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前，柳州南郊新兴农场的谭绍振只身前往海口打工，从此他再也没回过家。年过七旬的母亲为寻儿子，曾亲自和派人前往海口寻找，但都无功而返

　　“你见过我的儿子吗？”在去年的春夏季节，海口市的建筑工地上多次出现一个柳州老妇人的身影，她逢人便问同一个问题。有的人说以前见过，但没有人能说出她儿子现在究竟身在何处。

　　这位老妇人叫刘少英，今年68岁，而她要寻找的儿子，今年也有44岁了。

　　离家 打工一去不回头

　　刘少英和老伴、大女儿、小儿子都是新兴农场的职工，小女儿已嫁到了柳州市。她还有一个大儿子叫谭绍振，但在最近的12年里，做母亲的只见过他一次面。

　　谭绍振原来也在新兴农场工作，是糖厂里的化验员。1985年，糖厂以他“擅自离厂一个多月”为由，将其除名。刘少英在农场里承包了6.7亩的甘蔗地，谭绍振离厂后就和母亲一起种甘蔗。因为地里的活不多，他就经常跑到外地打工。一家人都没想到，谭绍振自从1991年到了海南后，至今没有回过一次家，而且在家里需要他回来处理大事时，却再也找不到他的踪影。

　　种蔗 千般艰辛为儿好

　　这家人的“大事”，就是那6.7亩承包地带出的问题。1996年，农场和部分职工签定合同，内容是对甘蔗种植的管理作了一系列规定，其中一条是：如果亩产达不到4.5吨，农场就要收回土地另作安排。

　　当时刘少英已退休，她想：自己和老伴有退休工资，生活不成问题，其他子女也有工作，不用操心。惟独大儿子谭绍振还在外地打工，留一份地给他，也好解决他的养老问题。于是刘少英以大儿子的名义签下了耕种那6.7亩甘蔗地的合同。此后，她起早贪黑地种蔗收蔗，任劳任怨。刘少英是新兴农场有名的劳模，她种的甘蔗每亩产量都在6吨以上，远远超过合同规定的4.5吨。她以为，只要自己勤快，甘蔗地的产量高，这块地就一直属于大儿子谭绍振了。

　　寻儿 遍寻海口失望归

　　不料，去年元月31日，农场的一纸通知让刘少英慌了手脚。场里决定把甘蔗地收回统一连片调整承包，在被调整的人员名单上，谭绍振名列其中。场里要办理相关手续时，始终找不到谭绍振，于是他的地就被收回了，而且调整后也没有分新的地给他。

　　对这样的结果，刘少英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她多次向农场以及广西农垦局的领导反映，人家都告诉她：想解决承包地的问题，必须先找到谭绍振本人，办理有关的手续，才能够谈是否分地给他。

　　农场里还有人议论：“谭绍振可能早就死了。”这话传到刘少英耳里，她很生气。她告诉别人：“我大儿子还经常打电话回来呢。”有一次谭绍振又从海南打电话回家，听母亲说了别人的议论，也很生气：“说我死了，你叫他们拿‘死亡证明’来，否则谁也无权说我不存在了。”

　　但是，如何才能证明谭绍振的存在呢？已经年近七旬的刘少英决定亲自出马，到海南寻找儿子。其实，离家12年来，谭绍振也常给家里写信，后来家里装了电话，他逢年过节也会打电话问候父母。至于打工的具体地址和电话，谭绍振始终语焉不详。他说自己在海口的建筑工地做事，流动性很大，地址经常变动。但他留下了一位姓刘的“干爹”的地址，于是“刘干爹”就成了12年来家里人与他联系的“二传手”。

　　去年3月，刘少英到海口“刘干爹”家打听儿子的行踪，谁知他也不知道“干儿子”的下落。刘少英决定在报纸刊登寻人启事，后来因为没带户口，没登成，她只好到一个个工地上询问。但是，“玉林人见了，陆川人见了，来宾人见了，就是没有人知道（谭绍振）这个柳州人！”刘少英只能悻悻而归。

　　同年4月，她又一次到海口，如愿以偿登出了寻人启事，并按启事上的约定，在一家招待所等了3天，却始终不见儿子出现。到了8月，刘少英干脆拉上小女儿，想到海口去查谭绍振给家里打过的电话号码，但当地的电信局表示帮不了这个忙，母女俩又失望地回到柳州。

