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月8日开始，《中国青年报》连续数日在头版显著位置披露了“中国第一月嫂”刘洁(又名刘静洁)涉嫌诈骗的真实面目，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并进而引发“谁来管理月嫂”的提问。一些读者纷纷打电话或通过网络发表看法，一个较普遍的观点是：0～3岁的婴幼儿早期教育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对于这个新市场新职业，迫切需要加强管理和规范，需要从各个方面逐步健全完善其管理机构。有人认为，教育部门应该介入并加强这一领域的管理，由教育部门审查资格、办理办学许可证，同时办好一些示范性幼儿园。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刚刚暂时告一段落的“人乳宴”风波。人乳宴乍一出现，有人就急吼吼地把它往违法不违法上扯，议论汹涌，结果到底惹来了卫生部，以一纸文件宣布它违法，称其不合卫生管理法规的有关规定。
每当社会上出现一个什么问题，或者出现一种什么超出个人想象和心理承受能力的新行当，许多人就几乎不约而同地希望有那么一部法律、有那么一个部门来管管。我感到脊背发凉的无限悲哀，只有咱们中国人才会有这样的思维惯性，动不动就出乎本能似地朝这方面思考问题。这是法治观念的进步和法律意识的觉醒吗？不是！这恰恰是个人思考能力和个人力量严重退化的显著标志！人们太不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各种突如其来的发展变化了，于是才寄希望于有一只万能的法律或行政之手，无孔不入地管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威权主义观念在法律和行政思维中的生动体现，许多人不知其中的厉害，还在一旁为此大声喝彩用力鼓掌！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在鼓励权力扩张和法律万能吗？而不断强化权力和法律的管制作用的结果，必然是公民权利在悄无声息中逐步缩小，公民的思想空间、生存空间、民族的创新空间在人们的喝彩声中逐渐萎缩！幸亏法律和行政本身都不是万能的，不能万能到足以对上述种种期待都一一做出正面的呼应，否则，那真是一个法网无边、行政力量也无法弗届的可怕世界。
教科书里常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可我今天怎么越想越觉得国人的头脑懒得像一只死猫，稍微遇到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问题，都希望有一个万能的手(在这里是法律或行政力量)来一了百了地解决，甚至希望法律和有关部门的手能够直接伸到事物的发展之前，把一切不好的苗头都扼杀在摇篮状态。姑且不说这完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走遍全世界都不可能。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盼“救星”心态的现实折射吗？呜呼，父母生我一思考的脑袋，我却只会用它来寻找救星。
回到这两个具体问题。“人乳宴”的问题，其实并不应该是法律问题，而是人性伦理和道德底线的问题，它越过了我们的人性所能承受的伦理道德底线，将其诉诸舆论的、道德的、人性的、伦理的谴责就行了，用唾沫就足以把相应的饭店、食客淹没，却要勉强祭出强硬的法律来，未免有点杀鸡用宰牛刀的意味。我们怎么就不相信议论本身的力量了呢？道德的应该还给道德，法律的应该还给法律。
而“第一月嫂”刘洁诈骗的问题，一经查实，直接依法按诈骗罪处理就是了，并不必然要牵扯出早期教育市场必须有一个专门的行业管理部门来管理规范的问题，就像有人用刀杀人、用棍子打人、用石头砸人，并不要求要有专门的管理部门来管制菜刀和木棍、石头，否则奇怪的一定不是有人借刀具、木棍和石头行凶，而是社会居然会有这么些不伦不类的管制机构！刘洁的“第一月嫂”是自己吹嘘出来的，也是借许多媒体吹捧出来的，有人据此呼唤“有良心的媒体，有良心的记者”。媒体可是有行业主管部门的，但它并不能完全地防患于未然，任何行业管理部门都不可能有这种天才般的完全的提前防范能力。解决问题的方式只要有媒体竞争就行了。有吹捧刘洁的媒体，自然也会有诸如《中国青年报》这样还其庐山真面目的媒体。这还不够吗？
政府的干预存在恶性和良性之分，为了维护社会公正、保护公民权利、消除各种歧视和不平等的行政干预，不仅是政府的天然义务和责任，更是大得民心和国际认同的良性干预，这种干预具有天然的政治正确性。反之，对市场自身能解决的问题进行过度干预，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留下了很多的行业管理部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们中的一些部门正面作用越来越小，副作用却越来越大。任何行业的良性发展，多是从行业公平的竞争中优胜劣汰而来。不论何时，不论何地，行政管理部门永远不会比市场更及时、更高明和更专业，同时也不会比市场竞争本身更道德。相反，非良性的干预不仅不能保证行业的道德性，反而助长行业和管制机构的腐败。这也是屡试不爽的真理。法律不是万能的，行政也不是万能的，世界上永远不会有万能的手，若有，它也只在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思考和表达中，而不会在别人手里。(童大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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