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安乐死俱乐部：已有127人选择体面的死去

　　〔西班牙〕安娜·玛丽娅刘京胜编译

　　女护士打开了绿色的木门。绿色是希望的颜色。向房间里看去，我们这些来访者不由得打了个寒战。这倒不是因为我们事先已经知道，在瑞士苏黎世这个40平方米的房间里，最近5年来，曾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27个人找到了他们寻求的平静死亡，而是因为就在4个小时前，一位请求安乐死的病人刚刚从这个门里被抬了出去。

　　在空荡荡的厨房里，罩着白布的平台上放着一个身份证。女护士埃丽卡·卢莱把它拿起来，向记者展示着说：“他就是我今天下午陪伴着走向死亡的那个人。”那是个50岁的德国人，“患了食道癌，不能吞咽，只能通过导管进食，很痛苦。所以他请求我们帮助他死亡。”

　　安乐死俱乐部里有一个结束生命的房间，墙上挂着一幅象征生命的裸女画像5年前，59岁的埃丽卡·卢莱和69岁的律师路德维格·米内利在这里创办了“体面俱乐部”，它的座右铭“体面地活着，体面地死去”就是在这里得到贯彻的。根据俱乐部的统计数字，到2001年已有1860个人希望某一天能够走过这个死亡通道。2001年有50个人走过了这条通道。今年11月上旬有一个来自西班牙旅游胜地马略尔卡岛的78岁的老妪刚刚在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母亲患的是肺气肿，”她43岁的独生女在电话里对我们说，“她本来是个很活跃的人，可后来却只能卧床不起，眼看着自己的生理机能一天天衰退下去。她做出了死亡的决定，我尊重了她的意见。我陪她去的。”2002年11月7日下午5时，母女俩走进了这间房子。它位于离苏黎世市中心不远的Gertudestrasse大街84号，这是座地处街角的冷漠却又现代的灰色方楼，俱乐部在第三层左侧。晚上9点，一切都办完了。

　　在厨房里，护士埃丽卡为我们准备了咖啡、巧克力糖果，开始讲述所有想在对面那个房间里死亡的人所必备的条件。只能是那些能够证明自己已经患了不治之症(包括生理和心理的)、痛不欲生，或者已经严重不能自理，并且每年至少要缴纳18欧元会费的老人，才能得到护士为他提供的一种药物。她从柜子中的一个盒子里拿出一个药瓶。“戊巴比妥纳”，她念着塑料药瓶上的标签，药瓶里装的是粉状的白色细颗粒物。“别打开，别打开”，她警告说。

　　这套简朴的住宅是以每月800欧元的价格租的，里面有一间厨房，一个卫生间和一个结束生命的房间。墙壁是白色的。左侧的墙上是幅裸女的画像，埃丽卡说那代表着生命。房间里并排摆着两张床。“那次我陪伴一对德国夫妇，丈夫82岁、妻子79岁，他们结婚60年了，想死在一起。丈夫患的是晚期癌症，妻子得了严重的脑病。我们为他们准备了两张床。虽然他们最后选择在一张床上拥抱在一起，可我们还是把两张床就这样留下了”，埃丽卡说。

　　墙角放的几副拐杖和几支拐棍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埃丽卡仿佛陷入了深思：“那是几个独自死亡的人的遗物，东西就留在了这儿。下午死的那个德国人就是独自死亡的。有两个女伴陪他来，他和她们道别，让她们离开。他不愿意她们因为看到自己的死亡而难过。”

　　在房间对面的角落里，有套音响设备和一堆古典音乐CD。“如果有人愿意，我就为他放一张，”埃丽卡接着说，“大部分人在死亡之前情绪都很好。有的人能谈一两个小时，对我讲述自己的人生。也有人进门就说想尽早结束生命。有时候我为他们准备咖啡，让他们抽支烟。有的人来时还犹豫不决。有位夫人要求给她时间把手里的那本书读完。她用了3个小时才做出最后决定。”

　　老妪给俱乐部寄去所有能证明自己患了不治之症的材料，给自己办死亡通行证

　　前面提到的那位西班牙老妪是9月份知道这个地方的。她出生在德国，从1966年开始居住在西班牙。今年她在德国居住了一段时间，觉得德国的气候对她的肺更好些。她在电视里看到了有关这个俱乐部的报道，于是就毫不犹豫地下了决心。她拨通了俱乐部主任路德维格·米内利的电话，为自己的死亡做了具体的计划。她按照俱乐部的要求，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想安乐死，寄去了所有能够证明她患了不治之症的材料，等待着对方的回音。“‘绿灯’，你可以来了。”米内利后来打电话回复老人。老人回到西班牙，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女儿。女儿回忆说：“她说想11月7日走，我同意了。我一方面同意了，另一方面又想：‘可别，可别。’真太难了。理智告诉我是，可感情告诉我不是。如果你有一个病情很严重的家属，你可能不知道他没有几星期或者几个月了，可是要像我这样，知道了确切的日期……还有三天、两天、一天……这太痛苦了。”

