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今年12月3日晚8时，四川省疾控中心有关人员，为成都市大茜亚夜总会的一百多名服务人员举办了艾滋病防治方 面的知识讲座，并现场发放了安全套。据四川省疾控中心有关人士透露，下一步还要将这种公开干预行为向宾馆、酒楼等其他 “高危场所”推行。

　　1985年至1995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泰国推行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运动，10年间成功预防两百 多万人感染艾滋病。基于国际经验以及中国逐渐变得严酷的艾滋病蔓延的现实，我国于2000年首先选择了武汉黄陂、江苏 靖江作为试点，启动了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项目。但这一措施却在我国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鱼和熊掌能否兼得

　　“推广安全套就等于发放性执照”，对“100%使用安全套”这一措施持反对意见的人几乎都这么认为。

　　在某杂志社工作的刘女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对市民的误导，特别是对青少年。”曾在某迪厅工 作过的李先生对记者说：“是不是在娱乐场所只要使用安全套，卖淫嫖娼就被默许了？成都的这种做法似乎承认卖淫嫖娼的合 法性，与我国的国情、法律、伦理道德观相冲突。”

　　在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与李先生观点一致的人不在少数，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无异于承认卖淫嫖娼行为我们一定要打 击，但是目前还打不净，所以要求那些“漏网之鱼”在交易时别忘了使用安全套，把性病的比例降下来。

　　内蒙古擎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耀辉在接受采访时说，在一些国家是没有卖淫嫖娼这个词的，有些国家妓院的行当是要 纳税的，如果在那些国家的某些场所，发放安全套，当然是好事。但在我国，想在一边禁止的同时一边制度化地提供帮助，是 很不现实的，在执法上也必然呈现混乱。

　　对于上述观点，试点工作的推动者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中心健康教育与行为干预室主任吴尊友博士在接受采 访时说，在娱乐场所中推行“100%使用安全套”的工作之所以要由政府出面组织，绝不是说政府对卖淫嫖娼持默许态度， 而是因为只有政府才有组织、协调和评价以致最终决定是否推广这项工作的能力。在娱乐场所推行“100%使用安全套”并 不意味着政府就不再打击卖淫嫖娼的违法行为。在打击卖淫嫖娼的同时，我们不能放任任何可能发生的性病、艾滋病传播的危 险。“鱼和熊掌怎能兼得呢？”针对吴尊友博士的说法，李先生提出了质疑。

　　能否保护大多数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广告经理对这一措施不假思索地表达了赞成的态度：“在无法根本禁止卖淫嫖 娼的情况下，只要其存在，就有艾滋病性病传播流行的基础。因此，有必要采取针对性措施。”他认为，那些反对者只看到了 对少数人的保护，而没有看到推广安全套使用不仅是保护那些从事高危行业的人，更重要的是保护最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

　　尽管在我国目前已经检查出来的艾滋病感染者(HIV阳性)中，通过血液传播(吸毒时的共用注射器以及卖血和输 血)的人占大多数，但是在许多普及宣传材料中，仍然把性传播列为第一重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正式的疾病分类里也把艾滋 病归入“性传播疾病”。

　　根据北京市监测数据显示，传播途径以静脉注射毒品和经性接触传播为主，分别为36.88%和22.94%。一 旦艾滋病病毒转到以性传播为主，面对中国上亿的流动人群，艾滋病的控制工作将更为艰难，不啻为一种灾难。

　　一位艾滋病控制专家说，嫖客在与暗娼进行性交易时如果没有安全保护措施，是极易感染性病或艾滋病的。而他们所 有人的身上并没有贴上可能已经感染的标签，他们回家就有可能把性病或艾滋病传播给他们的配偶或女友，成为向普通人传播 艾滋病的桥梁。他说，有研究证明，妓女和嫖客的传播危险比一般人群要高数倍。因此，在这些地方推广“100%使用安全 套”，是为了多数民众的防病需要和安全健康。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潘绥铭教授认为，中国人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安全套的作用：由于中国人在艾滋病风险 越大的性行为中，就越多地使用安全套，而且最近以来(1999年5月至2000年5月)更多地使用，所以艾滋病的性传 播的可能性，已经被再度地缩小，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2000年的性病报告率下降了。

　　潘绥铭教授说，在性产业中实行“100%使用安全套”的管理，那么艾滋病的性传播可能就不再是大问题。

　　“依法治病”还要多久

　　在这场争论中，政府的作用成为一个核心的问题。

　　记者从11月27日的第四届性病、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研讨会暨艾滋病宣传调研活动汇报会上获悉，中国疾控中心 艾滋病防治中心、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根据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流行可能的干预力度，设计了几种艾滋 病流行预测方案。

　　其中维持现状的最悲观方案认为，保持目前的增长趋势，2010年感染人数将达1200万人。尽早采取控制和预 防措施的最乐观方案认为2004年时现患率开始减慢增长，2010年感染人数将为220万。

　　预测方案的研究人员说：“国外的教训证明，如果流行的早期不在宣教和干预上加大投入，舍不得这笔钱，到流行的 中期就不得不拿出十倍甚至更多的资金用于病人治疗；而到流行晚期，艾滋病病人的治疗将要耗尽几乎所有的卫生资源，甚至 导致整个卫生服务系统崩溃。”对于政府在此期间的作用，北京大学教授、卫生部预防艾滋病专家委员会委员邵秦明确指出， 面对艾滋病的挑战，政府不能沉默。

　　作为政府干预的主要手段，世界上一些国家已经将故意传播艾滋病定为重罪，但是中国还没有关于艾滋病的专门法律 。目前，针对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中国现行的政策、法规不但滞后，而且与防治工作中的一些敏感控制措施存在着矛盾。尽管 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关于艾滋病防治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但拟议中的预防与控制艾滋病条例至今尚未通过。

　　卫生部有关人士表示，走法治之路是防治艾滋病的一条正确道路。看来“依法治病”已是共识，但很多具体环节仍让 法学界专家感到困惑。比如，在宾馆甚至大学推广使用安全套会不会带来道德堕落？为一些暗存的卖淫嫖娼者提供保护健康的 知识是不是一种违法行为？对艾滋病病人和病毒感染者的管理怎样兼顾法律、物质和可操作等多个问题？以及社会公共安全和 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

　　相关资料:中国艾滋病现状

　　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数字：到今年上半年止，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总人数已增长到近100万，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 率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艾滋病正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迅速蔓延散播。据专家预测：如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到2010 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超过1000万人。一项权威报告显示，在未来10年，艾滋病流行造成的损失将不少于225 亿元。

　　(文章原载于《法制日报》，作者：程伟、崔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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