　　母子 12年中见一面

　　谭绍振在承包地的问题出现以前，确实经常与家里保持联系。父母多次劝他回来，他总是说“打工这么多年，没有赚到什么钱，多做几年再说。”在离家的12年里，他没有给家里寄过一分钱，倒是问家里要过5000元。

　　1997年5月，谭绍振给父母写信，说自己做包工头被人骗了，急需5000元钱发给小工。刘少英一看信就急了，连忙和老伴带上钱，从柳州赶到海南，按照儿子随信附上的“联络图”，在一处工地上找到了谭绍振。把钱交给儿子后，做父母的还不忘问一下当时已38岁的儿子“个人问题解决了没有”，谭绍振说谈了一个女朋友，是在街上开门面的。而刘少英提出想去看看那女子，儿子却说她“已经去进货了”，两位老人只能遗憾地离开了海口。12年来，刘少英只见过大儿子这一面。

　　其他时间里，儿子的存在方式，只是电话另一头熟悉的声音，或者信笺上的只言片语。最后一次来电是去年的2月14日，刘少英和他谈了承包地的事情，他甩下一句“地都收了，还回去干什么？”从此音讯全无。

　　与大儿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哪怕为了他的一丁点小事，刘少英都不把柳州与海口之间的漫长旅程视为畏途。1993年，谭绍振曾叫家人代办身份证，办好后，做母亲的居然决定亲自将身份证送到海南。听儿子说将到码头接她，刘少英高兴得睡不着觉。谁料，在广东海安遇上台风，行程耽搁了两天，等她坐船到了海口，码头上根本没有儿子的踪影。后来只能把身份证交给住“刘干爹”转交。

　　启事 贴遍街头无人应

　　对于这个只在要钱时才肯露过一次脸的哥哥，弟弟和两个妹妹早有怨言。他们说，作为谭家的长子，哥哥几乎没有尽到什么家庭责任。那块曾在他名下的承包地被收回，成了母亲最大的心病，而他完全不当一回事，就更不应该了。

　　但在刘少英的嘴里，听不到她对儿子的半句怨言。她说谭绍振老实，做工老被人骗，所以才没钱寄给家里。她又强调，自己有退休金，不需要儿子寄钱。

　　对于儿子1985年被单位开除的事，刘少英的老伴也有另一种解释，他说其实所谓“擅自离厂一个多月”并不准确，当时谭绍振是为单位到外省推销产品，只是没有及时和单位联系，造成误会罢了。

　　刘少英一家为了寻找这个离家10多年的大儿子，究竟花了多少钱，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最近他们又有了新的行动，委托一位叫龙现生的自由职业者去帮他们寻找。今年的3月3日至11日，龙现生在海口访遍了所有的建筑工地，依然没有一个人说得清他的行踪。龙现生又在海口贴出了400多张寻人启事，刘少英在启事上的留言令人动容：“儿啊，你在何处？你听到爸妈及家人在呼唤你吗？”

　　此事甚至惊动了当地的派出所、电视台及报社，民警和记者陪龙现生用尽了所有可能的办法，一个星期过去，就是找不到谭家大儿子的身影。

　　龙现生回到柳州后说：都什么年代了，找一个40多岁的大活人还这么难！

　　确实，柳州和海口都是现代通讯设备很普及的都市，找一个人总不会比孟姜女寻夫还难吧？如果谭绍振是刻意回避的话，只能说明：他不愿意再回到那个生养他的家，不愿要回那6.7亩的甘蔗地。

　　苦寻儿子不着的刘少英，在那片甘蔗地里来回走动，反复说：“为了把这块地留给他，我打理得多好，一根草都没有……”

　　一边是对土地视若生命的母亲，一边是对土地态度冷漠的儿子，听闻此事，真让人无言以对。

　　编后语

　　接到这篇稿子时，我们的心情特别沉重，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一个年迈的母亲为了儿子含辛茹苦伺弄着几亩蔗田，为的就是让儿子有个“着落”。然而她那年过不惑的儿子却只在要钱时才想起母亲和家，任凭老母几下海南苦寻自己于不顾，乌鸦反哺，羔羊跪乳，真不知他与心何安？

　　为了帮助这位善良的母亲，我们特与《海口晚报》策划了这次新闻互动，同时在两地刊登这篇文章，让更多的读者参与进来。今后我们将把最新的消息传递给关心此事的热心读者，同时也对《海口晚报》的同仁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作者：何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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