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份以来，有关“私人侦探”的消息颇多。

　　10月30日有消息说，国家工商总局对“侦探公司”开禁了；紧接着，重庆市第一例以“邦德”注册的调查公司的商标及标徽注册成功；12月4日，以这家公司为发起人的全国私人侦探峰会在重庆举行。一时间，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地下状态的“私人侦探”业大有名正言顺的势头。

　　然而，12月5日，上海一家媒体援引国家工商总局有关人士的话说：“我国早已明令禁止‘私人侦探社’，绝不允许私下操作。”报道还说，国家工商总局的负责人在回答记者询问时严厉指出，“我国至今尚无一例‘私人侦探社’注册成功。那些所谓‘私人侦探公司’，都是打着咨询公司的旗号，超范围经营。对于‘打擦边球’的公司，按规定应该严厉处罚。”

　　所有这些报道着实把人搞得有些糊涂，老百姓不知道它究竟该算什么，所谓的“从业者”们更是迷茫：是继续“打擦边球”，求得“夹缝”中的生存，最终走入正轨？还是死路一条，终归难逃取缔的命运？

　　带着这些疑问，笔者从广东省深圳市某过街天桥处抄了3个自称可以提供“侦查”业务的公司的电话，挨着个打下来，笔者发现，这个没有合法身份的职业存在的问题还真不少。

　　电话一：(0755)830942XX

　　“别管合法不合法，帮您办成事不就成了”

　　接电话的是位小姐。笔者自称丈夫要到深圳出差3天，因怀疑他有外遇，所以想请个侦探帮忙调查清楚他的行踪，并取得他有外遇的相关证据。

　　一听是这事儿，小姐的语气显得有些兴奋：“您找我们算是找对了，您说的这种事儿，我们公司接得多了，相当有经验。没问题，我们保证出色完成任务。”

　　接下来，她要求笔者提供被跟踪的人在哪个关口入关、住哪家酒店以及他的相貌特征等情况。笔者非常关心整个调查过程要收多少钱，小姐迟疑了一下，略显神秘地说：“这可不好说，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如果他有专车接送，包括经常“打的”，那我们的收费就相应高些，一般一个星期收2000元；如果他不乘汽车，我们的收费一般是一个星期1500元。”小姐还特意补充道：“不管最终调查结果是什么，您都必须先付50%的订金，而且订金是不退的。”

　　“为什么不退？我觉得这不合理。”笔者提出了异议。

　　“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要不事情办成了，您不给我们钱，我们找谁说理去呀？”小姐的声音中似乎透出一种无奈。

　　“你们是有保障了，可我怎么知道你们就一定能给我办成事？再说，你们取得的证据能被法官采信吗？”笔者有些不满。

　　接电话的小姐连忙保证说：“您一千个放心，我们公司干这行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如果我们不讲信用也不会干这么长时间。说实话，您委托我们办的业务是我们公司的主要经济来源，客户就是上帝，我们怎么敢跟上帝撒谎呢？”

　　“你们公司的全称是什么？我到哪儿能找到你们？”

　　“英杰事务调查所，我不能告诉您我们的地址。”小姐的回答简短而明确。

　　“你们怎么不叫××侦探公司呀？再说，为什么敢承接业务不敢公布地址呢？”笔者不解地问。

　　“侦探公司那是俗称。您也许不知道，我国现在不允许注册侦探公司，所有干我们这行的都得用别的名字。我也不瞒您，接您的这种业务，我们公司实际上就是超范围经营，如果再大张旗鼓地告诉人家我们的地址，不是找被查封吗？”小姐的解释听着挺实在。

　　“也就是说，你们是在非法取证喽。”“您别说那么难听，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反正我们能帮您办成您自己办不成的事儿，不就行了。”小姐开始有些不耐烦，“您到底想不想委托我们？要不您再找别的公司问问，其实都一样，办这种业务的没有谁有合法身份。问清楚了您再和我们联系吧。”没等笔者反应过来，那边已经挂断了电话。

　　电话二：130498XXXXX

　　“难办的事儿收费肯定高”

