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文明街片区整改火灾隐患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17日13:20 云南日报

　　从5月7日起，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所有刑事案件被告人在押解途中戴上头套。此举不仅为我省率先实施，在全国中西部城市也是首家

　　与电视画面上见到黑色头套不同，这种更像个小布袋的头套，浅浅的蓝色看上去远没有电视里那么“生猛”。

　　5月7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警队接到通知，从当天起到看守所押解刑事案件被告人时，途中都要对其戴上头套。尽管大伙早就知道深圳、北京已经有类似措施，但执行任务的几位法警对拿在手上的这种一次性医用无纺布还是颇感新奇。他们得知，这种头套的通气性很好，不会妨碍使用者呼吸，虽然没有可视孔，但5米内可以看到物体，不会妨碍其行走。与电视画面上见到黑色头套不同，这种更像个小布袋的头套，浅浅的蓝色看上去远没有电视里那么“生猛”。

　　上午9时，两辆蓝白色警车驶进昆明中院一楼西北侧，此处设有开庭前专用的羁押室，左转即是一个专用通道通向各个法庭。两起案件中的9名被告分别走下警车，他们成为昆明首批使用头套的刑事案件被告人。9名被告人似乎并不清楚为什么要戴上头套。下车后他们的头套被摘掉，随后进入羁押室等待开庭。头套，这个突然多出来的小环节并没有让整个押解过程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按照昆明中院的规定，头套的使用对象为刑事被告人；在押解途中使用；由专人保管，用后及时回收销毁。从当天起，昆明中院对所有刑事案件被告人都采取戴头套的做法。这一举措不仅是在我省率先使用，在全国中西部城市也是首家。

　　昆明中院副院长马豫昆：使用头套体现诉讼文明、保护人权。

　　昆明中级人民法院分管刑案审判的副院长马豫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给刑案被告人戴头套的做法主要是为了树立人民法院文明、规范的执法形象，体现诉讼文明、保护人权。他表示，我国刑法总则明确规定，任何人未经人民法院判决有罪，不得认定已经犯罪，其合法权益应受到保护和尊重。即使是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其人权仍应受到尊重。现今司法界普遍认为，对死刑犯不宜采取游街示众等有损其人权的做法。所以，对于尚未经法院判决认定犯罪的嫌疑人，其合法权益更应受到保护和尊重。给其戴头套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其形象展示在大众面前，而导致人权方面的一些影响。他举例说，有些国家甚至不允许新闻记者进入法庭拍照摄像，新闻报道中涉及法院审判采用的都是画图的形式。这些做法都出于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考虑。

　　马豫昆认为，头套还有另一个作用，即在押解过程嫌疑人之间无法相互辨认，有利于防止嫌疑人间串供。

　　昆明中院首次实施对犯罪嫌疑人押解途中戴头套的两起刑案，似乎印证了马豫昆对此的解读。由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提供公诉的一起涉嫌故意杀人案中，33岁的被告人伏某某因为丈夫杨某某经常酗酒后对其打骂，去年11月27日将农药“甲胺磷”倒在杨平时喝酒的酒瓶中，杨喝了酒后出现腹痛、呕吐的中毒症状睡在床上。次日凌晨，伏见杨未死，用木棍猛击杨的头部将其当场打死。在这起因家庭暴力引发的故意杀人案里，妻子最终成为走上被告席的犯罪嫌疑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本应是家庭暴力的令人同情的受害者。

　　在当天开庭审理的另一起刑事案件中，则有多名犯罪嫌疑人和一家企业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公诉机关指控这些被告人从1999年至2000年，在经营行为中为偷逃税款，经人介绍由涉案企业开出税款金额从上百万元至数十万元不等的虚假增值税发票。由于涉案被告较多，如果发生串供，对案件审理将会带来不利。戴上头套后，当这些平日有“业务”往来，相交甚熟的犯罪嫌疑人集中在警车上时，彼此无法认出，可能连使个眼神的机会都没有。

