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医院现在的状况，顶多撑到下个月，如果资金再不到位，工资都发不下来了。”在中日友好医院财务处，董立友处长一支接一支吸着烟，桌上摆着厚厚的一摞文件，虽然他与记者谈话的语气很平静，记者却感受到他身上的沉重压力。一位办事员得知记者身份时插言，“我们处长这阵子真是太难了，原来说要什么给什么，现在是要什么没什么，我们处长急得都掉头发了。”

　　当“非典”中受损的行业得到国家减免税收的支持时，医院作为抗击“非典”的主战场，却面临着等米下锅的窘境。

　　SARS后期，医院捉襟见肘

　　在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资金困难几乎是个普遍现象。“资金问题是目前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和困惑。”中日友好医院院长何惠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第一句话颇具代表性。

　　中日友好医院自3月18日开始被确定为北京市SARS监测定点医院，4月底，遵照上级指示又临时改为SARS专科医院。何惠宇指出，面对突如其来的疫病，在一个很短暂的时间里，中日友好医院由一个国家级的综合医院变为一个SARS专科医院，整个运行的体制和机制都变了。

　　作为有一定社会福利性质的非营利性事业单位，在一些大的工程改造项目中，通常是自筹大部分资金，国家给一部分。以前中日友好医院一年的收入有5亿～6亿元，每个月大约都有4200万元左右的进账。现在变成SARS医院以后，医院由过去的结余一下子变成零收入。但支出却徒然加大。董处长告诉记者，医院5月份的支出比4月份一下子多出了6000多万元。

　　医院的财务状况吃紧，不仅是由于垫付医疗费，事实上，其他方面的开支压力更大。医疗设备、卫生材料、工作补助、病区改造所花费的资金都不是小数目。在中日友好医院财务处的一份报表上，记者看到，医疗设备的支出4月份仅为126万元，5月份一跃而为4954万元，仅医疗器材一项两个月就突破5000万元。而卫生材料的增加也从4月份的195.77万元徒然增至743.83万元，专用材料也由615万元增加至5月份的1560.84万元。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医院的支出总额就达到了1.1亿多元。

　　“一线人员住在宾馆里，国家规定每天吃住费用是140元，现在都是医院在垫付。5月份，光这部分费用就是700万元。”董立友谈及每天像流水一样支出的经费就显得有些无奈。

　　根据中日友好医院最近的一次收支测算，医院4月～8月份的收入将比去年同期减少1.5亿元，而支出却增加了7000多万元。

　　“现在我们是在吃老本。”何惠宇如是说。虽然国家也出台了一些政策，但是从3月到现在运行了两个多月以来，只拿到了国家拨给的1000万元经费和一些设备。社会上赞助的700万元也只是杯水车薪，而这笔经费并没有动用。除了吃老本以外，医院惟一的办法就是拖欠一些应付的设备款项，目前该医院拖欠的这部分费用达3000多万元。

　　谈及医院捉襟见肘的情况，几乎每个医院都有一肚子苦水，据透露，山西省人民医院往常每月的收入是1500万元左右，而今年5月，收入则减少到不足200万元。

　　北京天坛医院，以前日门诊量约3000人，目前已下降到800人以下。医院关闭了一些科室，住院率由以往的90%下降到50%。一个月内仅住院费就损失了1000多万元。

　　费用结算的难题

　　分析人士指出，国家财政到款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疫情突如其来，各方面都没有准备。国家需要调整财政结构，上百亿元的投入，分为各种项目，分到医院头上的数量就少了。

　　另外，从决策到执行需要一个流程，比较慢。通常卫生部所属医院将申请材料汇总上报到卫生部，然后再报到财政部，财政部对全国的情况进行收支平衡以后才能向下拨款。这需要一个周期。地方的医院则以同样的方式将情况上报地方卫生局和地方财政。

　　除了国家的拨款迟迟不到外，另一方面，患者的医疗费用也难以收回。据了解，一个“非典”病人的花费根据病情轻重，费用从1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而这部分费用都是由医院先期垫付的。由于患者成分复杂，收回医疗费显得困难重重。

