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十多位中年女士饱受丈夫“包二奶”之苦后走到了一起，免费为其他受害女子提供“侦探”服务近两年。她们向工商部门申请开设女子侦探所被拒绝……

　　在古城西安，从2000年后半年开始，有几个40多岁的女士经常聚在一起，互相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后来，这些人群中又加入了几个女子，她们痛恨的目标都是“二奶”。如今，这个群体已经发展到十多人。她们之中大多是因发生婚变或家庭面临破裂的家庭主妇。她们走到一起的目的，就是免费为有同样遭遇的受害女子提供“侦探”服务。

　　起初，她们没有固定的地点，各个同伴的家就是她们的“据点”。一个月前，她们租了一间不起眼的门店，一边搞婚姻介绍，一边搞自己的“侦探”服务。这时，她们向工商局申请了开设女子侦探所，但遭到拒绝。如今，那间门店已快租给别人了，她们的未来又将如何呢？

　　干“这一行”是“被逼出来的”

　　费尽周折，记者终于联系到了这些已略有“名气”的古城女“侦探”。女“侦探”之一的张女士直言不讳地说，她们年龄都在40岁以上，都有基本相同的遭遇———丈夫有婚外恋。她们干“这一行”都是“被逼出来的”，常被人称为“女福尔摩斯”。她说，自己信任丈夫，不料却发现丈夫跟其他女人长期同居。求助于公安部门，派出所却以“婚外情没法管”为由而拒绝；到法院立案又无证据；去找妇联，妇联却无执法权。

　　“事情一旦发生，女人从头到尾都处于弱势地位，男人只顾自己，到头来受伤害的都是妻子和孩子。自己的事，只有自己解决最有力。”张女士说。这些对二奶“同仇敌忾”的女士们最后讨论出一个“决议”：帮助受难女子，共同对付丈夫和二奶！

　　据她讲，女“侦探”聚到一起纯属偶然。2000年，几个有同样遭遇的女士，在妇联、公安、法院反映问题时遇到了一起，相同的遭遇使她们有了共同语言。

　　近两年来，她们用最原始的跟踪盯梢办法，给受害女子提供了很多帮助，有的家庭破镜重圆，有的为受害女子提供了有力的法律证据。只要有状告丈夫的案子开庭，她们都去旁听，为受害女子鼓气。

　　两个家庭的故事

　　“关于家庭，我们都有自己的难言之隐，更有一段辛酸的故事。真正促成我们联合的，是三个女性的死。”张女士说，“她们的死使我们意识到只有拿到证据，用法律的手段制裁婚外恋，才能挽救家庭。”

　　第一个家庭，一家三口和和睦睦，丈夫原本是一个小职员，快50岁时意外地被提升为单位的领导，不久，就和单位一个独身女人黏糊在一块。40多岁的陈女士很快就发现丈夫有些不正常，经常很晚回家，最后发展到干脆不回家。为了孩子和家庭，她只能忍气吞声地规劝，但丈夫并不理睬。有一次，当她与丈夫吵得不可开交时，女儿出现了。幼小的心灵早就难以忍受邻居的流言，如今见到如此难堪的局面，女儿的精神崩溃了，到自己的房间，喝了农药。陈女士做好饭，叫女儿吃饭时才发现女儿已离她而去。她万念俱灰，那瓶剩余的农药，就成了她寻找“安宁”的钥匙。

　　“自从她生了孩子以后，我对她已经没有感觉了！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家庭的丈夫面对因车祸而躺在病床上的妻子所说的话。这位妻子小巧玲珑，曾留学于日本，回国后在西安一家宾馆当部门经理。孩子出生后，丈夫就偷偷地在外与其他女人同居。该女士不愿意别人知道这一切，一直希望自己的真诚能够使丈夫回心转意。但事实证明她失败了，后来她患上了不治之症，至死也没有见到丈夫“回归”。

　　张女士说：“这两个家庭的女性都是因为婚外恋而死的，她们都曾以不同的方式求助于法律，但都因为没有证据而失败。”“我们发现，整治二奶并不能达到最终目的。二奶没有了，还有可能出现三奶、四奶……只有取得证据，用法律手段惩治这些不道德的男人和女人，所有的家庭才能安宁，大家只有联合起来寻找证据，法律才能给弱者一个公正。”

