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仫佬族，一个在广西境内只有11万人的少数民族，却以长久旺盛的创作力，层出不穷的作家群，丰富多彩的文艺品种，在广西乃至中国的文坛叫响了它的名字。2003年2月15日，广西作家协会和广西文艺理论家协会在邕召开仫佬族文学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从多个方面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分析、点评和总结。现将会议发言刊登，以飨读者。

　　(一)、仫佬族文学概说

　　□容本镇

　　我对仫佬族文学的印象，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比例高 即作家人数占本民族总人口的比例高。仫佬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总人口才11万多，却涌现了大批老中青作家，仅收入《仫佬族20世纪文学作品选》一书中的仫佬族作家就有52位，还有12位祖籍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或曾长期在该县工作和生活的、算得上半个仫佬人的其他民族作家。可以肯定，还有很多成就还不怎么突出的作家、作者没有收录，若把这部分人计算进来，作家人数就更可观了。

　　二、素质好 即这个作家群体的素质好。大部分作家，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成长起来的作家，几乎都接受过大学教育，有的本身就是执教于高等院校的学者，如银建军、吴盛枝等。有的作家，如包玉堂、潘琦、鬼子、常剑钧等，不仅功底扎实，文学素养高，而且创作成就斐然，其影响已跨越广西，远及全国。

　　三、门类全 即文学门类比较齐全。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这不算什么稀罕，但相对于一个只有11万人口的少数民族所孕育和产生的作家群体来说，却是不容忽视的可喜现象，而且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影视、歌词、评论等领域都产生了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这充分说明这个民族汇聚和拥有着多方面的文学英才，并构成了一部门类比较齐全的本民族的文学史。

　　四、视野宽 主要体现在已走出仫佬山乡的那些作家的作品之中，如潘琦、鬼子、常剑钧、龙殿宝、任君和包玉堂父子等。他们在热情地关注于大山深处的故乡故土的同时，已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更精彩的外部世界，表明了这个民族思想意识的开明与开放，以及对外族文化的接纳和包容，这是一个民族进步与文明的表现。

　　五、观念新 即文学观念新。当然不是所有仫佬族作家都具有创新观念，但那些代表性作家的创新意识却是非常强烈的。获鲁迅文学奖的鬼子小说中的生命悲剧意识和奇幻多变的表现手法，给人一种悠远而沉重的哲学思考和壮美的艺术感受。潘琦的议论性、随笔性散文对时代、历史、自然、人生、人性和生活的思辩与叩问，很富于哲理性和时代感，其叙事性、抒情性散文，则真挚朴实，不事雕饰，很平民化，没有渗透进高官作文常有的那种“官气”与造作，让人有一种诚恳与亲切之感。包晓泉的散文，语言非常凝炼，很有韵味，艺术感染力很强，不是那种一眼就可以看到底的、没有回味的作品。常剑钧的戏剧，可以说是文坛的异类，不仅思想深刻，而且构思奇特，表现手法新颖，特别是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六、情感美 所有文学作品都应灌注深挚的情感，这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特点，但我指的不是这些方面，而是仫佬族作家们对故乡故土和本民族的那种与生俱来的、浓烈的挚爱之情。不管是长期驻守在仫佬山乡的作家，还是走出故里或在都市中长大的作家，这点都是共同的、一脉相承的。读包晓泉的《无法不自白》，我就有一种深深的感动和奇异的怀想：这是一个历经磨难而又不屈不挠的民族，一个自尊、宽容而又自强不息的民族，一个不甘落后而奋力前行的民族！

　　(二)、仫佬族散文与散文家潘琦

　　□陈学璞

　　仫佬族是一个眼界广阔、胸襟开放的民族。仫佬族是一个善于唱歌的民族，仫佬山乡歌手云集，是丹凤画眉之乡。由于有山歌的传统，代代相传的众多民间歌手的滋润，仫佬族散文充满了民族风情和歌韵。对于仫佬族现当代散文、有论者追溯到1947年刘名涛发表的处女作《秋夜》。

