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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英琦

　　明眼人都看到，在浮躁的时代，文学艺术容易走下坡路。许多作家艺术家限于物利的追求，迫于难以超越自我，不得不在艺术手段和艺术形式上反复复制，赚取世俗名利与好处。这似乎可以理解。毕竟艺术本质、思想内容的突破是困难的，而艺术手段和形式的花样翻新却是容易的。

　　然而有个人，似乎不安于这种被动的生存状态，在自身艺术行当回天乏术的情况下(这远非他个人努力能挽救的局面)，转而向其他姐妹艺术领域不断地谋求突围。最后他出人意料地把自己定位在一个“矛盾点”上：既是现代物质的最贫困县，又是中国古代文化灿烂的发祥地之一——安徽蒙城县(蒙城是庄子的出生地，邻县的涡阳则是老子的故里)。这个人就是：著名的相声演员牛群。

　　许多人对牛群的选择不理解。有指责他不务正业、舍本逐末的；有痛惜中国多了一个“牛副县长”，却少了一个天才的相声演员的——包括与他合作过的著名编导崔砚君也认为他在“瞎折腾”，是得不偿失。

　　我想说的是这些人看问题表象化简单化了。没有深悟到牛群此举其实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一场“浪漫的实验”。它表达和反映了中国部分文化人再不满足与当代社会——特别是大众的隔离状，渴望将一种人文精神自觉地化为自己的道德实践的勇气和志向。

　　只要看看牛群在蒙城干的那一桩桩善举，一个个扶贫济弱的项目，我想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沉默——起码不会再随意妄然地说什么：“牛群说相声的价值高于当副县长的价值”——既然牛群没有指责干涉别人的人生选择，别人也应当无权对他滥加訾议。

　　牛群的最可贵处，或者说他的大智大勇处，就在他不愿重复自己、避难就轻地活着。他意识到，在中国目前相声相对不景气的情况下，一个艺术家、一个相声演员，与其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表演一些平庸无聊、搞笑逗乐的相声段子，莫如用身体力行的行动对社会和人民更有用更直接些。他珍惜自己的名声，但他更看重德艺双馨的“德”字。他要把人民给予的名声还给人民——借助人民给予的名声来为民谋福利——尤其为最底层最无助的农民兄弟谋实事。

　　如果说牛群最初的选择还多少带有感性和盲目性，还只是为了寻找一种“艺术突破口”的话，那么后期，当他与蒙城的父老和特困的学生建立了真挚的感情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极端行动：捐出全部的资产，将户口从北京迁至蒙城农村……已经不是常规意义上的人生选择，而升格为一种理性的自我挑战自我超越的行为了。

　　这种自觉性、极致性、无情给自己断绝后路的作法，一般只会出现在那些大作家大艺术家的身上：如托尔斯泰临终前的出走，弘一大师中年时的出家，克尔凯郭尔在走向上帝时痛苦地与恋人诀别……而今，类似的作法竟然会出现在一个中国相声演员的身上！以我的直觉，大凡这类不给自己留后路，向绝对走去的“超人们”，往往都会做出让人吃惊的举动和成就——以他们这些具有超常能量的人，我认为最聪明的做法是不急于发表评论，让时间和事实本身说话。

　　真的，在中国的现阶段，多么需要牛群式的忧国忧民的“敢死队员”啊——不仅用话语权力艺术权力、更用个人的人格力量、道德实践去真实地面对现实，关注苍生！中国并不缺乏一些个单向度、平面化的所谓“纯粹的作家艺术家””，缺乏的是像牛群这样的不仅用外在化的艺术表达形式，更用全个儿充满激情的生命去贴近人民，体验民众疾苦，敢于将自己的人生推向极致的作家和艺术家——这样的人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大艺术家——人生的大艺术家！也正因此，一代文学大师孙犁在弥留之际才发出“文为次，行为主”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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