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生活美满与否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既和双方的身体素质有关，也受双方的感情状况、社会生活等影响。潘绥铭在一篇文章中对当下我国居民的性生活状况做了描述性的统计。潘的研究显示：

　　1.夫妻当中，对自己的性生活非常满意为27.1%的人；比较满意的62.1%；只有10.8%的人感到不太满意或者很不满意；

　　2.就全体中国成年人而言，大概的平均性生活频率是在每星期1次左右；

　　3.文化程度的高低，与性高潮的多少成正比；

　　4.做家务影响性满意度，如果夫妻做家务的时间差不多，对于夫妻双方的性满意都没有什么影响，多做家务的一方性满意度会下降；

　　5.大城市和农村的居民性生活质量比中小城市的居民差；

　　6.性知识有助于提高性满意度；7.吃醋和性生活频率密切相关，相互之间从来不吃醋的人们，性生活频率比那些有时吃醋和经常吃醋的人们要少得多；

　　8.婚外性影响性满意度，如果任何一方有了婚外性行为，不管对方知情与否，自己在婚内的性满意度可能性也会大降；

　　9.接受过性服务的男性比例约为6.4%，更大比例的城市男性接受过性服务；

　　10.收入状况和性交易可能相关，收入最高的5%的男人接受性服务的可能性，是收入最低的40%的人的33倍。

　　(本报记者根据潘绥铭文章整理)

　　性之变

　　□本报驻京记者南香红

　　10月16日，在中人民大学召开的一个全国性研讨会上，有关专家提出：“一场性革命，伴随今日社会的变迁悄然改变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进而改变了中国人的初级生活圈。”

　　“性革命”，听到这样的词，不由得让人心里一惊，因为这个词让人联想到196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青年人的性解放运动，以及这场运动给整个世界带来的至今未息的冲击波。

　　我们所经历的爱、婚姻、性真的已经达到了“革命”的程度？“判断是否是革命应该有两个标识，一是这种变化是渐进的还是突然的急剧的变化；二是这种变化是发生在少数先锋人物还是普通的大众中。”中国人民大学的性社会学教授潘绥铭说。

　　“我们所说的性革命，是发生在中国城乡普通人当中的。假如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一个个平常家庭里的妻子、丈夫，进城打工的男男女女，他们对待婚姻和性的态度变了，那才是一种真正的变化。”

　　调查数字显示：打工妹和打工仔们有过任何一种婚前性行为的已经占到总人数的45.7%；非婚同居的已经占到5.8%。这两个比例都是既多于农村人口，也多于城市人口。此外，已婚者(男女都包括)有过婚外性行为的也是这群人最多，达到28%-30%；超过农村已婚者将近20个百分点，也超过城市已婚者大约11个百分点。

　　未来10年当中，农村的一半人口将进入城市，在乡土亲情都改变之后，最大的改变必然是婚姻、爱情、性的改变。

　　“性革命的另一个标识，就是现代中国青年人童贞观念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银河说，1980年代，她在北京做过调查，有婚前性行为的不过15%，而现在有这一行为的已经达到70%-80%，她说，西方婚前性行为达到95%以上，但东方和西方相比，东方有重童贞的文化和传统，达到70%甚至80%的比例，就说明童贞已经被冲破了。

　　“这个变化的确非常让人吃惊，仅仅在几年前，一个失贞的女子在婚姻上还会遇到问题。”

　　“革命一般不是指缓慢的变化，而是短时期内的急剧的变化。中国人的性变化也就是集中在10年的时间内和25-35岁的人之中。更核心一些说是发生在25-29岁的人群中。”潘绥铭教授说。

　　●从社会凝视到性公开

　　当一个人感觉被一双眼睛盯着的时候，他的一切行为都会受到压抑，遑论性。社会学家把这种整个社会对个人的严格控制称作“社会凝视”。

　　性的解放只能是发生在一个开明的社会里，社会学家们认为性革命和我们的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中国城市里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正日益明显，“陌生人社会”已经形成。

　　“现在，这种来自社会深处的对个人行为的‘凝视’已经消失，最简单的例子是：过去男女入住宾馆是要出示结婚证的，现在已没有人这样要求了，社会给个人腾出了更大的空间。”潘绥铭说。

　　性被认为是个人的事，只要不妨碍他人，社会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宽容。无论是在大众媒体、电影文学，还是在学术领域，性也成了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

