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超量使用药物，两岁孩童失聪，其父奋斗七年始获赔偿

　　外滩记者杨善顺／报道

　　2002年12月27日上午，朱鼎龙带着9岁的儿子朱逊，早早地来到扬州市中级法院。

　　朱鼎龙期待一个说法，一个等待了7年的说法。

　　上午10点，在众多媒体的聚焦下，中院法官宣读了长达10页的终审判决书：“……撤销邗江区法院一审判决；邗江区运西卫生院赔偿朱逊因医疗损害所受损失计367667.50元，邗江区卫生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终于讨得了一个公道！然而朱鼎龙并不感到欣喜，面对迟来了7年的公道，他有的只是满心酸楚。

　　“不听话”的孩子

　　所有的痛苦始于7年之前。

　　1995年6月10日，儿子朱逊只有2岁。朱逊那天有些咳嗽，朱鼎龙带他来到扬州市邗江县(现为邗江区)运西卫生院。接诊的肖成炎医生配了两支8万单位的庆大霉素，4角钱一支，当时未开处方，未填病历。

　　“这么便宜的药有用吗？”朱鼎龙心里有点犯疑。“不要紧，打两针不碍事。”肖医生满不在乎地当场给朱逊注射了一支。剩下一支，朱鼎龙拿回了家。

　　第二天，全家正忙着张罗插秧的事，小朱逊突然在门外哭闹起来。他趴在地上，一手捂着脑门，一手抠土，身子扭成一团。朱鼎龙费了好在大的劲把他拽起来，刚松手，他又趴了下去。因为忙，朱鼎龙只得由着他自己去“闹”。

　　渐渐地，原本活泼可爱的朱逊变得“不听话”了，别人喊他，他也不理睬。看电视时，他总喜欢把音量开到最大，家人听着都“炸耳朵”，他还嫌音量不够。

　　9月23日，朱鼎龙带着儿子来到扬州苏北医院。五官科的医生作了检查，诊断结果——朱逊因注射耳毒性药物双耳失聪。朱鼎龙不相信。两天后，他又带儿子赶往南京，经江苏省听力康复中心检测，朱逊“双耳对110分贝短声刺激无反应波出现”。110分贝相当于两辆列车交汇时发出的轰鸣的音量。

　　回到家后，小朱逊变得越来越暴躁。父亲打电话，他总是抢话筒，尔后将话筒紧贴在耳边，要与对方说话。每次看到这一切，朱鼎龙心里就发酸。

　　因为听不见声音，小朱逊就狠狠地砸话筒。砸完了再听，听完了又砸。

　　朱鼎龙为了让儿子开心，买回一部玩具电话。没多久，玩具电话被儿子砸烂了。于是朱鼎龙又买一部回来。买了摔，摔了买，10多个玩具电话很快成了一堆垃圾。

　　朱鼎龙一直想治好儿子的耳朵。

　　在上海五官科医院，朱鼎龙听从了专家建议，倾尽囊中所有，为儿子配了一只1500元的助听器。可耳机塞进儿子的耳朵，却见不到一点反应。

　　在扬州，朱鼎龙带儿子做高压氧，100多次，200多个小时。6000多元花出去了，小朱逊却退化到连“爸爸”也叫不出。

　　朱鼎龙不甘心，只要听说有治耳聋，朱鼎龙都给儿子试。打针，输液，捏着鼻子灌中药，求神拜佛……小朱逊的头上、胳膊、脚上留下了数不清的针眼。

　　然而，儿子却越来越不能忍受这样的折磨。为了阻止父亲带他去医院，他常偷偷拔掉自行车的气门心。

　　7年中，屡败屡战

　　朱鼎龙曾经天真地想，运西卫生院或许会给他和儿子一个公正的说法。

　　但是他想错了。出事之后朱鼎龙来到运西卫生院，肖成炎医生只承认他打过庆大霉素是4万单位，不是8万单位。

　　在朱鼎龙的再三恳求下，1995年10月20日，由邗江县运西乡文卫科长主持，运西卫生院与朱鼎龙进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调解。

　　由于医院将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调解不欢而散。无奈的朱鼎龙只得求助于邗江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结论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致聋原因为庆大霉素的毒性副作用，为个体特异性，不可预见，与用药及给药方法无关，不构成医疗事故。”

