有人踏进征婚陷阱。对婚介广告用语进行规范，保证信息的真实性，既能起到真正的婚介作用，又能有效堵住利用征婚广告行骗的途径。
中国的征婚广告从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雏形，近几年逐渐兴盛。目前尚无全国性的婚介机构管理办法出台。由于不少征婚广告言过其实，致使一些轻信征婚广告的应征者因误解而引发法律纠纷，同时也滋生了别有用心者利用征婚广告行骗的犯法犯罪行为。
男找女——半数男人青睐富婆
11月24日，广东省总工会单身职工联谊会组织了“佳期有约”白领联谊活动。
合作型：欲寻事业有成女人合作干出一番事业——在联谊活动现场，已年届50岁但仍充满创业激情的曾先生，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我要找事业有成的女人，合作干出一番事业”。曾先生已离异两年，具有大学学历，在东北工作了半辈子，管理过几千人规模的大型国有企业。由于单位实行转轨改制，他从原有的工作岗位上退下阵来。他来到珠海想“打出一片江山”，但遭遇了几次挫折，于是开始考虑寻找事业上能有所帮助的伴侣。曾先生反复向记者强调，他并不是要占有女方的财产，而是想借助对方积累的社会基础、人际关系等优势，为自己搭一个创业的平台，以便两个人共同去打造辉煌事业。“如果男方经济基础太弱，女方肯定会有戒心，若是能走到婚姻那一步，我很赞同她去做财产公证，是她的东西我不要。”曾先生很直爽：“我要是事业有成的话，找个妻子并不难。但现在的我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我要找的伴侣必须对我的事业有用，年纪稍大一点都没关系。”
投机型：事业没有特别优势，欲过舒适安逸生活——刚入不惑之年的翁先生，浙江人，离异不久，能歌善舞，仪表堂堂，是昨天联谊活动中的活跃分子。他向记者聊起择偶标准：“我渴望婚姻，很看重家庭，很希望能有一个幸福稳定的生活。”他坦言自己的经济条件不是太雄厚，在广州没有住房，与女士们交往的过程不太顺利，“总是有点互相看不上眼。居家过日子，钱很重要，如果两个人都没有钱，我怎么能保证她能过上幸福生活？”
依赖型：风度翩翩谈吐不凡，长期与“富婆”同居——据记者了解，在时下流行的“白领联谊”中，还有一小部分中年男士专门为“傍富婆”而来。他们年龄大约在45岁～55岁之间，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外表看上去风度翩翩，谈吐不凡，但在事业上一无所长，长期跟“富婆”过同居生活。这类男人非常会讨好女人，外形条件出众，一些感情空虚、家产殷实的独身中年女子，也乐意选择这样的“性伴侣”。曾有一位48岁的女老板，自己在广州开有两家效益颇佳的公司，在一次联谊活动中结识了一位50多岁的男士，对方身高1.78米，气宇轩昂，全身名牌装扮，两人一见倾心。很快就开始了同居生活，该位男士的经济来源完全靠对方供给。日久情深，女方十分渴望和男方结婚，甚至宣称：“只要你跟我结婚，钱可以全部给你。”但男方不愿意放弃声色犬马的生活，并在买房、装修等事情上敲诈女方财产，女方知情后心脏病发，终日神情恍惚。
评说——要么想重振事业，要么甘为家庭主男
据该活动的组织人员透露，时下流行的各类“白领联谊”活动中，前来参加的男士有50%要求女性有殷实的经济基础，而性格、年龄差距等条件都已退居其次，其中不乏一些想“傍富婆”的中年男人。他们有人想借助“女强人”的平台重振事业，还有人则想安心作一个舒适的“家庭主男”。组织人员透露，像翁先生心态的男士不算少数。他们大多40岁出头，相貌、身材不错，又比较有生活情趣，但在事业上没有太大特长，有的在财力上几乎一无所有。一旦婚姻失败再找伴侣时，容易怀着“投机”心理，希望能找到舒适安逸的新生活，找交往对象时不太计较对方的外形条件、是否大龄，主要考虑财力，结婚后做“家庭主男”也无所谓。但这类男士比较难以寻觅到合适的对象。