　　如果包含罗城籍的汉族作家，这一散文的传统，还可以回眸更为久远。2003年1月出版的《仫佬族20世纪文学作品选》精选了罗城籍作家周钢鸣、曾敏之的几篇散文精品。周钢鸣1932年就在上海担任左联大众文化委员，他在20世纪40年代写的《真勇者罗曼·罗兰》、《正义战争与文化创造》等散文作品，目光犀利，底蕴深沉，富于哲理。曾敏之曾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著有《望云海》、《文苑春秋》等散文集，其文风硬朗畅达，如行云流水。

　　仫佬族当代作家罗日泽的《仫佬族风情》一书，以及龙殿宝、任君、潘荣生、银锋、银建军、吴盛枝、谢海波等的散文，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尤其是青年作家包晓泉——诗人包玉堂之长子，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广西文坛崭露头角，而后以年轻人的虎虎生气和全新的创作方法，成为全国散文界的“一匹骏马”。

　　我之所以称潘琦为“散文家”，这不仅由于他创作的散文数量多、层次高，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大奖，而且在于他的与时俱进的创作思想、质朴敦厚而又具有现代意味的创作风格。1986年潘琦就公开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山泉淙淙》，到去年的《情结集》，已是12本文集了。

　　纵观潘琦的散文，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一是人物志，用散文的笔法，勾勒人物的面貌，点击人物的心扉，歌颂人物的品德，如写于老师的《幽谷中一棵玉兰》，写王任光的《路之歌》，写覃应机的《当我想起覃老》等。

　　二是杂感式，这类散文是思想成熟、技法娴熟的产物，像毛笔在宣纸上运行，既龙飞凤舞而又画龙点睛，如《围墙变奏曲》，小小围墙的变化，折射出时代的变迁，“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潮流势不可挡！”还有《论正气》、《论人走茶凉》、《论做官五德》，用杂谈式的笔法议论说理。

　　三是情景篇，这类散文即景生情，借景表意，直抒胸臆地表达某种炽热的感情，如《七月的阳光》，提倡“用您真实的感情、真诚的善意，加上高远的理想和超然的热情去拥抱七月的阳光吧！”《红叶情》从香山红叶谈起，呼唤“别忘了拾起一片红叶，赠给你心爱的人，因为他寄托着无限的爱、深深的情”。

　　四是游记集，以游踪为线索，描绘田野风光、名胜古迹、异国情调，探讨人生感悟、人文精神、历史渊源、地域风貌等，如写广西陆川的《谢鲁山庄写意》，写云南的《石林“阿诗玛”》，写日本的《富士山写意》，写法国的《巴黎新区——拉德方斯》，写俄罗斯的《莫斯科的绿色》等。

　　潘琦散文创作的特点，总起来说，一是质朴真挚，情感真挚，真情实意，毫无矫揉造作之情，初期散文是充满乡土味的纯真，近期散文是由表入里抓住真谛，如《圣彼得堡 文化现象》，没有形容词的堆砌，没有生造的情景细节，却给人一种真实无华的力量。二是富于哲理，潘琦散文立意高远，思维辩证，有厚重的历史感。如《论位子》中谈到“位子定律”，山上与山下人对看，五官是一样大小的，“人世间，不管你站在什么位子，人与人都是平等的”，散发出浓郁的现代人文精神；三是对话交流，平等倾诉，无论是讲大道理，还是论身边琐事，作者的身份都是一个普通人形象，决不摆架子，故作高深，而是与读者平起平坐，促膝谈心，如涓涓细流，在不知不觉中使人得到启迪，获益非浅。

　　(三)、明确文化身份自觉参与对话□

　　□王杰

　　20世纪80至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逐渐显明，民族问题，包括弱小民族的文学和文化问题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大体上与这一个过程同步，广西文学尤其是广西的少数民族文学，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和比较优秀的作品。作为一种现象，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开展研究，也就是说，可以用不同的标准和原则进行分类。以民族性为原则进行分类，侧重点在于民族的共同性，以及文化认同、民族意识和民族愿望表达的特殊性等等，正是这方面的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想从一个在我看来有一定象征意义的现象说起，这就是广西少数民族文学作家的文化身份问题。在涉及文化身份时，我们不时能感到一些广西作家对此的焦虑，例如他们会特别强调自己隶属于某个文学家族或某个文学团队，有意无意淡化自己的民族身份。我非常理解和同情这种焦虑，问题是我们这样就能改变自己的文化身份，从而消除焦虑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文化身份像我们的血脉一样，是不可改变的。

