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依赖技术鉴定?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21日15:59 长沙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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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昆明的《生活新报》报道的当地一位35岁的女士要做“处女公证”一事，引发了众多的议论。事情的起因是该女士近年来一直忙于工作，未顾及婚姻，一些同事认为她这么大的年龄还没结婚，是作风不好！在百口难辩、万般无奈之下，这位女士想到用这种方法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各方评说社会信任度的悲哀

　　“处女公证”暴露出的是社会信任的“技术化”倾向，即公共价值观中的传统信任资源越来越贬值，这种贬值的结果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得不依赖于更多的“技术性手段”来维持。在一个诸如“开诚布公”、“人格担保”之类传统信任资源渐渐贬值的社会环境中，开诚布公的“真诚”很可能被当作伪装得并不太高明的“谎言”，“人格担保”的承诺也往往只会招来别人的嘲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自己的声誉，除了依赖技术还能依赖什么？相对于人格，人们更相信的是技术的真实。

　　进一步地说，我们是不是陷入了一种“技术鉴定”的社会强迫症中？比如，“亲子鉴定”的流行是不是夫妻关系失去传统信任纽带的信号？“婚前处女鉴定”的出现是不是婚恋关系中信任的流失？“处女公证”也许是又一个象征，这种象征包含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传统信任纽带已越来越技术化。这种社会信任的“技术化”首先提高的是成本。尽管技术检测结果的真实性是人的表白和经验判断无法企及的，但这个过程所耗费的成本也是巨大的。此外，社会信任“技术化”最大的伤害可能是对社会价值伦理的破坏。如果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需要技术作为中介进行维持，社会关系会离心到什么程度？夫妇之间对于“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的话语共享是非常快乐的，如果这种快乐的共享需要“亲子鉴定”进行确认，那还有什么快乐？处女公证与人言可畏

　　清白不清白还要别人来公证，这是何道理？细细想来，倘不是被蜚短流长纠缠得痛苦不堪气愤至极，这位女士也不会做出这样极端的事情来。当年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之后，鲁迅先生写了《论“人言可畏”》，痛斥了国人这种无事生非造谣挑拨的劣根性。现在看来这种劣根性非但没有从国人的脑子里洗去，反倒有越演越烈之势了。如若从舆论学的角度看，在现代文明社会还发生“处女公证”这样的事，充分暴露了社会舆论的陈腐和庸俗。“人言”的泛起，一方面确如上述女性声音被埋没，无力阻击“人言”的流行，但毋庸置疑的是，关键还是由于部分国人劣根性的根深蒂固。要遏制住可恶的“人言”，受害女性更应运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和名誉。只有追究法律责任，让好事者尝到“长舌”、“八卦”的代价，他们才会有所收敛。当然，我们反思“处女公证”这样一个畸形社会现象，其意义更在于如何建构一个真正开放、自由、宽容和健康的社会舆论环境。对此，如何开拓渠道让弱者的声音得以顺畅有力地表达；如何降低弱者捍卫自身权益的成本付出；如何完善相关法律对流言实施积极有效的打击；如何提高国人素质和整体文化素养，形成良性的公德舆论压力，等等，都应该是我们深刻反省的对象。（据《大河报》《工人日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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