　　研究性恋亚文化的李银河对此感受颇深。作为一个性社会学研究者，她曾在1980年代三次申请在某大学开设性学课程，但均被拒绝。

　　李银河说，从社会对同性恋者的态度上，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性从禁忌走向开放。

　　我们与美国人作一下横向比较。

　　在政府并不扫黄的美国，在1992年，即使加上使用性工具、打色情电话、看脱衣舞等活动，也只不过有41%的男人和16%的女性曾经从事过。可调查反映出，在调查之前的12个月里，仅看过“黄”(直接表现性生活的详细内容的图像材料)的中国成年男性就有39.8%，与美国男人相差无几；看过“黄”的中国成年女性有21.6%之多，比美国女性还多5.6个百分点。

　　当警察干预一对夫妇在家看“黄”时，在社会上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因为有很多人这样做，他们自然会联想到自己，进而引发对个人权利的讨论。李银河说。

　　“‘社会凝视’消失了，与其相伴随的社会行为和道德方式也消失了，另一种则在生长，这就是对个人权利尊重的道德。

　　“从对电影上接吻的镜头高呼‘闭眼’，到对大街上搂搂抱抱的青年泰然处之视而不见，或许有些看不惯的，但那是别人的私事，不会冲上去干涉，这就是变化。社会如舞台，不是舞台上的‘戏剧’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观众’自己变了，是对戏剧作出评价的人变了，至少是不反对了，不反对才有存在的可能，才有认同的可能。”潘绥铭说。

　　而这些“观众”，是社会的大多数，他们的态度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态度。他们的宽容也是社会的宽容。

　　●性与生殖分离

　　生完一个孩子之后，中国的夫妻为什么再过性生活？这是一个问题。

　　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性从来没有脱离过“传宗接代”这一目的，性在中国人的婚姻当中从来没有独立存在过，娶妻纳妾的目的是“为后，非为色也”，性被淹没了。

　　从1981年起，中国开始在城市人口中全面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以后又陆续扩展到农村人口。在当时和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没有人觉得这与“性”有什么关系，但它的实际后果是彻底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性。

　　人们在生过一个孩子后，性的生殖任务就完成了，人们再过性生活的理由就只能是为了维系双方感情，或者干脆就是为了“寻欢作乐”。潘绥铭教授说。

　　在40岁以下的城市女性中，已经有49.1%的人至少做过一次人流，在农村则是29.1%。在45岁以下的妻子中，不再害怕怀孕的人与仍然害怕的人相比，对于夫妻性生活感到满意的可能性是后者的2.05倍。

　　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性，赋予它新的意义和作用，性成了婚姻、情感的润滑剂。据潘绥铭教授调查，在离婚又再婚者中，现在的性生活，比过去跟前夫妻的性生活要好得多。

　　孩子的减少，使得夫妻之间的“养育合作时期”被极大地缩短了，“空巢期”(子女成年离家而去)却被加长了，离婚时对于子女的顾虑减轻，夫妻双方的性选择也相对自由。

　　婚姻不再只有一个结局：白头偕老。在20-64岁的中国人里，曾离过婚的人已达2.8%；相当于大约2500万人。

　　●性冲破婚姻

　　对于中国人来说，想过性生活就得结婚，这是一个常识。但这个常识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改变了。没有婚姻却有性生活，有了婚姻也可以有婚姻之外的性生活，婚姻已经包不住性了。

　　现在，人们坚守的道德界线是：看和谁有婚前性关系。

　　和自己将要结婚的人发生婚前性行为，人们基本上不反对，但和未来配偶之外的其他人，是人们难以容忍的。

　　潘绥铭教授曾经在1991年、1995年、1997年和2001年四次随机抽样调查全国大学生的婚前性行为，前三次大学生中婚前性行为都没有显著差异，都在9.4%到10.7%之间，2001年出现激增，男生当中达到20.0%，女生达12.8%，总计16.9%。

　　你让一个有15年性“待业期”的年轻人怎么办？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从事青少年性教育的陈一筠女士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想不让他们有婚外的性是不可能的，婚前性行为在青春期提前了而婚姻推后的情景下是很正常的，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走进了婚姻的性，也在寻找婚外的尝试。那就是困扰许多家庭的“婚外恋”。

　　1980年代末，性正在偷偷摸摸地越过婚姻。李银河就在北京做了小范围的调查，当时承认自己有婚外恋的占有效调查人数的3.7%。80%以上的人对任何形式的婚外性行为都持严厉的不容许态度，但那个时候人们就对有爱的婚外性关系容许的程度比无爱的性要高。

　　进入1990年代，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学者范丽娟的报告的内容是婚外情大量攀升，全国因婚外情引起的离婚诉讼已经占离婚诉讼总数的25%-35%。无锡市妇联的数据，无锡市1997-1999年的1356起离婚案件中，婚外情引发的占71%。