　　开具“死亡药方”的医生、做心理检查的大夫、送终的护士和志愿者都不拿报酬

　　比利时和荷兰是世界上仅有的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而体面俱乐部之所以能够在瑞士生存，完全是由于钻了法律的空子。瑞士《刑法》第115条规定：“任何人以利己原因唆使他人自杀或为其提供帮助，无论自杀已经实现或者未遂，都将被判监禁，最多5年。”由此可以推断出，如果完全是以利他人为目的而帮助他人死亡的，就不会承担刑事责任。

　　除了每年的会费以外，体面俱乐部不收取任何费用。所有与俱乐部合作的人，包括开具“死亡药方”的医生、做心理检查的大夫、送终的护士和志愿者，都不拿报酬。但事实上有些安乐死者为了感谢俱乐部为他们安排不归之旅，向俱乐部慷慨捐赠。

　　安乐死者必须自己用手拿起装有药品的杯子，并自己把药喝下去

　　就是在我们喝咖啡的这间厨房里，埃丽卡演示了准备药品的过程。她把水和15克“戊巴比妥纳”放进杯子里，然后晃动它。安乐死者必须用自己的手拿这个杯子，并且自己把药喝下去。如果有人替他做这些动作，就会被认为是谋杀。几个小时前死的那个德国人只能靠一条与胃联接的导管进食。这样他就得依靠注射器。“你们看，就这样，”埃丽卡说着又打开厨房里的另一个盒子，“他得自己推动注射器，我们在旁边只是陪伴他。”

　　这位蓝眼睛、灰白头发的女护士已经从事了20年的临终护理工作。最近5年来，她作为体面俱乐部的护士，曾站在床前看到过一些令她震颤的场面。3个月前，她为一个32岁的男青年准备了药物，这个人从14岁开始就遭受着一种无法治愈的精神疾病的折磨。

　　并不是所有到这里来准备死亡的人都敢于走出最后一步。一个德国女人是两星期之后才重新回到这里的。一个黎巴嫩女人将她的死亡推迟了3个月。还有一个德国人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当死者完成了自己的意愿，已经完全没有生命迹象的时候，护士马上就会给苏黎世警察局打电话，告之刚刚有一个人自己完成了死亡。很快就会来几个警察，还有一名医生和一名法官，他们要核实死亡是完全自愿的。如果有什么疑问，俱乐部就会出示死者办理的最后一份证明。所有人都必须填一份黄纸的表格，上面用法文写道：“自行死亡声明。我决定今天实施我的自行死亡……我不向俱乐部追究责任。”如果法律上没有问题了，遗体就会被埋葬或火化。俱乐部会遵照那些死者的要求或者应家属的请求办理相关手续。

　　尽管如此，俱乐部的活动还是引起了争议。有人对外国人在此自行死亡很反感(每50人中，有39人是外国人)，说苏黎世成了“死亡旅游”之都。还有一位地方女法官曾企图关闭与德国的边境，以防止准备安乐死的人进入苏黎世。还有些亲生命组织将俱乐部的活动与纳粹的灭绝精神病人及无自理能力人的计划相提并论。俱乐部对此的回答是，在实施死亡之前，精神病患者都经过极其认真的检查。首先要提前一个月观察，证明患者有识别能力，并且没受到任何可能从其死亡中受益的第三方的影响。

　　俱乐部的邻居们对墙那面发生的事情似乎并不在意，“能够这样死也算不错”，在对面居住的两个在图表制作公司工作的职员说。不过也有的人并不知道这个俱乐部的存在。距离俱乐部仅20米，毗邻而居的一对青年夫妇就说：“这我们还不知道。不过只要没问题，也不是件坏事。”

　　夜幕降临，埃丽卡和我们一起走出这家特殊的俱乐部，她的身影逐渐消失在远方。不过就在这个星期，她还要再次开启这扇绿色的木门，因为又有一个人已经约定了终止生命的日期。▲(摘自11月24日西班牙《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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