据广东省总工会单身职工联谊会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征婚男士的择偶条件发生很大变化，“女方是否有钱”成为仅次于“年轻靓丽”的第二大标准。在联谊会俱乐部的初步调查中，50%的男性都要求女方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尤其是40岁～50岁经历过婚姻失败的男人，该年龄阶段离婚的男性，有两大“婚姻杀手”：第一，事业有成后出现外遇；第二，事业失败后家庭破裂。后者原因离婚的男士，此时事业快走到尽头，因此更加看中女性的经济条件。
女找男——都是生活所迫吗？
弟弟患病缺钱医治姐姐征婚呼唤好人
为了给患重病的弟弟筹措医疗费，姐姐为自己登出征婚启事，她对应征者承诺：“我会用一生来报答你。”24岁的姐姐范梅梅，大专毕业，是山西阳城县应朝钢铁厂的职工。弟弟范佳鹏，山西大学化学系98级学生，今年6月发现患有尿毒症，9月27日在山西省武警医院接受了肾移植手术。医生说，如果进一步的治疗跟不上，生命危险依然存在。为了救活范佳鹏，家里已变卖了所有能换钱的东西、借遍了亲朋好友、东拼西凑花出去将近20万元，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范家4口人，就数范梅梅见多识广。筹钱给弟弟治病的重担自然也就落在了她的肩上。“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弟弟所在的学校、我和父亲所在的单位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医院也同情我们破例同意拖欠一段治疗费用，但还是不够。钱！钱！现在钱就是弟弟的生命。可我实在没有什么办法了……”范梅梅说“我当然知道爱情是人生最美好的东西，也曾无数次地憧憬过。但在目前这样的现实情况下，生存是第一位的，为了弟弟的生命，再大的牺牲我也心甘情愿。”
为筹学费陕西一女生求学欲征婚
大学录取通知书是每个学子梦寐以求的，然而，当它降临到渭南市临渭区女考生莫倏儿(化名)的手中时，看着父亲东奔西走筹措学费的身影，20岁的她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谁帮她完成学业她就嫁给谁！“凡愿意供我上完大学且经济宽裕者，年龄不限，地区不限……”莫倏儿说，想出征婚的办法完全是出于经济的考虑，这也是在无奈的情况下才逼出来的。她说，由于近年父母多病，今年又刚刚重修了房子，欠下了一堆债。前些天，湖北某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她的手里，一家人都为她高兴，可8000多元的学杂费又使一家人陷入忧愁。父亲没有说什么就出去借钱了，然而从父亲一次次返回时的表情，她已经知道，情况不是那么乐观。沉思良久，她突然冒出征婚的念头，随即提笔写了这封信。
评说——又是一个情急乱“嫁”人的女子
想当年张君瑞和崔莺莺在普救寺相遇，碰巧有盗匪孙飞虎围寺，要掠莺莺为压寨夫人，莺莺母亲崔夫人万般无奈之下，发下话来，有能退贼兵者，即许配莺莺与其为妻。我不知道上面这些姑娘的始作俑者，是否受此故事影响，但她们的口吻却让我想起了《西厢记》中的这个故事。封建时代的婚姻奉行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子更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赶巧张君瑞和崔莺莺是郎才女貌，彼此一见钟情；倘若君瑞是个龌龊卑劣之徒，岂不把莺莺一生的命运都断送在崔夫人一言之上了吗？可考虑当时的情形，崔夫人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采取的暂缓燃眉之急的对策。可今天的姑娘们在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终身大事的时候，仍然将身轻许人，可就有点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评说——征婚到底选什么样的伴侣？