　　在我看来，许多广西少数民族作家在文学上取得重要的成绩和一定的影响，恰恰与他们的文化身份密切联系。文学是一种很特别的文化现象或者说是意识形态现象，它的动力在于文化矛盾和生存压力，矛盾和压力越大，文学的动力就越大，或者说文学表达的愿望就越强烈。20世纪许多伟大的文学经典都印证了这样一个道理，例如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国作家沈从文的《边城》等等。广西的少数民族作家与乔伊斯、马尔克斯们还是有类似之处的，这就是，都从自己本民族的小文化传统中吸取灵气以及表达的基因。在我看来，广西少数民族作家的幸运和特殊之处在于，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矛盾不再是对抗性的，文化差异及其个性得到鼓励和保护，有条件上升为一种我称之为“余韵风格”的表达。

　　以我们今天讨论的“仫佬族当代文学”为例，这样一个人数较少，文化遗产也并不丰厚的民族，在20世纪下半叶的短短20余年的时间里，文学新人和好作品以十分密集的形式成批出现，其中的原因和机制的确值得我们深入研究。遗憾的是我对仫佬族文学缺乏系统的研究，一时还难以作出明晰的概括和表达。我很希望广西师范大学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硕士点能培养一些专家型的研究人才，对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和机制作出有理论价值的研究。

　　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表明，文化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机体，对个体具有重要的影响，从一般意义上说，文化是主体再生产的基本保证。对于文学表达来说，文化是表达的机制和“语言”，不管当代中国文学表达的“语言”如何复杂，其自幼生长于其中的文化，都是他不可摆脱的“母语”，在文学上也是如此，只是在有的作家那里较为外显，在有的作家那里较为内隐罢了。我认为对此是否自觉，是一个作家达到怎样高度和什么样境界的重要因素。因为作品内在语言的复杂性，是好作品的特征之一。

　　文学是人类的共同语言，真正优秀的好作品是可以跨越时间和民族界线的，《刘三姐》就是一个例子。到目前为止《刘三姐》以及类似作品的文化密码和美学密码还没有被我们破解，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仍然是一项艰难的事业，这也正是其光荣和魅力所在，我相信，热爱生活又懂得生活的人一定会找到自己的钥匙，因为文学的全部秘密，都在生活之中。

　　(四)、仫佬族的戏剧文学

　　□江建文

　　在我国除汉族以外的50多个少数民族文化中，都有自己的文学，如民歌民谣、故事传说等等，但能有自己的戏剧文学的少数民族却不多。因此，仫佬族文学中能有戏剧文学，这本身就是件了不起的事情。由于两个原因，使仫佬族人民在戏剧艺术中与当年流行于桂北和桂西南一带的民间戏曲——彩调结下了不解缘。

　　一是仫佬族自身丰富的歌舞资源以及其平民性的文化取向。彩调是民间土生土长的戏曲，其音乐部分来自采茶歌，舞蹈身段部分来自劳动生活和民间杂耍之类。仫佬族人民学习了彩调之后，借鉴了彩调的戏剧艺术经验，在自己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完成了由原本是娱神的歌舞向娱人的戏曲的提升，创作了自己民族的戏曲——仫佬剧。当然这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从民间艺人乔祖旺培养出仫佬彩调的老一辈艺人“四吴”（吴金利、吴泰山、吴茂林、吴正英）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仫佬剧正式登台演出，约经历了半个世纪。

　　二是在仫佬民间唱词和诗文中，习惯于用属平话系统的“土拐话”来写作。这是汉语和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结合的方言，它在文化渊源上与彩调有一脉相通之处。在仫佬剧中，《潘曼小传》和《鸡生鸭熟》都堪称优秀剧目。它们发扬了彩调亦歌亦舞的表现形式和亦庄亦谐的审美情趣，很好地适应了仫佬族人民性格中诙谐、幽默的一面。只是这样的优秀剧目还不够多，还需要多创作、多演出、多积累，才能使这一新兴的民族剧在众多的地方戏曲中占稳一席之地。