　　为让一位丈夫“收心”盯梢6天

　　张女士自称自己和其他几位“联合者”只是当代“女侠客”而已，她们不是什么组织。

　　据介绍，她们当中有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也有生活比较困窘的；有的有固定工作，有的是下岗工人；有的人有通讯工具，有的连传呼也没有。她们没有专业调查经验，更未受过专业训练。她们的侦探工具只有录音机、望远镜、傻瓜照相机，都是凑起来的。在一次“侦探”过程中，仅有的一架傻瓜照相机还被一个女子的丈夫夺去摔坏了。

　　两年来，这种自发组织在一起的“女侠客”们曾侦探过好多次，她们挽救了几个即将破碎的家庭，也因此遇到过一些尴尬。

　　盯梢“侦查”是她们最常用的手段。去年9月份，一位女子说，丈夫“丢失”了好长时间，但每次问起丈夫时，都问不出个究竟。“女侠客”们根据这位女子提供的照片，在其丈夫的单位很快认准了人，随后就开始了长达6天的跟踪。第一天到第三天，她们从咸宁西路到和平门一直跟踪，因这个男人骑摩托车太快，都没有结果。从第四天开始，经过在兴庆公园、金花南路十字、太乙路、纬什街等多个地点的“侦查”，最终在纬什街一栋老式楼房里找到了他和情人居住的房间……最终，这个男子终于和妻子和好，不再与那个女人来往。

　　有时候，她们在跟踪别人的同时反被别人跟踪，往往因此陷于尴尬的局面。最令她们难以理解的是，那些与别人的丈夫同居者，竟然在她们抓到证据的同时反唇相讥：“你有能耐就管住自己的丈夫！”或者“你的男人爱我，我也喜欢他，你有本事就叫回男人，叫不回去就是我的。”

　　社会是否需要“女侠客”

　　在西安街头，记者随机就“女侠客”以及她们所进行的侦探活动采访了10多位市民。不少市民认为它能防止和减少诈骗、婚外恋等违法、不道德行为，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净化社会空气；也有人对个人隐私权受到威胁感到不安。

　　一部分人认为，“女侠客”的存在与否，关键要看其“是否能够满足社会需要”。既然“社会有这种需要，它就有存在的必要”。这类观点认为，预防犯罪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能仅仅依靠官方，同时应当依靠民间力量。私人侦探的调查是“为了向委托人提供真实情况，保证当事人知情权不受侵犯”，私人侦探可以有效维护受害女性的权益。

　　但更多的人对“第三者”的调查中是否损害他人的隐私表示忧虑。一位男士说，假如有一天自己被妻子怀疑，妻子便请了调查公司来调查，这对他所造成的伤害岂不更大吗？有人认为，“包二奶”是一种违反法律和道德的行为，其中的重婚行为可以构成重婚罪。但是，民间调查机构不宜对“包二奶”进行调查。因为要完成这类调查任务一般都要采取跟踪、窃听、偷拍等调查方式，而“这些调查方式是不合法的”。如果民间调查机构与官方(公安、检察机关)共同进行，并主要作为官方的助手，原则上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但是，如果“诱惑”行动由“私人侦探所”单独进行，难免有引诱犯罪之嫌。

　　省妇联法律服务部赵玉玲部长认为，婚外恋是不应该的，作为“第三者”插足别人的家庭，甚至使家庭因此而解体，是不道德的。遇到婚外恋的当事人应当慎重的考虑：如果认为原有婚姻确实破裂，应当“通过正常渠道解决”，任何公民都有这样的权利；如果婚姻还没有走到破裂那一步，妻子就应该对丈夫“好言相劝”。我国《婚姻法》增设了离婚时过错方赔偿制度，以增加法律的可操作性，但“存在取证困难的实际问题”。

　　赵玉玲说，如果丈夫确实有婚外情，并难以收心时，可以通过法院解决取证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律师取证。如果丈夫并没有离散家庭的意思，采取私下“侦探”这种方式取证，势必加深夫妻之间的不信任，使矛盾扩大，不利于夫妻和好。所以，“国家不允许私人侦探存在确实有一定的理由”。

　　外地早有类似侦探公司

　　尽管我国《民法》、《刑法》有规定，除了公安机关外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可以进行非法跟踪、非法拍摄；否则，造成严重后果的，调查公司必须承担责任。但据了解，我国各地不少省份，在杭州、重庆、北京等许多城市，都有民事调查事务所，如甘肃求实民事调查事务所、环亚民事咨询部等等，这些组织都在正常地进行自己的业务。