　　中国人的婚姻已经被泛滥的婚外情冲得七零八落了，人们可以从周围的人，从媒体的大量事例上作出这样的判断。

　　潘绥铭则认为“中国人还远远没有‘乱套’”。

　　潘绥铭主持的全国性调查显示：在全中国20-64岁的结婚或同居的总人口里，越过婚姻而有性的人，只有13.1%到13.9%之间(正负差0.34%)。

　　从和婚外的“别人”保持性关系的时间长度上来看，中国人的婚外性行为，不是以“一夜情”为主，也不是以“性交易”为主，仍然是以持续时间较长的“婚外性关系”为主，因为在有过的人里，性关系超过一个月的占83.4%；不到一个月的占56.3%。

　　婚姻自由和性自由似乎是一对永远也难以调和的矛盾，婚姻越不自由，性就越自由；婚姻越自由，性反而可能变得不自由。婚外性的增加，某种程度上和中国离婚负担过重有关。当离婚变成一条危途时，男女双方都不愿付出太大的代价。而“爱”又不能舍弃，婚外性就成为一个不算是好办法的办法。

　　婚外恋和性交易如两道夹板，向婚姻进逼，婚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婚姻的内容就在这种局势下发生了悄悄的变化。

　　婚姻内部的变化，声音最小，最不易为人们发现，但它的意义最大，我们的普通夫妻变了，也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变了。

　　更多的人把婚姻看作是一个过程，爱就存在这个过程中，白头偕老已经不是人们追求的惟一目标。爱，已经不是过去的恩爱式的，浪漫情爱是更多人的追求。

　　人们越来越认同浪漫情爱的美好，认同浪漫情爱所共守的准则：男女双方人格平等、排斥物质利益、追求美好的过程等等，这是现在的年轻人的天然选择和倾向，没有人愿意选择先结婚后恩爱的模式。

　　潘绥铭认为，婚外性对婚姻的破坏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只不过在这种冲击下，婚姻、爱、性三者的关系变了。爱和性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越是相爱的夫妻，性越和谐、性生活越多，性越好，双方之间的互相满意度越高。

　　令人欣慰的是，高达70%的人觉得夫妻相爱，婚姻满意，但是觉得非常满意非常相爱的人也很少。

　　●互联网成为“性革命催化剂”？

　　专家们认为，互联网的普及也是中国“性革命”的“催化剂”。学者们笑言：“过去张生为了会崔莺莺，得爬多少次墙才得见一次？如今QQ、E-mail、虚拟社区等极大地方便了性交往；由于网络的开放性，也使中国人的性教育材料比几年前极大地丰富了。”

　　一个显著的标志是“网恋”和“网络性爱”，带着超越时空性、虚拟性、满足多种需求性等特征。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学者薛雅利认为，当前网络性爱被广为传播的现实原因是“性”认识正常途径缺乏、教育存在偏差、影视等现代传媒宣传的影响，性缺乏明显。

　　●“性权利”受到空前重视

　　在今日中国，人权话语已进入性的领域。

　　北京师范大学学者赵合俊认为今天中国人的性权利主要在3个方面得到彰显：1.非生殖的性快乐也被看作目的；2.性被看成是个人的事，是一种私人化体验；3.任何人的任何性行为与性关系，只要没有妨碍和伤害他人，都被认为具有正当性。

　　过去一直是禁忌的女性性权利成为一个公开的社会流行话题；同性恋这一名词在社会普及，而过去通常被称为“鸡奸”。

　　●“性革命”伴生的问题

　　学者们认为：当前的“性革命”也伴随着不少社会问题，但板子不可完全打到“性革命”本身上头。如重婚、纳妾、拐卖妇女、破坏军婚等现象，都有性的因素，但涉及的主要是婚姻制度和妇女的人身自由；性病与艾滋病都可能通过人际性行为来传播，多伴侣性行为和造成血液接触的性行为都可能扩大传播，因此对此进行社会管理是必要的，但最终消除病患的只能是医学；未婚先孕、少女母亲等问题只是性活动产物。它们的要害是违反了社会对婚姻家庭的设置，同时也对婚姻家庭实体单位的建设和女性的保健客观上带来不利。

　　从“性”着手来消解伴生的社会问题，一个最重要的途径是性教育，当前性教育需要走向社会化和终身化。中国历史上缺乏的并不是性教育本身，而是教育中缺乏以现代科学成果为基础的性的全面知识，缺乏对个人选择能力和发展能力的终生培养，也缺乏适应于转型社会的性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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