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江好久没与大有合影了，因为他不愿意留下这些令人伤感的回忆。胡安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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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与一位白血病患儿的父亲交谈关于他儿子患病治疗的经过，事先就有一种“悲怆”在咬你的心。42岁、身材瘦小的黄善堂，那平静的眼神里充满忧郁和悲伤。我也是8岁孩子的母亲，一想到那情景，我的心就隐隐作痛；而作为记者的职业操守，又使我又不得不冷静地与他交谈，还不得不一句一句地问那最令他心碎的一幕幕。最终，我忍不住冲出门外，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这时，我和这位父亲的泪水一起流淌……

　　孩子患病后黄善堂向周江求救

　　2001年8月23日，黄善堂的儿子黄大有被医生诊断为白血病，而8月28日将是大有5周岁生日。那一刻，黄善堂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医生问善堂的家庭情况：他是青岛工具二厂职工，因单位效益不好而待岗，无固定收入；妻子在百盛商厦干临时工，月收入五六百元；孩子的爷爷退休金500多元，奶奶无收入。医生听后喃喃地说：“麻大烦了，麻大烦了。”

　　在这个天塌地陷的时刻，六神无主的黄善堂首先想到的是周家———周江，35岁，共产党员，青岛人，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后，兼职成都某制药公司执行副总经理。周江的母亲早年与善堂的母亲是医患关系，周母治好了黄母的病，两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年，善堂家经济困难，全靠着周家一步步帮着走过来。善堂立即给周江打了电话，周江当晚从成都飞回青岛，两家共同商量如何为孩子治疗。

　　两家经过反复权衡，最后服从了周江的提议，到成都华西医大附属医院第二医院给孩子治病。那里有全国一流的白血病专家，他们可以住在周江的博士后公寓里，这样可以省钱。黄家的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好不容易凑了不到3万元钱，善堂的四叔为他们买了飞机票。周江说：“治病的钱，你们不用管了，我来想办法。”

　　周江“一诺”重千金

　　8月25日，黄善堂和妻子袁斌带着孩子到了成都华西医大附属医院第二医院。医生先问家庭经济情况，说要彻底治疗至少要花10万到20万元，一旦化疗感染，花钱就无法计算了。周江在一旁毫不犹豫地说：“医生，钱你不用担心，我去准备，你尽管按照最好的方案治疗。”周江对医生说他是孩子的叔叔。连周江也没想到，为了这一承诺，他付出的远非他的预料。

　　“大有是不幸的，但他又是幸运的。”据统计，在我国白血病的自然发病率为十万分之三。近年来，每年新增约4万名白血病患者，其中2万多名是儿童，而且以2-7岁的儿童居多。在华西医大附院儿童血液科有40张床位住满了来来往往的白血病患儿。由于治疗费用太高，有80%的白血病患儿放弃了治疗，余下的20%中有八成采取了经济疗法，而大有则采用了最好的治疗方案。

　　每次化疗需要7至15天。疗程结束，孩子回家休息两周后，待血象长到正常值又回医院进行下一个方案的巩固化疗。每个化疗过程中随时都有中毒送命的危险；化疗结束后，当血象逐渐降到最低值时，一旦感染，病人也可能送命。

　　周江住的公寓离医院远，周江在医院附近为善堂借了间房子和一辆自行车，让他做饭、送饭，而孩子的母亲袁斌则在医院陪护孩子。周江每天下班都去看望孩子。

　　在孩子第一次实施诱导缓解治疗过程中，输液24小时不停，大家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第一个疗程之后，原本活泼可爱的孩子变得像一个痴呆儿，连话都不会说了，鼻腔溃烂穿孔。他双腿无力，想站起来，竟摔倒在地上。全家人心如刀割。为了防止孩子感染，十多天里，黄善堂夫妇24小时不合眼地陪护着孩子，不断地为孩子物理降温。带去的3万元钱，很快就花光了。

