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
最近昆明的《生活新报》报道了当地一名35岁的女士要做处女公证一事，一石击起千层浪，国内各大媒体竞相转载报道此事。
针对此事，有人认为“公民的个人名誉权和隐私权应受法律保护，这名女士可以搜集
一些证据，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或者认为“好事者固然可厌，做公证的女人也是庸人自扰，清白是你自己的事，干嘛要向别人证明”。其实，这些角度的讨论都忽略了一个社会问题，那就是社会信任的“技术化”倾向：公共价值观中的传统信任资源越来越贬值，这种贬值的结果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得不越来越依赖于更多的“技术性手段”来维持。
面对同事的猜测和怀疑，这位女士似乎可以选择开诚布公地向她们澄清事实，她也可以选择以“人格”和“尊严”担保自己的清白，可是，在一个诸如“开诚布公”、“人格担保”之类传统信任资源越来越贬值的社会环境中，那只会被当作伪装得并不太高明的“说谎”，“人格担保”的承诺也只会招来别人轻蔑的嘲笑：人格值多少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洗清自己的声誉，除了依赖技术还能依赖什么？因为相对于人格，人们更相信的是技术，更信赖的是技术的理性。
社会信任“技术化”最大的伤害不是高昂的鉴定成本，而是具有更高价值的社会和谐。我进行一个判断，你对我的判断保持信任，本是一种和谐自然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需要技术作为中介来维持，社会关系又会离心到什么程度？夫妇之间对于“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的话本来是快乐共享的，如果这种快乐都要靠“亲子鉴定”来确认了，那还有什么快乐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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