“刘慧芳”曾倾倒上世纪80年代的一大批男性，他们把这种绝对“贤妻良母”视为女人的楷模，而今天，80%的男性不喜欢她，嫌她缺乏个性。男性喜欢有小成就的女性，但惧怕有大成就的女性；几十年前，“小二黑”是很多姑娘心目中的理想伴侣，因为他爱劳动、会生产。到了上世纪80年代，“高仓健”这样的酷男曾经风靡一时，不过如果让今天的女性在高仓健和李泽楷之间做出选择，那高仓健肯定要被抛弃了。
一项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进行的调查表明，北京人择偶最注重性格，上海人希望伴侣脾气好，广州人选伴侣帅哥最得宠。对于三地居民来说，自己理想的“另一半”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呢？调查显示，他(她)应该至少具备以下六大标准：自己喜欢并且也喜欢自己；性格应该与自己合得来；身体健康；为人忠厚、老实，能给人信赖感；有一份较好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要懂得一点生活情调。北京人相对并不太看重经济基础。上海人对理想伴侣的要求可以说是最苛刻的：双方感情要好、脾气要合得来、要懂得生活情调，这还不算，经济基础、地位学历也要拿得出手。调查显示，男性择偶重外表，但不太看重经济基础和地位学历；而对于女性来说，性格、经济基础以及地位学历则是择偶的重要标准与男性相比，女性对外表的要求要低得多。
初遇姓任再见姓黄——婚介公司“资源共享”
几天前，离异不久的梅女士找到A婚介征婚。交了300元入会费之后，中介向他推荐了几个征婚者。可这几个人梅女士没一个能联系上的。有的长期出差在外地；有的在材料上留的是呼机，可呼他根本不回；有的留下了手机号，可从来都不开机。一个偶然的机会，梅女士得到了一个叫任军的征婚者的手机号。这次手机打通了，梅女士也和这个任军见了面。对方自称是某单位干部，有住房。但是梅女士觉得双方性格不太合适，就没继续交往下去。几天后，梅女士又在B婚介的广告上看到了这样一条征婚信息：“黄先生，男，50岁，离异，体健貌端，体贴顾家……”花了300元钱，梅女士从婚介得到了这位“黄先生”的手机号。“刚看到这个手机号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熟悉。”梅女士说，等她拨通电话时，那边竟传来了任军的声音！梅女士吃惊地问对方：“你是黄先生吗？”那边迟疑了一下：“……我姓任。”“你是任军吗？”梅女士紧接着问。“你……你怎么知道？”此时，对方大概也听出了梅女士的声音，立刻挂断了电话。
初遇他姓任
几天前，离异不久的梅女士找到A婚介征婚。交了300元入会费之后，中介向他推荐了几个征婚者。可这几个人梅女士没一个能联系上的。有的长期出差在外地；有的在材料上留的是呼机，可呼他根本不回；有的留下了手机号，可从来都不开机。
一个偶然的机会，梅女士得到了一个叫任军的征婚者的手机号。这次手机打通了，梅女士也和这个任军见了面。对方自称是某单位干部，有住房。但是梅女士觉得双方性格不太合适，就没继续交往下去。
再见改姓黄
几天后，梅女士又在B婚介的广告上看到了这样一条征婚信息：“黄先生，男，50岁，离异，体健貌端，体贴顾家……”花了300元钱，梅女士从婚介得到了这位“黄先生”的手机号。
“刚看到这个手机号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熟悉。”梅女士说，等她拨通电话时，那边竟传来了任军的声音！梅女士吃惊地问对方：“你是黄先生吗？”那边迟疑了一下：“……我姓任。”“你是任军吗？”梅女士紧接着问。“你……你怎么知道？”此时，对方大概也听出了梅女士的声音，立刻挂断了电话。
原来是“托儿”
“这个任军其实就是个婚托儿！”两次征婚经历让梅女士知道了这其中的“门道”。许多婚托儿把自己的材料交给若干家婚介，A婚介说此人叫张三，B婚介登记该人叫李四。他的身份一会儿是经理、一会儿又是干部；年龄也一会儿50，一会儿48。
把自己的资料分给越多的婚介，婚托儿就能得到越多的好处费。同时，婚介之间相互抄录这些婚托儿的联系方式，将此卖给征婚者牟利。抄来抄去，难免就有了重复。
离婚农民“征婚”6名女白领被骗财近23万元
6名白领女性在寻爱路上不幸遭遇爱情骗子，令她们意想不到的是，这位曾令她们财色双失的“大众情人”，竟是一位只有初中文化的离婚农民。昨日，犯罪嫌疑人王利斌被秦淮区检察院批捕。