　　大有的血象垮下来了，中性粒细胞只有100了。500以下就容易导致致命的感染。而最让人担心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一天，孩子突然浑身颤抖，是导致死亡率极高的克雷伯氏杆菌击中了他。为抢救孩子，每天所用的抗菌素就要5000元，连续14天，就是7万元。钱全由周江支付，第一疗程3个月，一下子就花费了12万元！

　　由于精神上高度紧张和连续的操劳，善堂的精神近乎崩溃。他往墙上撞，想了结自己的生命。周江那一米八七的大汉子紧紧地勒住了他的身体，而他隔着衣服把周江的胳膊咬出了血。袁斌跪在地上紧紧地抱住了他的腿，而他发疯般挣脱了周江的手，一头撞在墙上，晕了过去。当他醒来时，身体像散架般疼痛而瘫软，周江坐在他的身边耐心地安慰他。他躺在床上痛了一周终于重新振作起来。

　　医院里3天一个催款清单。周江到医院总要问到钱的事，然后说一声：“知道了。”到时候就把钱送去了，1万、2万、1.5万……他如何搞到的钱，他从来不说，他只是说：“我挣的钱。”一次善堂追问得急了，他才说：“我借的。”“那怎么行？”周江说：“没关系，几个月就还上了。我有这个能力。”

　　“周江就是这样一种人，假如天塌下来了，他会站出来说：我顶着！”善堂说：“周江其实也没什么积蓄。”一次袁斌给周江整理东西，见他的存折满抽屉扔，上面剩下的都是几十元的，几元的。周江认为，孩子活一天就要让他快乐一天。他对孩子说：“我有的是钱，银行里的钱都是我的。你需要什么就打电话给我。”想吃肯德基了，想要玩具了，孩子就偷偷给周江打电话。他总是满足孩子的要求，几百元几百元成套成套的玩具、G AMEBOY游戏机、游戏卡、V CD光盘……；孩子想吃什么他就买了送去。善堂对大有说：“你要节约一点儿。”而孩子小，不懂事，总是说：“我叔叔有的是钱。”

　　同病房患儿的家长都非常羡慕大有有个好叔叔，医生也一直以为周江是大有的亲叔叔，而当他们得知周江与大有无任何血缘关系时，非常感动。一位病儿家长说：“我家亲叔叔又能怎样呢？为孩子治病我们借2000元，他只给了300元。”

　　有一次，周江的同事、药厂的财务总监到医院找到善堂，很不客气地对他说：“周江他其实很累，工作特别忙，公司的工作全由他主持。可你们为了孩子，什么事情都找他。他两头跑，连饭都吃不上。你知不知道？他中午就啃一包方便面。你看这些天他累得又发烧了，累病了。你们有什么事情尽量自己去办，别再去麻烦他了！这样对他、对孩子都好。你们如果把他累垮了，不能挣钱了，你们不就全完了？”

　　听了这番话，善堂深感愧疚，他劝周江不要再这样来回两头跑了：“为了省钱你吃方便面，怎么行呢？”而周江说：“你不要管我。你们在这里，有事不找我，还能去找谁呢？”

　　周江与大有“父子”深情

　　在孩子出院的日子里，善堂一家人就住在周江两室一厅的博士后公寓里。为了防止孩子感染，他们每天用臭氧消毒；晚上，全家人，包括周江全带着口罩睡觉，夜间憋得喘不过气来。每天做好了饭，大有总说要等叔叔回来一起吃。周江累了趴在床上，大有那双小脚就踩在周江的背上为他按摩。时间久了，他与孩子建立了一种难以割舍的“父子之情”。