　　“侦探阿彪为您服务。”

　　“我们公司生产的一种膨化食品被别人仿冒了，我们发现他们的生产基地就在深圳，想请你查清他们的具体地址、负责人以及生产规模和仿冒了多长时间等情况，你能办得到吗？”笔者提出了要求。

　　“没问题，这种事对我来说小菜一碟。不过您得给我提供些更详细的情况，要不大海捞针，花的时间肯定长。”阿彪显得胸有成竹。

　　“整个事情办下来得花多少钱？能告诉我你们这行的收费标准吗？”

　　“现在还没有这种标准，收多少要看事情的难度而定，难办的事儿收费肯定高。”阿彪不肯说出具体数目。

　　“您还是给我一个大概的数字吧，说实话，我也问过其他公司，他们的报价太高，我想有个对比。”

　　“嗯……”阿彪犹豫了一下，像是在心算，“6000元吧。”几秒钟后，阿彪给出了报价。

　　电话三：1382523XXXX

　　“我也是一个学过法的人”

　　笔者开宗明义，一上来便声明：“我是报社的记者，近来关于‘私人侦探’的消息很多，想请您谈谈自己的看法。”

　　本以为对方会拒绝，没想到，他痛快地答应了。

　　“您也别问我叫什么，就叫我老张吧。对我们这行，我还真有好多话想说。”老张是个健谈的人，话匣子一打开，笔者简直插不上话。

　　“我也是个学过法的人，侦查权属于国家刑事侦查主体，这我懂，什么叫侵犯隐私我也知道，法律上不允许我们存在，我心里也明镜似的。可为什么我们的生意越来越火，有关部门真该好好想想，我觉得老百姓有需要，就说明我们的存在不是毫无道理。”

　　“我们确实没有‘侦查权’，但拥有‘调查权’。设想，一位妻子想去调查一下自己的丈夫是否忠实，谁会质询她有没有‘侦查权’？反过来说，这正是她的‘知情权’！而我，就是这位妻子授权的代理人。正因为我们没有‘侦查权’，所以采用的都是‘合法手段’。我们非常谨慎，只有这样才能走下去。”

　　“说我们侵犯别人的隐私，我也不承认。我认为‘了解隐私’和‘侵犯隐私’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发现了被调查者不为人知的情况，只是‘了解隐私’，如果我们把调查结果扩散出去，给对方造成了伤害，这才是‘侵犯隐私’。”言语中，老张忿忿不平。他觉得，社会对干他们这行的人太缺乏了解了。

　　老张说，他不承认自己是“私人侦探”，他说：这个称呼是媒体炒作后硬扣在他们头上的，我的公司是个调查公司，所以该称呼我调查员。

　　采访后记

　　在国内，“私人侦探”还不是一个合法职业，但却有一定的社会需求，使正在从事这项工作的“私人侦探”们的日子还算好过，也算得上社会中的高收入阶层。也正因如此，虽然名不正、言不顺，想迈进这道门槛的人却一年比一年多。

　　内蒙古通辽市的张耀辉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私人侦探”迟早会成为一项职业发展起来，目前这种地下生存状态只是暂时的。据他所知，已经有法院认可了“私人侦探”提供的证据，司法制度上开了口，就会有人愿意从事这个职业。再者说，谁主张谁举证，这对于毫无法律知识的一般百姓而言，是相当困难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私人侦探”有他存在的空间。

　　采访中笔者发现，相关职能部门在对民间调查公司的管理上处于缺位的状态。

　　深圳市物价局负责接听投诉电话的同志对所谓的“侦探公司”无统一收费标准的解释是：此类民间调查公司属超范围经营，应该由工商部门管，物价局似乎可插手的余地不大。该市某区工商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听完笔者的情况反映后表示，如果这些调查公司真的超范围经营，那么依法律规定应处以1万至10万元的罚款，直至被吊销工商执照，但工商部门从没接到过这方面的举报，因此也没有进行过此类查处。某区公安局有关人士则称，对“私人侦探”，尽管公安部已有明确规定，但目前公安机关并无专门部门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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