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元月4日下午

　　■地点：本报读者接待室

　　■讲述：安惠

　　■年龄：38岁

　　■职业：技术员

　　■学历：大专

　　■采写：楚天都市报记者毕云通讯员沈刘红金莉娜

　　阅读提示

　　她“下嫁”给一个学历、工作各方面都不如自己的男人，但在婆家她却毫无地位，公婆对她刻薄、丈夫对她冷漠，从结婚那天起她就没有感受到一丝家庭温情。她想走出这个冰窿，却没有勇气。

　　我的婚姻一开始就没滋没味

　　见到安惠时，我们有些惊讶，略微发福的身材，圆圆的娃娃脸，充满笑意的圆眼睛，一点也不像印象中不幸婚姻中的中年妇女。想起电话里的她幽怨地诉说：“我的整个身心都快被折磨死了！”再看看眼前的安惠，一时之间真难划上等号。

　　不过她一开口说话，我们就明显地感受到她身上那种“不幸婚姻综合症”了，她那满腔的怨气，好像积攒了无数的岁月突然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出口。

　　我出生在北方的农村，父亲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1962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武汉的G厂（大型国营企业）。母亲一直在乡村当教师，我们也随母亲在乡下。1982年，我们都随母亲从乡下迁到了城里。由于高考没考上，我上了中专，毕业后正碰上G厂招化验员，虽然竞争很激烈，但我还是被选上了。

　　当时这是一份很令人羡慕的工作，陆陆续续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就是在这时认识山勇的。他没读过什么书，而且是个普通工人，父母也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他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如我，唯一能让我看上的就是他人很帅。接下来交往的一年中，我们见面的时间很少，了解也不多。这就是我唯一的一次恋爱。

　　一直以来我心中的白马王子是那种长得帅又素质高的男子，说实在的，山勇并不是我理想的对象，但母亲不断地劝我：“他有稳定的收入，结婚后肯定不会让你吃苦的。”我决定跟他结婚。

　　安惠停顿了很久，才缓缓地说：“在我内心深处，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下嫁”给他的。听到安惠的这句话，我们哑然。显然这是一段没有感情的婚姻，一开始就注定没有好的结果。

　　结婚时我没有要彩礼，反而带了许多嫁妆到他家。可是公公、婆婆的冷淡让我始料不及。

　　我上的是倒班，经常半夜1点钟才能下班，因为娘家离厂里很近，我就想下班后先回那里，可是婆婆不允许，也不让儿子到车站来接我，说很麻烦。记得有一次，很晚了，我一个人站在厂门口，一位同事怕我一个人走不安全，就让自己的丈夫先送我回家。当时我心里难受极了，普通同事尚且会顾及我的安危，而自己的亲人却如此漠视我的存在！

　　安惠的脸上满是怒气，语调也变得高昂起来，并且不停地强调：“如果不是看他帅，我肯定不会嫁给他的。”听了这话，我们心里都很不是滋味，但也不便说什么。

　　公公、婆婆从来不把我当一家人，他们像防贼似地防着我，单位分的苹果藏在卧室里怕我偷吃，出门前也一定要锁上房门。

　　我和女儿在这个家里就像透明人

　　结婚一年后，我生下了女儿，家里人没有丝毫喜悦的表情。在产后住院的那段时间，别的产妇都有丈夫日夜陪伴，可山勇总共只来过一次。更让人心寒的是，他们连最基本的一日三餐都不能保证，我常常饿得饥肠辘辘。有一天，一直到晚上8点也没有人来，邻床的产妇见我实在饿得不行，就将她丈夫送来的宵夜分给我一半。

　　安惠露出一丝苦笑，她眼角的皱纹突然那么显眼。

　　好不容易挨到出院，新的问题又来了。公公、婆婆突然向我宣布，他们只带孙子不带孙女，还要我单独开伙。从此，婆婆做饭只给弟弟、弟媳、兄嫂吃，团年饭也不准我和女儿上桌。看到他们围桌欢声笑语，我的眼泪只能往心里流。

　　后来，婆婆干脆连口开水也不让我们喝，对小叔子的儿子却关怀备至。一次，婆婆喂孙子吃皮蛋，我女儿在旁边看看却被她赶了出来，女儿跑到我怀里委屈得直流眼泪，我的心都碎了。现在每当女儿看到桌上有零食，总要先确认是我买的才敢吃。女儿寸步不离地跟着我，甚至上厕所都不愿意分开。因为厨房只有一个，等到婆婆做完饭，我才能开始做，女儿一看到他们在吃饭就哭着嚷着要我抱，我只好左脚踏着灶台，让她坐在腿上，左手扶住她，右手拿锅铲炒菜。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山勇开始夜不归宿，对我也不冷不热，平时话