38岁的王利斌系盐城大丰县农民，离婚后两手空空，生活拮据。去年10月21日，王从一晚报刊登的征婚广告上发现了条件优越的军队转业女干部蒋燕。经过一番盘计后，王利斌拨通了蒋燕的电话，他向蒋燕介绍了“个人情况”，自称是工程公司老总，在禄口机场有一个几千万的工程。在取得蒋燕的初步信任后，双方约定当晚在夫子庙广场见面。王利斌选择了一家星级酒店，在吃饭时频频向蒋燕献媚，令蒋感到从未有过的体贴。
11月初，二人正式确定恋爱关系并开始同居。同居不久，王利斌便有意向蒋燕出示了二张某酒店老板的欠条，声称自己在龙福小区有两套住房，是房地产公司欠他的工程款，用来抵债的。见蒋对自己已深信不疑后，11月中旬，王开始了他的行骗计划，他向蒋燕编造出安徽蚌埠市电信局局长是他家亲戚，有一笔电缆生意让他做，现急需活动经费，问蒋能不能借钱成全此事。蒋燕心想有如此好事，就借给王利斌1万元。之后，王利斌又于同年12月12日、12月20日以要去厦门做汽车零件生意、床套生意为名，向蒋燕“借”了1.2万元。
今年1月，王利斌再次编造要与酒楼老板打官司，向蒋借8000元。今年2月10日，蒋将自己仅有的2.8万元存款全部交给王，但此后王便再也没了踪影，怎么也联系不上王利斌的蒋燕，这时才如梦方醒，想起了报警。
王利斌涉嫌诈骗被捕后，江苏连云港的女出租车司机刘英闻讯也赶至南京，向警方痛述了自己被骗经过：刘英于1998年春认识了王利斌，在连云港开出租车的刘英有过不幸的人生遭遇，1996年其丈夫车祸丧身，刘英带着三岁女儿艰难度日，在家人和朋友劝说下，刘英鼓起勇气刊登了征婚广告。
王利斌在刘英面前鼓吹他毕业于江苏某大学，经济管理系毕业，现是江苏某市驻连云港办事处副主任，王利斌高超的骗术让心无防备的刘英，在相处不到1个月内便与王同居。相处不久，刘英见王利斌不上班，问其究竟，王利斌编造出办事处主任因贪污公款被抓的故事，并称自己也受到牵连，暂时无法上班。心地善良的刘为爱默默承担起两人所有的开销。在与王利斌相处的一年多时间里，刘英不仅花光自己全部积蓄，还欠下1万余元的债务。
1999年12月，王利斌见刘英已被“榨干”，便对刘英说，他二哥在北京做生意很有钱，他要去北京找二哥借点钱回来买房子，刘英怎么也想不到，与他相处一年多的王利斌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王利斌在短短几年中利用征婚谈恋爱为名骗取至少6名女性白领22.9万余元钱财。
今年元月20日，苏北某公安局女民警辛含露通过媒体登了征婚广告。2月4日晚7时许，王拨通辛的电话，自称是某房地产公司经理，在宁有多处不动产，并吹嘘自己能将辛调到南京工作。当晚11时许，王打的赶到辛的家，被王连夜赶来惊住了的辛十分感动，当晚让王留在家中，第二天一大早，王向辛说有生意要赶往上海。过了几天，王又来到辛家，向辛提出借4000元，说要去深圳谈生意，王到深圳后，又给辛打电话说，这笔生意不错，可带出的资金不足，希望辛能帮他一把，保证一周内还钱。辛当日便电汇8.8万元给了王，但在辛汇款后第二天，王的手机便再也无法接通。
征婚信息孰真孰假？揭婚介所“黑心红娘”内幕
我们在报纸上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一些征婚信息：男士都是英俊潇洒的总裁、经理、有房有车，而女士都是漂亮美丽的年轻小姐，那么这些通过婚姻介绍所发布的广告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呢？
2001年4月，家住上海市的胡小姐到本市位于徐家汇的一家婚姻介绍所征婚，婚介所的人给她推荐了一位新加坡华侨之子，叫方国平。
胡：“他通过婚介介绍他自己家庭背景时说，他父亲在新加坡，现在他自己正办移民出国，希望通过婚介所寻找伴侣带到国外去。”
据婚介所介绍，方国平的父母都是新加坡的眼科医生，收入丰厚，而他自己则是沪上一家公司的经理。胡小姐交了婚介费后，很快与方国平确立了恋爱关系，一个月之后，方国平提出要向胡小姐借一笔钱，办理一同去新加坡的手续。
胡：“意思要我借钱给他，让他周转一下，因为他把钱都换成美金了。”
