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为何三诉三败——一位农家母亲的诉讼之路(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6月06日14:56 新民晚报

本报记者曹奕

　　12年前，一位怀孕的农村姑娘没有得到梦想中的婚姻。12年后，她为病中孩子，走上了诉讼之路。

　　可是，她对法律常识和诉讼要素一无所知；而她寄予了全部希望的律师又……

　　两年之内屡次上告

　　2003年5月，金山卫镇某村的邹隽华又一次接到了金山区法院的民事判决。“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的判决词，如同重锤，再度猛击这位33岁农村妇女的心。

　　她流泪了——这是两年来，她第3次领到败诉判决。

　　“我只要求法院判个亲子鉴定，来证实‘他’是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该不该为生病的孩子负点责，明明‘有理’，为啥回回都是输？”她显得分外郁闷。

　　邹隽华所说的“他”叫“姜某某”，是当地一公司的负责人。

　　2001年10月，作为母亲，邹隽华首次以儿子代理人的身份向金山区法院起诉，要求姜某某“作为儿子的生父，支付10年的抚养费”。

　　姜坚决否认自己“生父”的地位，邹隽华当庭要求做亲子鉴定，姜更是拒绝。由于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当年姜与自己有同居事实，法庭判她败诉。

　　她不服，随即向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但依然因无有效举证，二审维持原判。

　　今年4月，邹隽华再度向金山区法院起诉，请求判姜某某与自己的孩子做亲子鉴定。这一次，邹隽华请了证人，也向法庭提供了证言。可是，证人却没有到庭，法庭对证言不予采信……

　　官司屡诉屡败，又屡败屡诉，即便如此，她似乎仍不明白输在哪里，只是执拗地坚持着要将官司打下去。

　　婚外恋情酿出苦果

　　提起官司的起因，邹隽华显得十分悲伤——她回忆说，1989年自己在石化某企业做临时工时，结识了征地招工入组的青年姜某某。当时姜早已成家，可他对自己很有情。更重要的是，后者一次次的倒苦水，不是说结婚后一直没有孩子，生活得格外苦闷，便是讲正准备与妻子离婚，异常烦恼。而这些诉说，使自己分外同情。

　　邹隽华讲，在当时农村，婚后“生不出孩子”确是让人丢脸的事，夫妻因此离婚也绝不希奇。更何况，为表诚意，姜曾特意安排，名义上邀请她和组里的几个工友一起到家做客，实际上专为让她“上门查看”，证明自己确实无孩。那一次，被蒙在鼓里的女主人也在家中接待了大家。正因为如此，她相信姜的确会很快离婚。

　　她说，当时双方的“谈朋友关系”几乎是半公开的，组内有的工友和他们说起时，彼此也都直来直去。可就在期望着结婚的日子时，1991年初自己竟怀了孕！她惊慌失措地跑去告诉已调了单位的姜，谁料，后者竟敷衍而去，之后更是避而不见。感情债没个了断，时间却拖延了许久，腹内的孩子日渐显形。走投无路之际，她只得远离金山，回到浙江老家生下了孩子……

　　为儿治病争取权益

　　1991年10月，邹隽华的儿子呱呱坠地。分娩后不久她即得知，就在孩子出世前，姜某某已和妻子有了孩子，她的心凉透了。再以后，邹隽华找到爱人成了家，也是农民的丈夫对孩子视如己出。

　　然而命运多舛，2000年时，孩子病了，被诊断为“血管性头痛”。为给儿子看病，夫妇俩用去了几乎所有的钱。他们一个在村上企业食堂打工，另一个靠开拖拉机揽点活，收入十分微薄。可为了孩子治病和上学，不惜拼命干。她的一位同事说，邹还几次卖血，挣得了千把块钱给孩子买药。

　　无奈中，邹找到了姜。后者对孩子是否己出不置可否，只是当场拿出500元了事。但随着孩子治病费用的大幅增加，她不得不再次联系姜，但后者拒绝承担医药费的要求，更否认孩子是自己的。为此，她找到了姜的亲戚诉说。姜的家人闻讯后，前来大吵一架。之后姜主动上门，给了她1万元，并相约以后再给，可不久又反悔。由此，她想到了上法庭。

　　但历时两年的3场诉讼，都以邹隽华败诉告终。说起为啥败了官司，只有初中文化的她根本讲不出个所以然，只是不断自语：“我是不是瞎告，他是不是孩子的父亲，按我的要求做个亲子鉴定就清楚了，法院为啥不支持我，不判呢？”

　　举证不足落了下风

　　几天前，恰在关注此案的记者忽然接到邹打工单位一位热心人的来电：“这里有个农村妇女为给孩子治病打官司，可她对如何诉讼浑然不知，请的律师办案也似乎漏洞百出。眼看又要上诉了，我们真为她担心，这可是她最后的希望啊……”

