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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住证杀人

　　电影《钢琴家》里那个才华横溢的钢琴家的悲剧，是从戴上了一只象征犹太人的蓝星袖

标开始的，而一位名叫孙志刚的青年，则因没有暂住证，惨死广州

　　如果没有非典这件事，一位名叫孙志刚的青年的死，恐怕要成为时下关注度最高的社会新闻之一了。

　　简单的背景是，孙志刚没有暂住证，被广州警方查出，结果，在收容期里莫名而死。后续的新闻是，警方允诺赔偿2000元，家属不干，要追究个水落石出。顺带说一句，我不喜欢有些媒体的标题：“大学毕业生惨死派出所”——我想，即便是乞丐、犯罪嫌疑人，也没有随便被弄死的道理。

　　有个网友名字特别，叫“憎恨劣警”。不知道他受过什么伤害，以至于起了这么个名字出气，现在，孙志刚的死，恐怕又可以为他的憎恨添加新的内容了。

　　你可以说只要是劣警，他怎么都会杀人；而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暂住证制度，起码他可以少一个杀人的借口。其实，除了孙的遭遇外，在坊间广为流传的暂住证与劣警的故事我已经听得太多。所以，我把文章的矛头指向暂住证，而不是劣警，是一种制度，而不是某个人。

　　关于暂住证，非议不少。我体会，这东西的毛病主要有两点：一是部分地剥夺了人的迁徙权，而迁徙权被公认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二是以地缘为理由，把人客观上分成三六九等，造成了阶层歧视。而事实上，这种地缘因素上的人群分类和血缘因素上的人群分类一样没有道理。突然想起电影《钢琴家》的一个镜头：那个才华横溢的钢琴家的悲剧，就是从戴上了一只象征犹太人的蓝星袖标开始的。

　　抛开暂住证，联想一下所有的证件，以及一切象征身份的标识物，我们可能过多地理解了它们的积极作用，而忽视了它们作为一种区别人群和组织社会的负面作用。我想，所谓的证件式管理实质上是一种消极管理，它不仅缘起于人群类别化的歧视观念，而且是组织管理能力低下和缺乏自信的表现。所以，这种管理只能是在最低限度内使用，并且越少越好，将将够用最好。

　　而目前的情况是，证件式管理正在被无限地发扬光大，其结果是，人群歧视越来越严重，人的自由空间感和权利意志被日益挤压——如果我的身份证还足以证明我的法律身份的话，那么，暂住证使我仅仅觉得我在某一地可以从容活动；接着，出入证又把我限制在许多禁区之外；连车证也告诉我，我的车和我一样，身边到处是雷池。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每一个证件都赋予了一部分人以特别的权力，而类似的权力资源又可无限扩大，这样，权力拥有者就可以假这种莫名的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并滥用权力，伤害他人。孙志刚之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所以，从反对证件式管理的角度讲，我们有理由继续关注此案，并坚决地支持孙志刚的家属将此事追究到底。我认为，我们的态度要像对待非典病毒一样，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不是我好事，而是如果不全胜，下一个死去的没准就是我们自己。(作者：滕云)

　　媒体与社会责任

　　在这场非典危机中，由于媒体在政府和百姓之间，充当了一个积极的第三者作用，使政府、百姓、媒体之间，形成了我们期盼已久的健康关系

　　“非典”期间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北京出现的抢购风波。为此我在自己所供职的媒体上撰写社评。说实在话，作为一个媒体评论员，能找到这样一个让自己的良心和外在的尺度都熨帖的题目，是可遇不可求的。

　　一个题目的可贵，在于它的可言说性。以抢购之事而论，疫情信息公开之后，百姓出于最初的恐慌而有了超出实际需求的抢购；而面对难题，政府积极组织货源、及时补货，以正面的供求信息平抑市场，而没有采取诸如限量购买等传统手段；百姓则正确解读了市场信号而与政府的承诺之间取得了默契，迅速恢复平常心态，没有倒向真正的疯狂。

　　这样一个政府与公众之间良性互动的典型过程，对于媒体评论员而言，如果我的立场和行动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媒体的态度，那么百姓与政府的互动之中就又有了第三者，政府、百姓、媒体之间，形成了我们期盼已久的健康关系。

　　这场疫情实在是灾难，而这场灾难的后果，到现在还没有充分显露，露出来的，反倒是一些好处。媒体或沙龙里的舆论，已经把非典疫情说成了重要的转折。对于这一转折的深刻含义，我没有能力与学问家们唱和，而我体会到的，是政府与媒体之间关系的变化：由疫情初起时媒体沉默，到后来的“一律发新华社通稿”，再到最终的自主报道，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差不多完成了媒体期盼了多少年的新闻改革的全过程。

　　政府的实话实说，媒体的如实报道，让老百姓对媒体和政府建立了信任。

　　而正是这种信任，让整个社会在疫情蔓延的危局下，还能稳住阵脚。整个抗击疫情的过程可以视作一场放大了的抢购风波，由于政府、百姓、媒体之间急就而成的互信关系，终于没有滑向因互不信任而导致失控局面。

　　就常态而言，政府、百姓、媒体之间的互动，是一个典型的“多次博弈”的过程，没有长期的相互摸底，就没办法建立真正的互信。是非典疫情的突袭，使整个社会进入非典型状态，各种关系也以非典型的方式得到调适，政府、百姓、媒体间的互信关系，也得以急就而成。

　　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所表现出的理性的、自觉的社会责任感，让身为媒体人的我，都有些感动——于危机之中得到更多自主权的媒体，并没有因为管束放松而胡言乱语；百姓也没有受媒体蛊惑而限于混乱，这一切都让人有意外惊喜。

　　其实没什么意外，事情本该如此。是“非典”的到来，为一种已经孕育成功的新的社会关系完成了催生的过程。就这一点而言，我同意“非典”是危机也是契机的说法。(作者：张天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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