　　戏剧作家常剑钧创作的大型彩调剧《梦里听竹》无疑是迄今为止的仫佬戏剧文学中最优秀之作，而且即使将它放在我国多民族的戏剧文学的平台上加以比较，也是优秀的。这个剧观念新颖，构思新颖。剧情虽植根于现实，但作者却把现实生活中种种复杂的矛盾纠葛置于背景的地位来处理，让舞台腾出空间，向剧中人的内心世界开放。那围绕人物的内心世界组织和展开的戏剧矛盾，既有很强的现实性，又有很强的艺术冲击力。更难得的是这部切中时弊的戏剧在对传统文化的借鉴和人物性格的把握上显得很有分寸，各个人物的唱词也写得有个性、有文采、合辙押韵。

　　常剑钧的另一部大型剧作《老街》（话剧）也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佳构。由于摆脱了戏曲的艺术程式的约束，写得更开放、更自如、更具鲜明的时代文化的指向性。作者要体现的是一个很有时代意义的主题：“老街”是一个坐落在九万山麓中的小墟镇，有数千居民，一千多年历史，是一个“最担心被岁月遗忘”的地方，是“一个生长‘黛色幽默’的地方”；这里的人民面对20世纪最后20年祖国经济的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体制、文化转型，内心充满了希望、激情与困惑。

　　全剧旨在表现这种包含了丰富历史内涵的戏剧性的内心状态，把这种状态变为剧中人鲜活言行展示在舞台上，呈现于观众前。此剧在形式上很前卫，但在人物性格和整体情调上，还是有较浓郁的南方山区少数民族的韵味。

　　(五)、人格支撑的仫佬族文学

　　□东西

　　还在河池工作的时候，我就到了罗城的怀群，山的雄浑，水的明亮，一直印在脑海。由于受电影《幽谷恋歌》的影响，我对那里的一草一木充满向往。那时我写了一篇关于怀群的散文发表在《河池日报》，题目叫《悲剧美》。也许是一种巧合，抑或是山水的暗示，反正到后来，我从仫佬族文学作品，包括口头文学作品里，读到了强烈的悲剧意识，比如潘琦多次在文学会上引用的山歌：“苦兮兮，苦兮兮，好比树蔸挨剥皮……”这种悲剧意识是山地民族较为普遍的创作特点，它在仫佬族文学作品里虽然突出，却不是绝无仅有。

　　而仫佬族文学中感恩、现代意识和追求艺术创新这三个特点，倒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恩在过去，主要体现在那些口口相传的山歌中，比如对山水、天地、父母的颂扬；当下，这种感恩意识主要通过那些明亮、健康的文学作品来体现。前几日读了潘琦在《广西文学》第二期发表的散文《难忘这段情》，深有感触。

　　他在文中写道：“我常常碰到一些年轻的文学爱好者，或青年作家，一说起广西文坛近年的崛起，都说要感谢我。其实这可不必，我们应当感谢太阳，感谢生命，感谢火热的生活，感谢升腾的时代，没有一个人是自己的原因，一切都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相互热爱。”这种感恩意识，就是“吃水不忘挖井人”似的写作，是有良知，有情感的写作，也是一种低姿态高境界的写作。如果一个作家，没有感恩意识，那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痛”，是势利的写作。

　　现代意识表现在仫佬族作品中，就是观念不落后，不陈旧，比如常剑钧创作的大型彩调剧《哪嗬咿嗬嗨》，尽管写的是过去的事情，但它的观念却是现代的，一群艺人以歌为生，以歌为魂，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歌战胜了一切苦难。在这里，歌是一种精神，它超越了肉身的疼痛。这种超越，也是对民族心理的超越，所以它能引起共鸣，能进入当代戏剧优秀作品的队列。

　　在当今的文坛，追求写作技巧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更别谈什么艺术创新了，但是仫佬族作家却不乏创新精神。这在潘琦的许多散文中都有所体现。他的散文发自内心，但又与众不同，不重复自己，也力避重复别人，每一篇都有新的角度，比如他写荷兰木屐的散文，从鞋这一角度切入，很独特。哪怕他写新闻作品，都会选择与众不同的视角，比如前几年他到外省考察回来后写的那一组文章，获得了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而在常剑钧的戏剧作品中，也常常流露出这种创新精神，比如旋转舞台的运用，近台和远台的结合，打破阴阳两界的构思、性意识的巧妙处理都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

