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把“右文抑武”当做基本国策，逐步建立起一套文人政治的官僚体系。文人政治的确立，使赵家的天下有了长治久安的保障。不管赵匡胤的主观动机如何，大批文人从政的客观结果是，官员的文化素质和处理政务的能力大幅度提高，社会更趋于文明。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首宋朝儿童入学时诵读的《神童诗》，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价值取向。

　　从唐代中期到宋初的200多年里，原来只管军事的节度使将辖区内的军事、财务、民政大权集于一身，形成了一套“军政府”的政治体制。在那战乱频仍的年代，重武轻文成为风气。五代时，对文人的轻视更是达到极致。武将们把读书人蔑称为“措大”，将文人们使用的毛笔称做“毛锥子”。他们认为，安朝廷、定天下只需长枪大戟，“毛锥子”根本没用。宋朝初年，陈桥兵变的功臣王彦升曾带兵半夜闯入宰相王溥的家，吓得王溥“惊悸而出”，好酒好菜招待，然后还双手送上一笔银子。贵为宰相还受到武将的如此欺凌，其他文官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改变五代以来武人左右政局的状况，消除大宋政权的隐患，赵匡胤开始重用文人， 把“右文抑武”当做基本国策，逐步建立起一套文人政治的官僚体系。在他看来，文臣“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随着文化的振兴和开科取士的增多，大批文人进入上层社会，宰相、地方官员大都由文人充任，甚至军事首脑和边防重镇的长官，也开始委任儒士。

　　在宋朝，文人的社会地位全面提升。后来，武将见到文臣时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趾高气扬，而是恭恭敬敬地唱喏问候。当时有武将心怀怨恨地说：“状元及第，虽将兵十万，恢复燕云，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及矣。” 就政治自由、环境宽松以及待遇优厚来说，宋代知识分子的景况在中国古代绝无仅有。

　　到宋仁宗之时，全国上下几乎成了文人的天下，“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辞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 。

　　文人政治的确立，使赵家的天下有了长治久安的保障。不管赵匡胤的主观动机如何，大批文人从政的客观结果是，官员的文化素质和处理政务的能力大幅度提高，社会更趋于文明。

　　对文人的重视，也使宋代学术昌明，文化繁盛。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说：“宋代学术，最为完善。”而有宋一代的文学成就更是有目共睹。

　　尾声

　　中原文明的起起落落与河南人南迁

　　刚进陈桥驿纪念馆，所长唐洪龙就告诉我一件有趣的事：前两年来过一个风尘仆仆的中年游客，说自己是浙江苍南人，叫赵子来，是赵匡胤的35代孙。他到陈桥驿，是专门来寻根的。

　　通过赵子来，纪念馆又联系到了其他宋皇室后裔，他们遍布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台湾等省，在东南亚、韩国、美国也不乏他们的踪迹。这些赵宋后裔修有族谱，还组织了宗族研究会。

　　其实这些赵宋后裔，只是北宋末年大量南迁的河南人中的一小部分。随着中原文明的几起几落，河南人先后有过多次大规模的南迁。

　　黄河中下游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原本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但历史上残酷的战乱和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一次次阻断了文明的发展。为避战祸，中原地区的人民数次大规模南迁，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了南方，因而中国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南迁，到后来形成南方远比中原发达的格局。

　　东汉末年的战乱和“五胡”十六国，曾把西北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弄得残破不堪，造成“千里无鸡鸣”的凄凉。“永嘉之难”时，匈奴人刘渊、刘聪打进西晋首都洛阳后，中原的林、黄、陈、郑四大家族都逃到了福建。所以现在福建姓陈姓郑的特别多，而福建的开化也就是在林、黄、陈、郑四大家族到达后开始的。

　　唐、宋两代，国家安定的时候，黄河中下游再度辉煌。但在五代的混战和北宋灭亡后的战乱中，中原文明又两度衰落。

　　五代时，迁往南方的中原人数量相当庞大。当时湖南最早的割据政权“楚”，就是由“许州鄢陵人”马殷创立；割据四川的前蜀，则是“许州舞阳人”王建所创；南汉的刘氏皇帝，祖籍是河南上蔡。这些人都是五代战乱时带部队到南方称王的。由此可见当时中原人南迁之多。

　　北宋的灭亡引发了又一轮的逃难潮，从中原南迁的人口难以计数。李清照之所以感叹说“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就是因为当时渡江逃难的人太多了。

　　据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任崇岳介绍，在全国3000多个常见姓氏中，有1800多个起源于河南。杭州等地的节日风俗、穿衣、饮食等，“都是北方带过去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