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阿克顿勋爵这句至理名言一直被人们引用来针对没有约束的公权，那么，缺乏有效约束的“私”权会不会导致腐败呢？当然也会，其所产生的危害甚至比公权滥用要大。
据报道，从15日开始北京市实行“机动车驾驶员自行快速解决交通事故”政策，也就是媒体所称的“交通事故处理私了方式”，据不完全统计，政策实行首日共有43起交通事故
由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其中六起当事人驾车到保险公司索赔。问题来了，解决交通事故的方式变了，而保险公司对车险条款和理赔业务流程等一系列规定尚未作修改，由于是“私了”，事故双方会不会钻这个法律空子“勾结”起来共同向保险公司骗保呢？
既然是“私”了，实质就是把处理的“公权”下放到当事双方，让当事双方根据实际损害情况调整各自的利益要求，此举旨在追求处理的迅速不影响到整体的交通秩序，降低交通事故的处理成本，可政策的制定者有没有想到，交通事故不仅涉及到当事双方的利益，还有作为第三方的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是得根据事故原因、过程和损伤程度进行理赔的，“私了”无疑就把保险公司晾一边去了，等着挨“宰”：在既有的“私了”程序下，当事双方的处理权是没有监督和约束的，一旦双方的“私权”感受到有共同利益的诱惑，他们就会“勾结”起来，骗取保险公司的赔偿。
这是一种很高的道德风险，根据制度经济学的观点，道德风险是指自利的个人受某种因素的引诱，会违反有关诚实和可靠的一般原则，因为环境允许他们这样做而不受惩罚。在“私了”程序中，交通事故双方是有足够的驱动力勾结起来说谎话的，因为在他们的预期中：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既然说谎话有利于双方而且不易被发现，即使被发现了也不受惩罚，有什么理由不去做呢？
看来我们进行一项制度设计时，不仅要警惕公权的腐败可能，也要非常警惕私权，没有监督的私权有着同样的腐败可能。“轻微交通事故私了”有没有可行性呢？当然有，但得有个条件，就是对这种下放的私权要有第三方制衡力量的约束，只有这样，“私权”才会说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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