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前，李平和杜翠花同为内蒙古某国营工厂职工，李平是厂里的小车司机，性格内向，手脚勤快，杜翠花是厂招待所服务员，活泼开朗，落落大方。正值青春年华的两人因常打交道，两颗心遂撞在一起，并于同年登上婚礼的殿堂。

　　婚后，小两口恩恩爱爱，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一转眼5年过去了，杜翠花一直没怀孕，李平的父母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渴盼能早日抱上孙子。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传统观念和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使夫妻俩总觉得不生育好像抬不起头来。为了生孩子，两人访过游医，吃过偏方……法子想遍了，就是不见效。在别人的劝说下，二人去医院检查，才发觉原来是李平的精子不能成活，无生育能力。

　　有人劝夫妻俩抱养一个，杜翠花又嫌抱养的孩子与自己无血缘关系，隔层皮，总思谋着自己生一个，于是萌发了借种生子的想法。

　　杜翠花终于在一个夜晚里，把借种生子的想法告诉了丈夫。

　　其实，李平的心里何尝不想要个儿子来维系李家单传的香火。李平听后虽十分矛盾但又无可奈何，只好附带条件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被借种的人必须是外地人，身体健康，相貌端正，一旦怀孕不准与杜再有来往，生下孩子随李姓。于是，违背伦理道德的荒唐协议就这样产生了。

　　杜翠花有自己的便利条件，当时是计划经济体制，工厂效益不错，厂招待所业务也不错，自己又常值夜班，为借种提供了便利条件。

　　她开始在住宿的人群中寻觅对象，很快有个人进入她的视线，这是相隔150公里的邻市一家工厂的业务员，也是招待所的老客户。杜翠花在值班时，常常在他的房间聊天，洗洗衣服，问寒问暖，可谓关心备至。该业务员也奈不住常年在外奔波的寂寞，心领神会地感觉到了她射来的目光，很快两人便睡在了一张床上。

　　李平虽不乐意，但出于无奈，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不知。

　　几个月过后，杜翠花的肚子渐渐鼓起来，她不觉喜在心头，乐在眉梢，期待着新生婴儿的降生。

　　春去秋来，花开花落，一个胖小子呱呱坠地，李平为他取名李魁，一家人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

　　孩子满月那天，那个业务员送来了许多营养品和200元钱。过后，李平警告他：这是你最后一次，你把过去的事从脑子里彻底忘掉！后来这个业务员再没出现。

　　14年过去了，时代在变，李平凭着开车的技术，外出打工勉强维持家庭生活，杜翠花则呆在家里，无所事事，以搓麻将相伴。夫妻俩因家庭琐事，吵闹、打架愈演愈烈。更使李平懊恼的是，随着李魁一天天长大，让他看着越来越不顺眼。孩子长得不像他姑且不说，那性格差异更是天壤之别。李平性格内向，寡言少语；李魁则脾气暴躁，顽皮捣蛋。外人的闲言碎语也不时传入他耳朵，加之生活的窘迫，夫妻间感情终于出现了裂痕。

　　2003年3月，李平一纸诉状把杜翠花告上法庭：请求依法解除婚姻关系，李魁随杜翠花抚养，李平不负担抚养费。

　　经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该夫妻俩均承认李魁不是婚生之子，并同意解除婚姻关系，但争执的焦点是李魁的抚养问题。妻子杜翠花认为，李魁虽与李平没有血缘关系，但在借种时是经得李平的默许的，而且在外人眼里，李魁就是李平的儿子，十几年来共同生活一直以父子相称，李平在履行做父亲的义务时也享受了做父亲的权利，是法律上的父母与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李平与李魁形成了事实上的抚养关系，应承担李魁的抚养费。

　　丈夫李平则认为：虽然我们名义上是父子关系，但没有血缘关系，形成的事实上的抚养关系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也无履行父子权利义务的可能，况且我已抚养了他14年，到独立生活止的抚养费应由其母承担，我已在法律上没有继续抚养李魁的义务。

　　显然，借种生子遭遇了法律误区。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只规定了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经夫妻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的子女应为婚生子女，其权利义务关系适用《婚姻法》有关规定。而本案中的当事人却是在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和伦理道德的情况下，进行所谓的借种生子行为，其抚养费的负担与法无据。

　　作为未成年人的李魁，是法律上的受抚养对象，其母亲杜翠花在主观上与他人采取不正当方式，具有法律上的过错责任，而父亲李平当年的默许态度也助长了这一过错。但李魁是无辜的，因为他从出生的时候起，就具有了健康、教育的权利，当然更具有被抚养的权利。

　　主审法院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李平与杜翠花最终达成了协议：双方自愿解除婚姻关系；李平在财产分割上作了让步，李魁随母亲杜翠花生活并由其抚养；李平不负担李魁的抚养费。

　　一起由借种生子引发的婚姻纠纷终以法院调解成功而结束，然而从本案折射出的社会问题却值得人们去思索。（文中人名均系化名）(文/邢彦春 张秉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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