　　一天，大有对周江说：“我叫你爸爸吧！”周江说：“你有爸爸嘛！”大有说：“我有两个爸爸，一个大爸爸，一个小爸爸。”一天，大有提出要跟着周江姓，又给自己起名叫“小智”。大有对善堂说：“我不是你的孩子了，我是叔叔的孩子！”为了圆孩子的心愿，善堂在病历上就写了“周小智”这个名字。”一天，周江与大有开玩笑说：“我不要你了，我要买一条小狗养着，小狗比你听话！”没想到这话让大有伤心了，他眼泪汪汪地说：“你真的不要我了？”周江赶紧安慰他说：“不论叔叔将来有多少个孩子，我最亲的还是大有。”大有破涕为笑，说：“叔叔，你要是有了孩子，等我病病好了，我帮你看小弟弟。”

　　病房里不断有噩耗传来。一天大有对周江说，有个小朋友死了，周江感到一阵揪心。他又问周江：“叔叔，死是什么？”周江一怔，说：“小孩子，不要问这个。”而事后他思量，不能让孩子带着“迷惘”离开这个世界。那天，他把大有拉到怀里对他说：“孩子，你不是问叔叔死是什么吗？叔叔现在告诉你，死就是从一个地方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大有问：“那另一个地方有叔叔吗？”周江说：“有，但要等一段时间。”大有点点头，似乎放心了说：“只要有叔叔就行，我在那里等叔叔。”

　　周江，这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不仅成为这个贫困家庭的经济与精神上的支柱，也成为大有生命的支柱。

　　做“腰穿”窍注，是孩子最痛苦的时候，也是家长最揪心的时候。“腰穿”时，孩子要蜷缩起身体，医生用一根又粗又长的钢针从骨缝中插进去，从脊柱中滴出脑积液，然后推进化疗药物。即使是最麻利的医生这个手术也要做20多分钟。每次钢针扎在孩子身上，如同在撕裂父母的心。大有每次做完“腰穿”就像洗一次桑拿浴，浑身湿透。每次“腰穿”之前，周江总是满足孩子要玩具的要求，给他鼓励。

　　一次，周江陪大有做“腰穿”。周江的眼泪哗哗地流，而大有咬着牙坚持不哭。周江对他说：“你想哭就哭出来吧，叔叔不会骂你的。”而大有说：“叔叔，哭也是疼，不哭也是疼，咬咬牙，一会儿就过去了。”周江体会到孩子强烈的求生欲望。

　　许多人对周江的做法不理解甚至是曲解。与周江非常要好的朋友一天严肃地问周江：“你说实话，这孩子是不是你的？像你35岁的人了，条件又这么好，有一两个私生子很正常。”面对这样的误解，周江心里好生难过，但他不愿做过多的解释，只说一句话：“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好心的同事们劝周江几次：“你不要管了，这种病是个无底洞。”有人劝他：“你要真想帮你大哥，不如劝他放弃，然后再给他们十万元钱，让他再生一个。”

　　周江也是人，他不可能没有思想斗争。他找他的干爸、干妈陈教授和徐老师商量。陈教授说：“这种病是绝症，治愈的可能性很小。我们不能感情用事，明明知道不能治还要勉强。顺其自然吧！”而徐老师不这样认为，她的观点与周江的母亲相同，她说：“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往前走。治病就像爬山，我们已经爬到半山腰了，不能半途而废啊！”

　　每当周江静下来时，总有两种声音在对话。一次，他驾驶着汽车自言自语：“大有啊大有，假如这一天必定要到来的话，那让他快点来吧！”而另一种声音对他说：“周江，你怎能让孩子就这样走了呢？假如你撒手不管的话，这个家庭将面临着什么呢？不就是花点钱吗？这些钱给孩子的有生之年带来欢乐，给这个家庭带来生活的希望啊！花这钱，值！”

　　善堂：“我很幸运遇到这么多的好人”

　　“虽然这些不幸落在我们头上，但我们遇到这么多好人，不仅是周江，还有许许多多人来帮助我们，我们又是很幸运的。”善堂说：“正是这些好心人对我们的帮助，才让我们没有厌世，才让我们以一颗善良的心来面对我们的不幸。”