　　董立友告诉记者，中日友好医院到目前为止医疗费仅收回30万元，还不及原来医院一天的收入的1／5。据地坛医院一位林姓医生透露，出院的病人费用结算很难，按规定，公费医疗的患者由单位结算，但是来结的单位很少，有些单位是因为不敢到医院来，有的是因为单位有困难，还有的病人连单位都找不到。而自费病人情况更复杂，有些需要向国家申报，手续比较麻烦。总之，现在1000多万元费用也就实收了80多万元。

　　据佑安医院社保中心相关人士介绍，“非典”患者平均每个人的费用大概有3万～4万元。目前大约有1／5的患者已经出院，在出院这部分患者中，有医疗保险的人员没有太大问题，公费医疗的费用目前只结了1／3。自费部分医院是全额垫付，目前还有700万元～800万元费用未结。仅低保人员所欠费用就是400多万元。

　　“能要回来多少，就要回来多少，要不回来医院也没办法。”董立友的话代表了院方的心态。

　　SARS过后，医院处境堪忧

　　在中日友好医院财务处，记者看到了一份刚刚由财政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卫生部、监察部、审计属五部委联合下发的文件，要求中日友好医院等几所部属医院将“非典”期间医院的投入情况填表上报。与此同时，记者得到消息，地坛医院、佑安医院、胸科医院等市属医院的经费问题也正在得到北京市政府的重视。医院的经费紧张问题似乎即将拨云见日了。

　　然而，医院面临的问题远远不止是钱的问题。这一点，从何惠宇教授凝重的表情中便可见端倪。

　　据何惠宇教授介绍，过去，中日友好医院的支出主要靠其医疗活动，包括门诊、住院和一些产业。医护人员的工资、福利、奖金、人员培训、设备更新等支出，90%以上是通过这些医疗活动来完成的。但要想恢复到“非典”以前的状况，至少要一两年的时间，医院以前有一个固定的服务人群，这种医疗资源的格局被打乱以后再恢复是很难的。如今“非典”这个阴影在人们心里已经产生，这是未来医院走入正轨的巨大障碍。

　　另一个问题就是医院职工的问题。中日友好医院有2600多名职工，由于改成定点医院，目前在家待岗的人员达1100多人。这些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国内知名的专家，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原先这些待岗的医务人员平常收入45%来自于基本工资，其它都是绩效工资，现在医院没有收入，这些待岗人员收入下降了50%。何惠宇教授指出，多数人将待岗作为一个政治任务来完成，但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几个月就会有问题出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医院的恢复期将并不短暂。

　　体制之弊

　　“医院面临的问题表面上是资金的问题，但实际上却是体制的问题。整个卫生体制不适应这种突发事件，没有应对的准备，完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这是改革最后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这怎么能经得起风浪？”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何惠宇的一席话直指体制的弊端。

　　何惠宇指出，体制的弊端造成了全国卫生结构的不合理。目前，我们这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家只有20多所传染病医院，北京1000多万人口没有一个呼吸道疾病的专科医院。大城市医疗资源堆积，重城市轻农村，重医轻防这些问题都在“非典”中暴露无遗。这样的医疗资源布局、医院性质是无法跟国际接轨的。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像中日友好医院这样的机构一个月接收到的各种文件有几十份，文件之间还互相矛盾，执行起来非常困难。北京多家三甲等医院，有的属于部队，有的属于武警，还有的属于各部委，不同的隶属关系牵涉到拨款途径等复杂的问题。

　　何惠宇表示，国家虽然出了应急条例，但应急条例应对的是具体事件。而真正需要改革的是医院的体制，医院应该市场化，向产业化方向发展。这样，国家就不会再把精力放在医院身上，而是更多地关注医学知识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国民综合素质，建立一个全国的防疫体系等问题。“‘非典’只是一个引子，我们要从这个事件中进行深刻的反思，要考虑‘非典’之后怎么办。”（记者/姜蓉)（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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