　　都懒得跟我说一句。几乎每晚我都在焦虑的等待中度过，不管有多饿，我都要等他回来后再吃，可是往往是饭菜冰凉也不见人影。

　　试问哪一个妻子不想在忙碌一天后，能够享受到与丈夫共进晚餐的幸福呢？哪一个女人不想在家里得到丈夫哪怕是片刻的温存与关爱呢？但这些对于我来说，都只能是奢望了。每当夜深人静，我抱着熟睡的女儿辗转反侧，听到外面的脚步声，马上跑出去开门，却都不是他。

　　山勇是从来不帮我做饭的，有时我赌气不做，他就干脆到婆婆那桌去吃。而且，每逢过节，他便丢下我和女儿，自己和兄嫂弟妹谈天、吃饭，这时的我和女儿就像两个透明人，在他面前根本不存在。

　　我的工资收入比山勇高得多，家务事也是我全包，孩子全由我料理，我不知道我哪点做得不好。这个家对山勇来说只是个吃饭、住宿的地方，还要他高兴才来吃住。他究竟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呢？

　　安惠似乎是在问我们，也像在问自己，谈话的气氛变得很压抑。安惠说，其实离婚的事想过无数次，可是要办离婚太难太难了。

　　离婚成了旷日持久的游戏战争

　　这个家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值得留恋的地方，但考虑到女儿还小，不能没有父爱，我几次想尽力挽回这段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可是都无济于事。

　　山勇对我提出离婚并不反对，但是他却要求我拿出四万块钱作为分手费，否则一切免谈。

　　我们不解地问：“提出‘分手费’是什么道理？离婚就是离婚，你为什么要赔他钱呢？”安惠往后靠了靠，叹了一口气：“跟他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他就是要这样。”

　　一时之间我哪能拿出这么多钱，更何况这根本是一个毫无理由的条件，所以被我断然拒绝。于是离婚变成了一场持久仗，在这场战争中我已经身心憔悴，而最大的受害者却是我们的女儿。

　　女儿今年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她很懂事，可是却有着这个年龄不应该有的成熟。幼小的女儿仿佛隐约间察觉到父母的不和，总是故意吵嚷着要我们陪她去逛街，把爸爸、妈妈拉到一起，我怎么会不知道孩子的苦心呢？可是我什么也不能为她做。女儿5岁的时候曾说：“我长大了一定要找一个对我好的男朋友。”还偷偷问幼儿园的老师：“如果爸爸再娶一个老婆，我该怎么办呀？”甚至有一次还对我说：“要是爷爷、奶奶死了就好了！”我大吃一惊，从来没有人教她说这样的话，她自己怎么想出来的呀？作为母亲，我感到痛心、无助。

　　总之，我对这个家已经彻底失去信心了，对山勇也彻底绝望。在这个毫无温暖可言的家里，我被折磨得遍体鳞伤。身边的同事看到我这种情况，常常劝我：“要这种男人干嘛？赶快结束吧。”也曾暗示我山勇可能在外面有了女人。但是我母亲还是不断地对我说：“别人是你爹还是你妈呀，你听人家东说西说，他们会害死你的！”我母亲是那种很老派的人，她总觉得离婚是件不光彩的事，在我离婚这件事上她持反对意见。

　　我们问：“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安惠很无助地望着我们，喃喃地说：“我现在真的很茫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放在蒸锅上的螃蟹，眼看着水开始变热，却已经无法逃脱，只能够慢慢地等待着被蒸死。为什么我的婚姻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我的明天又在哪里？”

　　安惠的这段结束语让我们吓了一跳，望着她寻求答案的眼睛，我们无话可说，任何安慰的话语对她来讲都没有丝毫意义，她需要的是答案，可这样的问题我们却无法给出答案。

　　心与心的距离

　　楚天都市报记者毕云

　　世上最远的距离是什么？不是天涯海角，是心与心的距离，所以才有了同床异梦、咫尺天涯；世上最近的距离是什么？也是心与心的距离，一个微笑、一个眼波能化解两个萍水相逢的人之间的陌生与隔膜，于是便有一见钟情、亲密无间。这两种情境更多地会出现于婚姻中。安惠与山勇就是处于一种同床异梦的最远距离。

　　那天整个谈话过程中，安惠一直以一个受伤害的怨妇形象出现，除了通过描述一些很琐碎的家事来发泄对丈夫的不满、对公婆的责怨之外，她似乎没有别的什么可说。

　　安惠是希望从我这里找到明确的答案。但我又能给她开一剂什么药方呢？婚姻是一双鞋，穿在脚上哪里不舒服，只有穿鞋的人最清楚，别人说什么都是没什么用的。希望安惠和山勇从相互沟通开始，共同检查一下自己的婚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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