　　周江的干爸爸、医学专家陈以彬教授和她的妻子徐老师一家人都非常善良。孩子住院期间，因为陈教授家离医院近，周江在他家附近为善堂借了间房子。陈教授一家总是用行动来表示对善堂一家人的关爱。陈教授亲自为他们买菜、做饭，请他过去吃。徐老师每天早上不管风吹雨打，上班前总做好早饭送到医院，每天下班总到医院去看看孩子。徐老师的姐姐77岁了，大有称她“大姨婆”。陈教授的中医朋友免费给大有开药方，陈教授总是自己掏钱去抓药，“大姨婆”则每天煎药，一煎就是4小时，煎好药由徐老师送到医院。大有离开成都时，陈教授还给了他们3000元的“红包”。

　　华西医大第二医院主管大有病床的李强教授，为了大有，她经常深夜上网查找最新的治疗方案。大有回青治疗后，周江一有孩子的最新情况，哪怕是深夜也会和李教授通电话，一通就是一两个小时，然后把处理意见转达给青岛。大有治疗期间，一旦口腔出血就会出现危险，华西口腔医院的宣书琴教授常常提着治疗箱直接到大有的病房为他检查治疗。周江的父母更是支持儿子的行为，他们告诉周江：我们有退休工资，你不用管我们。周江的同事受了周江的感染，经常为大有捐款。大有爱吃包子，周江的同事就主动做好或者买了送到医院。黄善堂、袁斌原单位的职工们也为大有捐款……

　　决定最后一搏———做脐血干细胞移植手术

　　黄善堂一家人于2001年8月25日到成都，于2002年8月12日回到青岛进行治疗。周江经过这一年的“洗礼”，知道了白血病的顽固性。教授医生们说，孩子的病情如果再复发就不好治了。周江想，总该让孩子的爷爷、奶奶见到孙子吧。临行前，周江给了善堂3万元钱。他对善堂说：“你不用管我，我将来有能力还钱。”善堂把唯一的住房卖了11万元，周江回青为善堂交钱租了房子，还留下了下半年2500元的房租给善堂的父亲。他还给善堂家买了空调、微波炉、V CD机、洗衣机等生活用品，这些就花了两万多元。

　　回青岛后，善堂尽最大的努力节省生活开支。他们家住在四方区，到青医附院单程近10公里，善堂连公交车也舍不得坐，经常与袁斌一起背着孩子走。大有长大了，懂事了，有了节约意识。一次，周江回青，和大有一起去看大海。大有看到了一个易拉罐就捡起来说：“这个可以卖钱治病。”周江听了这话非常痛心，生气地对善堂说：“以后不要再对孩子说没钱，一定要让他快乐。”

　　一次周江回来了，见大有跪倒在地上，两只小手在胸前合十虔诚地向上苍乞求：“让我的病病快好了吧！让我的病病快好了吧！”孩子对生命的这种渴求无时无刻不在撕咬着周江的心。

　　2002年10月30日，大有的病又复发了。经过了一段治疗，善堂的钱很快就只剩下6000元了。周江又回青与医生研究治疗方案。周江知道，白血病如果化疗控制不住，幼稚细胞将逐渐浸润到全身各器官，最终孩子将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中煎熬而死。他最不忍心看到的就是这种结果，他决定为孩子作最后的拼搏———做脐血干细胞移植手术。10岁以下的白血病患儿做这种手术成功率为48%。大有的病情虽然复发两次，但他的病例非常特殊，即使病情复发时，除骨髓中的幼稚细胞升高外，其外周血象与正常人完全一样。医疗界曾有过这类孩子做脐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成功的先例。

　　这是一次冒险！周江宁愿冒险抓住这最后的让孩子起死回生的机会，他也不愿看着孩子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医生说，这个手术只有北京等几个大城市医院能做，手术费至少需要30万，而一旦发生排异和感染，那花的钱就难以计数了，有可能是人财两空。周江还是那句话：“你尽管按照最好的方案给孩子治疗，钱的事我会想办法。”