　　使用头套的都是东部沿海发达省市

　　据说，在我国内地第一次出现头套是广东警方破获张子强案后将有关犯罪嫌疑人移交香港警方时使用过。去年12月19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香港人冯九等10名被告人时，在其被押出囚车时头上都套有深色头套。这是我国内地首先在刑事案件审理时使用头套。媒体对此认为，此举意味着深圳法院在我国加入ＷＴＯ后向国际惯例靠拢。

　　今年3月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在提押犯罪嫌疑人进行庭审时，也采取了给犯罪嫌疑人头部戴上“头套”的做法，以保护其隐私权和个人形象。10天后的3月13日，杭州警方破获一起贩毒案。从深圳押回两男三女共5名贩毒犯罪嫌疑人时，可能因为案涉香港市民，也使用了头套。当地警方将其称为尊重犯罪嫌疑人隐私的“人性化”押解方式。包括上海等城市也开始对刑事案件被告人使用头套。据记者查到的资料，使用头套的都是东部沿海发达省市。

　　长期以来，人们更习惯于对犯罪分子的公处、游街示众，对犯罪嫌疑人的个人形象该不该保护和尊重，如何保护？更深层次的是，我们需不需要这种看起来纯属形式上的举措？头套这一全新的司法用具由此引发了媒体的热烈讨论。

　　面对头套的两种不同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云大法学院教授曾粤兴将头套视为一种司法符号，向大众传达着司法文明的信息。他告诉记者，司法符号学是近年来国外兴起的一门学科，很多我们认为的“形式”都具有符号特征，传达着相应的信息。在我国，从检察官换装到法官出庭时着法袍到律师袍，法官庭审中使用法槌等，我国的司法文明首先就是从形式上逐步开始的。没有形式和程序上的平等和公正，怎么进入实质上的平等和公正呢？司法文明也如此。例如，经过多年改革后，如今在民事诉讼中，人们已经习惯了被告与原告权利平等。如今，维护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也逐步得到社会认同，这就是社会文明的进步。

　　他表示，一般来说，民众多有希望“看看坏人到底长得什么样、让坏人出丑”的长期固有心理，也有人担心文明执法会过于保护罪犯权利，起不到打击、震慑犯罪的作用。但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一旦丧失自尊，很难再融入社会，很容易形成逆反心理，产生对社会的反抗欲，结果可能导致重刑犯出现较高的再犯率。如果国家在执法中没有践踏罪犯的人权，维护其基本的自尊，对其心理有积极作用，有利于罪犯的改造和犯罪率的下降，这已经得到多年的司法实践证实。

　　但采访中记者也听到这样的观点：戴头套增加了犯罪嫌疑人的神秘色彩，而一般时候人们对多数犯罪嫌疑人并没有多大兴趣，头套反而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和兴趣。本来，大众关注的是有影响的重大案件，由此也想看看制造残暴惊人案件的罪犯分子形象，这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公众这种对罪犯有强烈了解欲望的态度，比起狭隘的保护更有社会的积极意义。有人也认为，罪犯有一些人权，但他们的罪行没有被保护的权利，直接的犯罪过程和罪犯本身的形象是统一的，如果只让人们知道犯罪过程，而没有直观的罪犯形象，就有点像在讲故事。

　　法律应该“冰冷无情”，但实施法律的行为可以是温情的。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关于执法文明的改革一直在昆明各级政法机关依法持续进行着，其中引起全国广泛关注的注射死刑就是昆明中院率先实施的。昆明市检察院提出的在起诉书里禁止使用“丧心病狂”等带侮辱性语言也受到众多媒体的关注。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出现了一块“严禁刑讯逼供”的公示牌，包括媒体本身在报道语言上也逐步规范和净化。

　　事实上，更多的改革就是从一个个细节中开始的。曾粤兴认为，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城市，昆明的各级政法机关在司法文明的改革上可以说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对推动昆明的社会发展很有意义。

　　他告诉记者，司法界有这样一种观点，犯罪嫌疑人甚至罪犯，并不是社会的对立面，而是“病人”，或者说是在法律面前还不成熟的“儿童”，应该用文明的方式“治病”和“教育”，这种提法虽然目前带有理想色彩，但应该成为一种方向。法律应该“冰冷无情”，但实施法律的行为可以是温情的。

　　张明冯丽萍（春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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