　　为什么一个在别人眼里稀少、落后、偏僻的民族，能产生这么多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呢？我想这和民族的性格有关。我从接触过的几位仫佬族作家身上，看到了他们阳光的内心、善良的品格、健康的情感、开放的知识结构。老话说：作家写到最后就是人格的较量！有了好的人格，不可能不出好的作品。作为读者，我已经欣喜了，但欣喜之余，也还在等着看他们的最新作品。

　　(六)、罗城作家作者群的特征及时代意义

　　□吕朝晖

　　罗城作家作者群是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从这个地域走出来、或一直在这块土地上从事文学创作，在全国、全区有一定影响的突出人物，他们是一个群体，但又没有一个具体的组织。这个群体的特点和个性表现在：

　　1、人才辈出的连续性。罗城作家作者群初始出现于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那时的代表人物是周刚鸣、曾敏之，而后五六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活跃于广西文坛的是包玉堂、刘名涛等，八九十年代至21世纪初振领风骚的是潘琦、廖润柏、常剑钧等。六七十年来摩肩接踵，因因相生，数代联芳，在一个少数民族山区县实属少见。

　　2、创作品种的多样性。近几十年间涌现的罗城籍作家、作者，视野比较开阔，涉及的文学艺术领域比较宽，创作样式比较齐全。诸如小说、散文、杂文、诗歌、歌词、书法、绘画、理论，文艺评论无所不包，甚至在新闻、出版等项也有专家。如周刚鸣的文艺评论、曾敏之的杂文、包玉堂的诗歌、廖润柏的小说、常剑钧的戏剧都名重一时，而潘琦则是“全能冠军”，小说、散文、杂文、诗歌、歌词、理论、文艺评论、戏剧创作无所不能，且多有精品。他是全国作协会员，这些年每年至少有一个结集，他创作的歌词曾获中宣部评选的“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用一句老话说，这是人中麟凤，不可多得。

　　3、对岭南尤其是广西文化界有长期主导性。罗城作家作者群并不都是普通的文学艺术创作者，他们中有周刚鸣、包玉堂、潘琦等这样的集作家和文化界领导人于一身的重量级人物。周刚鸣曾先后出任广西省、广东省文化局、文联、作协和华南文联的负责人；包玉堂曾出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潘琦多年来领导广西的文化建设，做了许多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诸如在他的提倡和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桂北文化、红水河文化、环北部湾文化等区域文化研究、刘三姐文化品牌开发保护研究、壮族“呢的呀”音乐发掘研究、漓江画派的形成与发展研究等等，都是前无古人的。

　　4、他们的作品主题和内容具有很强的人民性、教育性、鼓动性。周刚鸣、曾敏之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创作，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呐喊、服务的；包玉堂的诗则大多是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歌颂党的民族政策的以及歌颂我们的祖国和我们的民族的；廖润柏的小说、常剑钧的戏剧也都是坚持“两为”方针的；潘琦的创作路子颇为宽广，作品具有突出的人民性、教育性、鼓动性。他们的作品是仫佬族人民贡献给全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优秀成果。

　　罗城作家作者群的形成发展，反映了我国少数民族追求民族进步和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罗城是一个以仫佬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的山区县。清代前期到罗城作了六年县官后来成为两江总督的于成龙，在给他的友人荆雪涛的信中曾写道，当时这里有民谣：“武阳岗三年必一反”；又云“三年一小剿，五年一大剿”，“县中居民仅六家”，县庭“无门垣”，仅“草屋三间”，而且“支茅穿漏，四无墙壁”。

　　清初以后的数百年间这里虽有发展，但情况并没有太大改变。就在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地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的数十年间，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罗城作家作者群的成长，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罗城仫佬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改造中国，改造社会，实现民族进步、祖国振兴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及其不懈的奋斗精神。

　　罗城作家作者群表现的历史的主动性在于，他们不是宿命地听从自然的安排，而积极地融入时代潮流，找到适合自己发展、适合自己为时代进步服务的方式和途径，并为此作不懈的努力；他们的创造性在于他们的创作实践总是追求出新，总是追求真善美，他们在不断超越自我，超越平庸，总是不断地有好作品问世，他们的作品一次又一次获奖就是明证。

　　责编:朱燕 季明福(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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