　　2000年的第一天，一家类似于“私人侦探所”的公司在南京夫子庙一条闹中取静的小巷子里悄然挂牌成立，该公司的业务范围包括资信调查，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调查取证，以及个人委托的其他调查等。南京市工商局核发给该公司的营业执照注明的名称是：南京某某经营调查咨询有限公司；嘉兴市搜狐调查公司的经营范围有市场经济调查、经济信息咨询、投资策划。但其所接的业务中，关于婚外情调查的份额却高达23%。

　　在一些城市，许多冠以“真相调查中心”、“诚信调查中心”名号的机构所做的广告随处可见。“全方位的婚姻、财产调查”、“为您专业代理各种私人委托调查信息咨询”等诱人的广告词，明确地昭示着这些调查公司实际上就是“私人侦探所”。

　　“私人侦探”在我国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记者登录了网址为“C007”的“中国侦探网”。该网的首页这样介绍说：中国侦探网开创了中国第一家民事调查专业法律服务网站，日访问量20万人次。该网站称，能进行民事调查、婚姻不忠调查、打架维权调查、反腐调查和行踪调查、性侵犯保护等等。在“婚姻不忠调查”的介绍中说：“根据《婚姻法》过错方赔偿原则，接受当事人委托，调查婚姻不忠证据，维护一夫一妻制。”

　　“私人侦探”收费一次可达数万

　　这些“私人侦探所”发展如此“兴旺”，都是因为受利益所驱使。在北京，婚外恋的调查费用一般起价3000元，高则达到5000元；而债务方面的调查由于需要动用侦探公司的关系网四处“打点”，因而一般收费在1万元以上甚至数万元。他们在调查婚外恋时，主要是对被调查者进行全天候跟踪监视，伺机进行偷拍、偷录、偷摄。而帮人进行债务调查时，则主要是通过关系到银行、税务机关、工商部门查找被调查者的账号、税单、工商登记等凭证。

　　他们的工具有摄像机、高倍镜头照相机等“常规武器”外，还有跟踪仪、针孔镜头等“尖端科技”。他们在调查婚外恋时，这些设备可以拍到被调查者与“第三者”同居的照片、录像、两人外出亲密的照片，再加上他们设法弄到的邻居、居委会的有关证言，就足以证明被调查者有婚外恋。他们取得的证据，最终都是通过律师或原告交给法庭，而且有些案子里它们常常是惟一的证据，法庭也没其他好的办法。

　　与此同时，在成都、武汉、南京等地，已发生了一些由民间调查机构引起的诈骗闹事、诱奸妇女、暗中拍卖被调查人家庭隐私情报资料等事件，因此“私人侦探”们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已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很难获准工商注册

　　古城的“女侠客”欲办“私人侦探所”虽然遭到工商局的拒绝，但她们表示，她们的行为是社会的需要，她们一定要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将此事进行到底”。如果有一天能够注册登记，他们就公开收费搞侦探，为众多女士服务。但因“私人侦探”没有法律依据，她们的愿望可能要落空。

　　“私人侦探”的存在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是目前我国法律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陕西王炳森律师事务所一位律师认为，“私人侦探所”在法律上目前是一个盲点，有关法律条文在此方面也是空白，目前法律也没有私人侦探所有关办理程序。所以，关于工商所是否应该给私人侦探所发证一直是一个争议的问题。由于法律没有对私人侦探行为进行规范，“作为一个新事物，不宜轻率下结论”。但他强调两点：一是私人侦探调查“取证手段要合法”；二是我国《程序法》中没有规定私人侦探这种取证方式，因此私人侦探的“调查结论法庭不会采信”。

　　“私人侦探”的工作常常会触及他人的隐私，甚至会在社会上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因此早就被列入了公安机关和工商部门明令禁止的范围。工商部门在注册登记时，会严格遵照《公司法》和《国务院注册登记管理办法》，对打着“信息咨询”或者“调查”的招牌，从事私人侦探的绝不会注册。

　　公安部1993年发布的《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规定：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各种形式的民事事务调查所、安全事务调查所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被明令禁止的“业务范围”包括：受理民间民事、经济纠纷，追讨债务，查找亲友，安全防范技术咨询及涉及个人隐私方面的调查等。

　　我国《民法》、《刑法》有规定，除了公安机关外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可以进行非法跟踪、非法拍摄；否则，造成严重后果的，调查公司必须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规定：“只要不违反法律的一般禁止性规定，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未经对方同意的录音录像也可以作为证据。”

　　但许多法律专家提醒，这一规定并不意味着“偷拍偷录合法化”。“未经同意”应把不违反法律的一般禁止性规定、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作为前提。本报记者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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