　　善堂：“拖垮了博士后，不值啊！”

　　“周江这人就是这样的性格，他帮人不论多困难也要坚持下去。而我知道他这样坚持会对他造成怎样的伤害！他要上学，要工作，还要成家……他宁愿自己吃方便面，他有1分钱也要给我1分。为这孩子把一个博士后拖累了，不值得啊！”善堂几乎在向我哭诉了。

　　善堂与周江商量，能否请新闻媒体帮忙向社会呼吁一下，为孩子治病捐些钱，这对周江是个解脱。而周江不同意。周江对善堂说：“手术的费用我都准备好了。你不用管了！”

　　2003年1月初，周江回青岛，我见到了周江，一个高大而魁梧的男子汉。我们刚一握手，几乎同时潸然泪下，甚至都无法顾及办公室同事那惊诧的目光。我带他到屏风后坐下，两人默默无言，先让泪水流个痛快。

　　擦干眼泪，他对我说，好久没这样流泪了，泪水已经流干了。他的心一直在阵痛、麻木、再阵痛、再麻木的循环中煎熬。他经常独自一人向上苍乞求：“救救这个孩子吧！”在大有和他父母面前，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关起门来独自一人时他又是很脆弱的。“我也是一肚子的苦水。各种矛盾都压在我身上，但我的精神不能垮。我一旦垮了，不仅大有没救了，而且这个家庭也要垮掉啊！”他说，他与孩子的感情已经超出了与任何人的感情，这是他和大有之间的事情。大有带给他许多痛苦，同时也带给他许多欢乐，他甘心情愿地为大有花钱治病。他将来假如有了儿子，决不会像对待大有这样想要啥就给啥，他会严格要求他的。“而大有则不同，这孩子遭受了那么大的痛苦，我要让他感受到人间最大的欢乐与幸福。即使他走了，也要让他带着对世界的美好印象离开。”这一点，他的确做到了。

　　为了挣钱给大有治病，他除了兼职药厂的常务副总外，还到处讲课，拼命做课题。按照他的特殊地位，只要他开口，许多人甚至愿意送钱给他，但他懂得，这是需要“回报”的。他不能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不拿错钱。”他只想靠自己的工作来换取“血汗钱”。他说，他过去从来不存钱，他喜欢旅游，有了钱就走南闯北，而现在两年多没旅游了，几乎把所挣的钱都用于大有了。除了为大有交付医疗费外，他还不断通过朋友为大有买药寄去。他说他不求任何回报，也不可能有什么回报。为了大有，他省吃俭用，去年只为自己花了100元钱买了一双皮鞋。有时他想出去吃顿饭，而一想到这顿饭钱够给大有打一针了，就舍不得了。他说，如果将来他有了钱，要成立一个白血病治疗基金，来救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白血病儿童。

　　如果没有大有的“拖累”，周江应该能做更多的事情。35岁的博士后、教授，在全国是屈指可数的，而他为了一个孩子却甘愿付出那么多的精力和财力。这值得吗？

　　他反复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生命更美妙了。”他强调“美妙”这个词。他说，他的这些做法基于对生命的一种尊重。他认为，如果能挽救大有，在事业上、家庭上做出些牺牲都是值得的。他说，即使救不了大有，让他幸福地离开人世也是值得的。他说，这两年通过给大有治病，他懂得了人间的冷暖，看淡了名利，参破了生死，因此，工作起来更感释然。这些收获也是值得的。

　　我劝他还是通过青岛新闻媒体呼吁一下，让社会向大有捐款，但必须要谈到他所做的事情，不然没有新闻价值。他说，他懂这件事的新闻价值，但他是个很“低调”的人，不愿抛头露面。再说，这完全是他个人的事情。