胡小姐对方国平的话深信不疑，她向自己公司的老板虞先生先后借了七万四千元，然后全部转交给方国平。可是就在胡小姐等着出国的好消息时，却发生了这样的事。
胡小姐向记者讲述了当时的情况：“我曾经有个同学跟我很要好，我也曾经跟她谈起过办理出国的事，我同学也蛮关心的，一直来电话。在(2001年)10月份的时候，很巧，她也在婚介登记过，但不是在我登记的那家婚介，也碰到像我类似的情况，她觉得很惊讶，而且那男的跟她说的和跟我说的条件是一模一样的。当时她就问他了，是否认识胡小姐，他一口否认。”
虽然方国平早就说在办出国手续，但半年过去了一直没有办好。毕竟钱是胡小姐公司老板虞先生的，听到这样的情况，虞先生托在警方工作的好友对方国平做了一番调查。
虞：“他(警员)看到一张借条中，写着他(方国平)的身份证和地址，他说帮我查一下，结果身份证是假的，就再进一步查证，一查，发觉他所有一切都是假的。”
胡小姐和虞先生正式报了警，经过警方调查，方国平根本不是什么华侨之子，1956年出生后他一直住在上海，离过婚，曾因诈骗罪判过三年徒刑，出狱后无业，专门在报纸上寻找征婚的女子，游走于上海市的各婚姻介绍所，以谈恋爱的名义骗取钱财，在和胡小姐交往的同时，警方发现，他还通过不同的婚介所，与另外5名女子有恋爱关系，总共从她们那里诈骗人民币50多万元，并绝大多数已被挥霍。
方国平因犯有诈骗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3年，但让胡小姐等人想不通的是，方国平是她们通过婚姻介绍所认识的，婚介所理应把好审查关，那么事实上又是怎么回事呢？
胡：“那天我到婚介所去的时候，根本没说过要看他(方国平)，是婚介所临时给我安排的，我根本不知道，但我当时是坐在边上，看到他拿了张身份证，没拿离婚证和学历证，也没有拿户口簿，就付了这80元中介费。”
实际上，这些年通过婚姻介绍所这一中介机构来诈骗的事情不止一件，也不止出现在上海，婚姻中介机构收取了中介费，理就提供真实的信息，那么这么多诈骗事件的出现是因为骗子的骗术太高明呢还是因为婚介所不负责任把关不严呢？最近记者随着一位征婚者王小姐到北京的几家婚介公司做了暗访。
随意翻开一份服务性报纸，征婚广告内满眼都是漂亮的女士和有钱的成功的男士。王小姐随意挑了一个写着成功总裁的征婚广告，电话打过去，是一家婚介公司。
婚介公司：“是这样，你得先到我们公司来，拿上你的身份证、学历证。你找孙老师，我们就在国际展览中心这边。如果要见他是200元，这是单见的价钱。如果你要入会的话，就能见好多，入会500元，见几个都行。”
王小姐：“我怎么能够知道他说的这些条件都是真实的呢？”
婚介公司：“这个啊，因为他们来的时候必须带着他们的身份证、离异证、学历证什么的。”
王小姐：“那就是说我们只要肯定相信你们就行了是吧。”
婚介公司：“对。”
王小姐：“明天去我能见着他吗？”
婚介公司：“可以，可以。”
记者和王小姐来到这家叫做的婚姻介绍所，婚介所共有两间房间，几张办公桌，和几位被叫做老师的红娘。一走进屋内，王小姐就要看广告上写的那位征婚人的详细情况，但这位孙老师却开始热心地给推荐起别人来。
孙：“这个是从国外回来的，36岁，1米88，个子挺高的。他有两个公司，一个是广告公司，还有一个是建筑方面的，做装修的。”
王小姐：“这个人也是从国外回来的吗？”
孙：“对啊，从国外回来的，澳洲。”
这位孙老师给王小姐推荐的不是有别墅的老总就是开着名车的经理，同时还不时劝她多交点钱入会，只有入了会才能见到所有这些令人心动的男士。为了探个究竟，王小姐就是要见在报纸上打广告的那位成功总裁，孙老师这才翻出这位先生的资料，但记者看到，资料并不像先前他们说的那样有各种各样的证明，登记本上学历证和离异证一栏中是空白的，倒是在表格上方有一行据说是这位成功总裁自己写的字：我发誓，我保证我是离了婚的。
王小姐问：“我什么时候能见着他？”
孙：“等你交完费。”
要见到这位先生，就要先交200元中介费，而且不管满意与否都不退钱，王小姐再次问孙老师是否交了钱一定能见到这位先生，回答是肯定的。
王小姐交了200元钱之后，孙老师叫她填表登记，意想不到的是，她竟然没有叫王小姐出示任何证件，包括最起码的身份证。这张由王小姐随意填写的表格就这样放过了档案栏。