　　为此，记者三赴金山，终于了解了两年来，原被告双方的诉讼经历——

　　2001年秋，邹第一次打官司。她委托当地一家律师事务所律师写状，以儿子代理人身份起诉姜某某，要求其履行作为“亲生父亲”的义务，为因病需要高额医药费的儿子负担费用。法定期限内，姜某某不予答辩。庭审时，他也不出庭，仅委托律师辩称：其与原告根本未曾发生过不正当关系，也否认与邹一起工作过。至于亲子鉴定的要求更断然拒绝。

　　庭审期间，原告方除了邹隽华丈夫出庭证明“被告已自愿付过一万元”外，根本未向法庭提出任何证人、证言。除此之外，她只向法庭呈交了一组孩子照片，试图以此证明“孩子与被告很相像”。这样的证据对于诉讼而言几乎毫无力度。被告方轻松地作出否认和反驳，指出：一纸照片断无证明血缘的道理；而出于夫妻存在利害关系的现实，在没有其它证据佐证的前提下，原告亲属的证言也不能认定。对于被告方的质证，法庭予以采纳，邹隽华一审败诉。听到结局，邹隽华傻了眼。此时她才明白：打官司还得去找证人、证言！她显得万般委屈：“我哪懂啊？只知道律师说，交给他了就没问题，他从来没提过我的证据根本没用呀？”

　　一审败诉后，委托律师代拟了上诉书，递交进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书中对是否提交新证人、证言依然未提。二审败局依旧。

　　据邹讲，提出上诉后，她和律师曾专程寻找了当年的知情人，并记录了证言。但她不知道律师为啥不在上诉时提出来。可这回，邹隽华却说自己“实在冤死了”。重要的是，二审开庭时，邹隽华的委托律师居然没去市区，未曾到法院履行职责。邹隽华说，开庭前夕，律师告诉她“我很忙，那一天没空到市里，你自己去一趟吧”。

　　于是，那天邹在哥哥的陪同下，一路颠簸进了城。出庭前没带上证人，开庭时又脑子一片糊涂，根本不知道要讲些啥，“我真的啥都不懂，不知道说什么，我只知道做个亲子鉴定不就清爽了，可法官为什么就是不听呢？”

　　今年，邹隽华向金山区法院再次起诉姜某某。由于后者与孩子的父子关系得不到法律承认，无法请判抚养费，她不得不把诉讼请求改为“做亲子鉴定”。

　　然而，终点又回到起点——这一回，还是因为没有扎实的证据，邹隽华的要求被第3次驳回。

　　质疑律师几处漏洞

　　每当有人询问，邹隽华都会急：“前面败了两回，第3次我总晓得该找证人了吧？我有证人啊，我有啊！”说着，还会翻出一叠证人笔录。这份笔录做得挺完整。笔录中的当事人说，自己是当年邹隽华与姜某某的同事。他可以证实，姜曾以已婚人的身份，与邹恋爱。自己甚至曾撞见两人反锁房门躲进办公室，当时还是姜开的门，并求他为之保密。

　　既说有证人，为何不举证？对此，邹隽华解释说，开庭前，自己问过律师，是否该事先请证人一同出庭。律师却回答，要不要叫证人，“得开庭后等法官通知”。直到庭审时，她才从法官处知晓，这一说法根本与法律南辕北辙。由于证人不到庭，被告方质疑说，依据相关法律，证人不到庭，所谓的证言不应采信。法官依法采纳此说。

　　更令邹震惊的是，直到这次开庭，她才发现姜居然换了律师，而且是她所委托的那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当时她的代理人赵律师回答说，这不搭界，各打各，没利害关系……

　　就在这次诉讼中，被告方提出，在以前的起诉与上诉时，原告方都说邹与姜相识于1990年，这次起诉却改成了1989年，而姜是1990年初调离邹所在单位的，因此原告提出的双方相识时间与事实矛盾。

　　这一点更让邹隽华想不通。她解释，由于自己并不懂得打官司时间问题马虎不得，因此前次起诉时只说了个大概。她后悔莫及，但也不明白，自己的律师为啥不就此解释，相反还作出时间问题无所谓的回话。

　　尾声

　　郑传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逊在了解了相关情况，接受记者咨询时指出，本案是非姑且不论，可民事诉讼贵在举证。不准备证据或证据不足，就盲目出庭，必然会导致不利结局。这是当事人，尤其是作为法律工作者的当事人律师应当完全知晓，并严格遵照的常识。

　　相关法律人士对本案有关律师所表现的职业水平与职业素养提出疑问。尤其是对其在已接受原告方委托后，不制止同事接受被告方的改换律师委托，且事先不通知当事人的行为，感到难以接受。

　　为此，记者几次三番与赵律师联络，每当拨通手机，他总说“我正好有事，稍后我打电话给你吧”，而后便又没了音信。记者只得每天去电，几次后他终于恼了，回了句“我就是这样的，再打来我还是挂掉”。

　　连日来，记者几经辗转，终于与姜某某通了电话。他不愿多谈，只说官司的输赢就是是非的证明。他反复强调自己是清白的，是个“有身份的人”，是个负责任的人，而告他的人“是社会底层的人”，“纯属诬告”。

　　很快，邹隽华将面临再次上诉了……（注：因涉及隐私，本文所述案件当事人均未用真名）

　　本版插图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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