　　病榻上的大有

　　我和周江一起到青医附院看大有。大有在简易的层流床上———那张床用塑料布遮拦住，像个“塑料蚊帐”，孩子闷在里面直冒汗。袁斌不时伸手进去给他擦汗。大有在“塑料帐”中聚精会神地玩周江送给他的变形玩具。周江对我说：“瞧这孩子如果走在大街上是不会有人注意的，可俺就亲这小东西。”话中很自然地流露出他的“父亲”角色。

　　善堂说，大有一听说叔叔要回来，就在纸上“画杠杠”倒计时了，最后几天总会偷偷打电话给周江，“还有3天了。”“还有两天了！”周江回来当天，他又蹦又跳兴奋得连饭都不吃了。

　　周江在病房里总是嘱咐袁斌，对孩子的照料要注意这注意那的，袁斌说：“我哪里像是大有的母亲，我倒像是周江雇来的‘保姆’给他看孩子。”

　　马上要到北京做脐血干细胞移植手术了。孩子一进了层流仓就要近3个月不能与外界接触，这对孩子的精神是相当不利的。周江买来了微型V CD机和许多光盘，又给孩子买了许多G AMEBOY游戏卡，好让孩子在层流仓里度过那最痛苦的时光。

　　大有非要把周江给他的变形玩具之谜解开不可。他低着头，一边扭动他的玩具，一边与周江对话。周江嘱咐他，进了层流仓要勇敢，要坚强。大有不耐烦地说：“你说几遍了，我都记住了，要勇敢，要坚强。”周江说：“在里面换衣服要靠护士阿姨了。”大有说：“我自己换衣服，我会。”周江说：“还是让阿姨换。”大有说：“不！我自己。”周江说：“你是不是怕阿姨看见你的小雀雀？”大有说：“我妈妈也能看见我的小雀雀，我怎么还让妈妈给我换呢？”这出人意料的话惹得大家笑了。

　　我请朋友来给他们合影留念。周江说他好久没与大有合影了，因为他不愿意留下这些令人伤感的回忆。满脸稚气的大有把手捂在周江的耳朵上说着悄悄话，周江的眼圈红了，袁斌、善堂和我都在抹泪。好在大有总在专心致志地攻克他的“难关”，对众人的表情视而不见。周江说：“这孩子就是这样憨态可爱。这也许就是他承受力惊人的原因吧。”

　　善堂走上街头向众人乞求：“救救孩子！”

　　周江要回成都了，临走前又给善堂留下了10万元。他说，春节工厂发的年薪他全部用来给大有治病，他让善堂尽管放心。春节前，医院给孩子做脐血干细胞移植前最后的化疗方案。这个方案的药物用量是平常用量的许多倍，要把正常细胞与癌细胞同时杀到零，治疗的危险性很大。大有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

　　化疗7天，大有坚强地挺过来了。再等7天，是血象降到最低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这究竟是走向死亡的倒计时呢，还是生命重新开始的新时刻呢？这种念头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善堂。眼见着手术的日子越来越近，他再也不能这样被动地等下去了，他一定要为孩子做些什么，以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2003年1月18日，他做了个宣传牌，上面贴着大有的照片，写着孩子和家庭的情况。他找了一个红布条，用毛笔在上面写着黑字：“求求你，救救孩子！”他对着镜子把这红布条扎在额头上。他要上街向众人乞求，用这种装扮来引人注意。他反复地照镜子，看自己是否得体，是否令人讨厌。

　　他鼓足了勇气走出家门，一阵寒风吹来———那些日子里，青岛的天气格外寒冷。他只觉得心“怦怦”直跳，越跳越快，他感觉一阵心慌又回到屋里；就这样，走出去，又回来；再走出去，再回来；整整三个回合。他坐下来，尽量使情绪镇静下来：“为救孩子，我必须走出这一步！”他一跺脚狠狠心跑出门外。