接着孙老师开始给王小姐联系那位要见的先生，却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孙：“他说正好巧了，就今天谈事，谈完事了以后他们还得吃饭，一吃完饭就特别晚了。”
没交钱之前，说交钱肯定能见到人，可交了钱后却又见不到人。孙老师要给王小姐再约别人，但既然她没有看王小姐的任何证件，谁又能保证其他人的信息是真实的呢？
记者和王小姐又随意走到几家婚介所，情况基本一样，几张办公桌，几位看似热心的红娘，可是只要交了钱，谁也不会让你出示任何证件。我们来到一家自称是北京市服务最好的婚介所，可是这里的收费也把我们吓了一大跳。
王小姐：“你说让我交3600元？”
婚介人员：“对，低于3600元不收你。”
看到收费这么高，王小姐想走，但一位董老师却不肯放过今天的机会，经过讨价还价，她答应王小姐如果能先交500元，就给王小姐约一位男士见见，感觉不错想入会，再把钱补齐。不过这500元是不会退的。
收费这么高，听起来服务又这么好，记者以为这家婚介所肯定会对客户很负责任，把关也会严一些。但是，当王小姐把填写着假姓名，假年龄，假工作单位，假学历的登记表交给董老师时，老师同样没有提出要看看王小姐的任何证件。
没过几分钟，老师给记者约的私企公司的老总来了，没说两句话，这位征婚者就要走。交了500元，这么匆匆一见就算了事，而董老师又劝王小姐干脆再交3600元入会。记者看到这里的收费分为三个等级，最低的380元，最高的1万元。据董老师介绍，普通型的会员是380元，380元见的是外地打工的，初中生。680元见的是公司一般白领。3600元的可以约见“秘档会员”，“秘档会员”就是有几个身份比较特殊的会员，有国家政府官员，还有商务圈比较有知名度的人，要做到保密档的。最贵的一万元，就是精选人员，前期后期主管精选完了以后，让“老师”过关。尽管董老师非常热情，但记者和王小姐都感觉象钻进了一个事先设好的圈套，推说钱没带够，第二天再来，才得以脱身。
第二天，登记时全部用的假资料的王小姐竟然得到董老师这样一个答复。
王小姐：“你说已经把我档案怎么了？”
董：“搁电脑里了，就是除非特别出色的男士才能看到你。”
前不久，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也对婚姻中介市场进行了隐形调查，在调查的五家公司中，只有一家要求征婚者出示身份证，其余的一律只收钱不管事。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组织联络与宣传部主任龙志兵接受了记者采访：“婚介公司因为它是九十年代那会儿才发展起来的，在管理各方面不是做得很到位、很及时，导致一些婚介公司滥竽充数。另外就作为国家的行政管理部门来说，你怎么去管理，怎么去规范，怎么去制止，这方面我觉得咱们采取的手段不是很到位、很及时，或者说没有跟上。”
婚姻中介不同于其他的中介，如果提供的信息是虚假的，那么征婚者不仅损失了金钱，更在感情上受到伤害，所以婚姻中介市场的诚信尤为显得重要。前不久，上海等一些城市已经出台了一些法规，对婚介公司的注册资金，营业面积和从业人员等方面进行了规范。但愿通过这些可以使我们的婚介市场规范起来。
评说——心理误区助长非法婚介骗人歪风
如果征婚者抱有正确的心态，他们还会被这些编造的征婚故事所蒙蔽吗？也许正因为不少征婚者存在心理误区，才助长了非法婚介骗人的歪风。
北京市社会生活心理卫生咨询服务中心的马老师从事了多年婚介服务和婚姻心理咨询，她认为不少征婚者择偶心理不成熟，才造成屡屡上当受骗，合格的“红娘”应当尽可能排解他们的心理困惑，让他们走出择偶误区，而不是编造故事去刺激、诱惑他们，让他们在误区中陷得更深。前不久，有一位外地姑娘一来就要找“大款”，而且是那种能带她出国的“大款”，马老师回绝了她，因为这种征婚心理不健康。马老师希望征婚者能更关注婚姻的质量，而不是把婚姻当做追求物质生活的跳板或加上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那样只能贻误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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