　　1996年4月，朱鼎龙上书扬州市卫生局，申请重新鉴定。在超过规定期限半年之后，扬州市医鉴会终于公布了鉴定结果：定为三级甲等医疗技术事故。

　　朱鼎龙懵了，卫生部的《医疗事故分级标准》明明写着：“两耳全聋为二级乙等医疗事故”。1997年4月，他又向江苏省卫生厅医鉴会申请复议。此次，历时14个多月的鉴定“讨论”出的意见是，“其剂量在允许的范围内”，“本例不属于医疗事故”。

　　一个个打击接踵而来。

　　收到江苏省医鉴会的结论，朱鼎龙向卫生部提出复议。1998年7月6日，卫生部的答复是“服从卫生行政机关的处理”。1998年8月3日，朱鼎龙愤恨地向北京市法院及卫生部所在地中级法院递交诉状，将卫生部告上了法院。12天后，北京市高院来函称：“我院已将诉状转至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处理。”

　　朱鼎龙原以为自己有了“说话”的地方。按照《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应当在七日内立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但是，让朱鼎龙出乎意料的是，他至今未收到北京法院的任何回复。

　　在焦躁的等待中，朱鼎龙得知信息：卫生部的一位高官来了扬州。

　　1999年1月29日，朱鼎龙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走进了这位高官下榻的扬州迎宾馆。闯过道道关卡，一见面，朱鼎龙便跪倒在高官的面前。此时，他已全然忘却了高官曾是他的“被告”。高官连忙离座，双手搀扶，耐心地倾听了他的哭诉，并收下了他的一叠材料。这一次朱鼎龙依然没有等到回音，他相信高官一定作了批转，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

　　儿子的路，父亲的路

　　很快，三年时间过去了。2000年，儿子5岁了。

　　在一次治疗中，江苏省的一位专家建议给孩子做人工耳蜗手术。专家说小朱逊已经到了恢复听力的最佳年龄。朱鼎龙一打听，治疗费得20多万元。他难住了。几年的治疗，他不仅家徒四壁，还欠了4万多元的外债。

　　朱鼎龙像是掉进了无底的深渊。他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2000年3月8日，朱鼎龙在给儿子的日记中写道：“逊儿，当你在沉寂的世界中痛苦地等待，爸爸也一样在煎熬中期盼，那美妙的声音，那正义的声音……逊儿，前面的路也许还很长，但你要相信，爸爸就是搭上一辈子，也要往前走。”

　　2000年6月1日，朱鼎龙最终选择了诉讼。

　　2001年2月23日，邗江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运西卫生院注射庆大霉素的行为构成医疗损害行为，但根据江苏省“医鉴会”的鉴定，此情况属于医疗意外，医生主观上无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朱鼎龙不服。

　　2001年3月15日，性格倔强的朱鼎龙又向扬州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

　　倔强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1996年10月，朱鼎龙所在的运西乡中心小学评定教师职称。依照他的条件完全有资格破格申报高级职称，但朱鼎龙最终连中级职称也没评上。

　　受连累的还有小朱逊以及比他小6个月的堂弟朱运。朱鼎龙所在的勤丰村防保员王春凤承认，自发生纠纷之后，她就没向朱家(朱逊、朱运)发过打预防针的通知。王春凤就是运西卫生院医生肖成炎的妻子。

　　朱鼎龙和他的“圈子“

　　小朱逊的不幸遭遇很快引起了媒体的关注，许许多多相识、不相识的热心人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朱鼎龙说，如今与他保持密切联系的律师、医生、记者、患者已有200多人，他们已成为一个以保护患者权益为目标的群体。“这个群体没有领导人，没有组织机构，更没有金钱利益。”朱鼎龙说，他家已经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中转站”，“医患官司是最难打的官司，患者不仅要了解丰富的法律知识，更要熟悉医学专业知识，太难了！”所以，他每每从律师、医生那里得到知识，都尽可能地传递给每一个需要的患者及其家属。

　　“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所有的人都是自发加入，所有提供的服务都是无偿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之间的交往才显得真诚可贵。”

　　2001年10月，扬州市中级法院对运西卫生院的治疗是否符合医疗原则等问题进行司法鉴定。结论是：朱逊因“上呼吸道感染”而选用庆大霉素治疗基本符合治疗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朱逊日用庆大霉素量若为8万单位，应属超量。

　　赢了！终于赢了！接到中院判决书后，朱鼎龙一下班就忙着打电话，要把胜诉的消息告诉每一个关心过他的人。

　　他说，7年的维权道路上，他走得太累了！每当他失去了信心的时候，正是这些朋友的存在，才使得他能坚持到现在。而这些朋友当中，很多人和他有着相似的遭遇。“我要告诉这些朋友们，一定要挺下去，挺下去总会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