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生孩子曾是一件很随便的事情，近日，“非婚妈妈”成了媒体炒作的热点，更是将妇女追求生育权利推向了极致。其实，鲜为人知的却是，从近几年有关的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妇女一直在积极地追求着自己另一种权利：避孕。

　　避孕变成自愿行为

　　“我愿意用吃药的方式来避孕。”安徽省黄山市歙县郑村镇农民程玲在多次进行孕情检查和生殖健康培训后，坦率地讲出自己希望的避孕措施，并得到了当地计生部门的鼓励。

　　而在以前，对像程玲这样的妇女，通常是一个行政命令，便进行了结扎，也不问人家愿不愿意。

　　如今，在中国，随着“知情选择”试点的推行，越来越多的农村已婚育龄妇女可以像程玲一样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选择结扎和宫内节育器以外的短期避孕方法，包括避孕药、避孕套、避孕膏膜等。

　　所谓“知情选择”就是要确保已婚育龄妇女在选择避孕方法时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和决定权，由基层计划生育部门负责向其普及生殖健康知识，帮助她们充分了解现有的避孕手段和特点，使其真正自主地进行有计划的生育。

　　专家认为，这是中国民主的一大进步：自由选择、自由生存的权利，更加受到了尊重和保护。

　　计生之道以人为本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中国一直普遍推行长效避孕措施，累计少生了3亿多人，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长，缓解了人口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人口再生产类型也已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完成成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转变。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际合作司助理巡视员汝小美说：“‘知情选择’的出现表明了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趋势，它正在从行政指令及单纯控制人口增长向以人为本、为育龄群众提供优质服务转变。”

　　中国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试点1995年开始于辽宁、上海、江苏等6个地区的县/区，目前已拓展到800多个县区，占全国县区总量的33.3%，“知情选择”一直是试点地区优质服务的重要内容。

　　2001年12月，中国颁布《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首次明确规定公民享有避孕方法的知情选择权，要求各地政府向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免费提供避孕、节育技术服务。

　　避孕药剂替代结扎

　　目前，一个覆盖省、地、县、乡、村，拥有52万从业人员的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服务网络已在全国初步形成，在宣传法规、传播生殖健康知识方面起到了行之有效的作用。

　　黄山市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耿新潮说，“中国已婚育龄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的生育观正在日益成熟，她们对人口增长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影响大都有比较理性的认识，因此在生育方面也变得更有计划。”

　　国家计生委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试点工作的开展已使中国育龄妇女避孕方法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已婚育龄妇女中，选择结扎等不可逆性避孕方法的妇女已从1992年的41.66%下降到目前的38.1%，选择避孕套、口服避孕药及避孕针剂的妇女则从当时的5.55%上升到7.2%。

　　与此同时，中国妇女的人工流产数大幅减少，2001年全国人工流产数与1990年相比减少了53%。

　　然而，同结扎、宫内节育器等传统长效避孕措施相比，由于受到教育程度和使用方法等因素的束缚，短期避孕方法面临的怀孕风险相对较高，给今后计生工作带来的压力和挑战也更大一些。

　　妇女心情好起来了

　　一项专家调查显示：80%的农村妇女认为，在计划生育政策中实行知情选择，让她们心情好了，妇科病减少了，参加生产劳动时间多了，家庭地位提高了。

　　目前，育龄群众可以选用宫内放置节育器、男性节育、女性节育、使用避孕套、口服或注射避孕药、皮下埋植等方法来进行节育。通过这些方式，育龄妇女每一次妊娠都能孕育健康的婴儿，且母亲的身体不受损害，育龄群众也可以有效地调节生育，降低非意愿妊娠的发生，避免避孕方法病发症或因避孕导致的疾病，同时促进其生殖道感染的防治，减少不孕不育的发生。

　　政策实行一段时间后，70.8%的农村妇女对现在采用的避孕方法都感到满意。

　　专家们在访谈中还了解到，过去许多妇女不重视自己所患的妇科病，现在才知道妇科病与避孕方法的选择有一定的关系，于是都开始注意培养自己日常的卫生习惯。现在妇科病的几率大大减少，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时间多了，收入增加了，在家里的地位也提高了。

　　在山多地少的歙县，由于种田只能满足基本口粮，很多人都外出打工赚钱，当地人对“少生快富”的观念非常认同。虽然国家允许夫妻双方都是农村户口的家庭在第一胎是女孩的情况下再生第二胎，很多人都放弃了这个机会。

　　程玲目前只有一个4岁的女儿，但她不想再要二胎。她说：“我的孩子能健健康康地读到大学就够了，再生一个意义并不大。”（程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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