　　像是走上了舞台，既然上去了，也就豁上了。他额头上顶着红色的头带，斜背着挎包，手捧牌子走在路上。邻居见他这副打扮投来诧异的目光，他若无其事地与他们打招呼。他走上公交车，身边的两个女孩儿看他这副模样，竟捧腹大笑。他手捧着牌子站在青岛市最繁华的香港中路佳世客门前，任凛冽的寒风向他袭来。有两位女士走到他的身边，先看看他的头带和牌子，再低头看他的鞋———那是周江给他买的还算像样的皮鞋。两位女士相互摇了摇头，说了声“不像”就离去了。

　　很显然，站在街头不语是不会被大家理解的，善堂终于亮出了他“节目主持人”的本领。善堂有天生的“演讲”才能。80年代，他在单位曾被青岛团市委评为“青岛市读书积极分子”，参加过读书巡回演讲。他业余时间经常为一家婚庆公司主持婚礼，而万万没想到，他的演讲才能竟然用在为孩子沿街“乞讨”上了———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我叫黄善堂，家住四方区宁化路，这是我的身份证，这是民政局发的特困证，这是医院的电话号码，假如你们不相信我，可以打电话给医院核实。这张照片上的孩子是我不到7岁的儿子，名叫黄大有。此时他就住在青医附院接受治疗。两年前，他不幸得了白血病，为了给孩子治病，我们已经倾家荡产，甚至变卖惟一的住房。剩下了惟一的一条救命之路，要做脐血干细胞移植手术。作为父亲，我该求的都求了，该借的都借了，无奈出此下策。请求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帮我救救孩子！虽然我们萍水相逢，但您对孩子的这份救命恩情，我们一家人没齿难忘。假如有来世，我愿意做牛做马，报答您这份救命恩情。同时，我也替躺在病床上的孩子向您说一声谢谢！”

　　来往行人不断有人驻足打量他，捐款的人逐渐多起来。一位女士打开钱包，直接拿出200元钱，这是募捐到的最多的一笔钱。两位打工的女孩儿对他说：“我们没有开工资，你孩子如果需要输血的话，我们可以献给他，我是O型血。”她们留了姓名和电话———“大清花饺子店服务员：宣立华、王燕。”

　　许多人把善堂当作骗子。一次，善堂在公交车上“演讲”，公交车驾驶员听了善堂的话生气地说：“你有胳膊有腿的干什么不行？想出这个办法骗钱！也真有人愿意上当！下去，下去，快下去！”善堂热泪夺眶而出，他说：“这位大哥的话，像一把刀子捅在心上。我也是有血有肉的五尺男人，但为了救我孩子的命，我厚着脸皮站在这儿。作为父亲，我愿意为我的儿子牺牲一切，包括我做人的尊严！”

　　司机不再吱声了，一位带着六七岁孩子的农民嚎啕大哭，他颤抖着从怀里掏出5元钱，对善堂说：“我也是带孩子看病的，没有多少钱。”善堂说：“你孩子有病，这份钱我不能收。”他把钱硬塞给了善堂说：“我孩子的病花钱要少些，你孩子花钱多。”善堂说：“作为父亲，我俩同病相怜，最能体谅对方的心情。我祝愿你的孩子早日康复。”两人在车上哭成了个泪人，车上许多人在落泪，满车的人都向善堂捐了款。

　　在这乞求帮助的日子里，善堂时常受到白眼和奚落。一次在公交车上，善堂刚刚说完“谢谢”，车上有位衣衫整洁的男士破口大骂：“你叨叨什么，就你孩子有病，这些人没病？滚、滚、滚、快滚！”惟一的一次整个公交车上无一人捐款，因为女司机说：“像这样的事情你应该找报社！找政府！你这样要，不可能给你！”人们都有从众心理，虽然许多人低头落泪，但没人捐钱。

　　善堂的乞求得到最多的还是关爱。许多公交车司机认识他了，看到善堂走在路上，会主动停车让他上车。31路“温馨巴士”———青岛市的服务品牌没有一位司机撵他下车。一次，善堂在车站等车，一位男士老远向他跑过来，关切地问：“你今天怎么样？我在202车上给你捐过款。”就这一句话让善堂感到格外温暖。一次，在佳世客门前，一位女士送给善堂一张200元的购物卡。大有高兴地把这个好消息打电话告诉周江，说“上面有好多好多钱，我可以疯狂购物了！”有许多好心人打电话给新闻媒体、青岛市慈善总会，还有人往青岛新闻网上发帖子，让这些单位帮助孩子。一位一直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经常打电话给善堂家，向他提出建议。

　　善堂给青岛市副市长臧爱民的信有了回音。青岛市红十字会来函说：“您给臧爱民副市长的信已转我会。对您儿子的患病，我们真诚的祝愿他能早日康复。根据我会规定，您可以持特困居民证件、孩子临床用血费用报销收据来我会办理扶贫济困血库用血补助。”

　　这一切，温暖着善堂的心，虽然大家所捐的款数远远不能解决问题，但这给了善堂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当我再次见到善堂时，善堂的眼神里不再饱含着忧郁与悲伤，而放射着一种激情，脸上有了红润，他对孩子的治疗、对生活有了信心。

　　一天，善堂额头上顶着那红色的布条回到病房，孩子的主治医生孙立荣主任看见了，她眼圈红了，说：“你尽到了一位作父亲的责任。我要自己到北京联系，亲自为孩子配型，我要为我们的孩子们放一颗卫星！”

　　大有啊，你肩负着多少人的期望！孩子啊，挺住啊———

　　善良的人们啊，帮周江一把吧

　　2月7日，黄善堂与袁斌带着孩子从青岛到了北京海军总医院，大有就要接受脐血干细胞移植手术了。周江又从成都飞到了北京，与医生研究治疗方案，并将大有的治疗和善堂一家人的生活住宿等问题安排停当。

　　2月27日，周江从成都打电话给我，让我赶快通过青岛日报向家乡的乡亲们呼吁为大有捐款。我问他：“你不怕见报后有人干扰你的生活了？”他说：“顾不了那么多了，救人要紧！”

　　他说，目前，找遍了北京、天津、山东、广州、四川的五大脐血库，没有找到一个与大有6个等位基因相合的脐血干细胞，而只找到了5个等位基因相合的。大有对这些细胞的排斥力会增强，药物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治疗的费用就无法预料了。医生说：“周江，快准备子弹吧！至少50万！”天晓得，他们竟然把钱称作“子弹”！而将打中的究竟是白血病呢，还是孩子？“医生说了，中途如果钱不到位，将会影响后续治疗。”周江呼吸急促，语速明显加快，我感受到他此时焦急的心情。

　　周江说，有很多人都劝他放弃，说即使做了手术孩子也不一定能治好。“我的心很乱，而现在谁的话也不能听了，我决心已定，哪怕有一线希望，我也决不放弃！”他说，为大有他已经付出40多万了，不可能一下子凑足50万元。他的声音非常激动：“我是人，不是神。任何人的承受力都有个限度。我的钱不是从大海中潮上来的，我已骑虎难下，就像在悬崖上拉着救大有的一根绳子，他的父母已使不上多少劲了，我拼命地拉，现在已拉不动了，只要一松手，孩子马上就会掉下悬崖粉身碎骨。谁能帮我拉一把，让我喘喘气；我不是放手不拉了，而是要喘喘气再拉。你赶快写文章发表吧，不然就来不及了！”

　　他的话就像用发令枪向我发射了一颗起跑的讯号，我的心在怦怦直跳。我想不出能用什么话来安慰他……

　　我开始“起跑”了。我连夜在电脑前赶写稿件，眼泪不时地流淌着……我在向人们讲述关于周江和大有的那些令人心碎的故事……善良的人们啊，快伸出手来，帮周江一把吧！本报记者孔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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