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上井冈山后，在王佐的协助下，于1928年2月在茨坪成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区工农兵政府———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接着又在区政府之下成立了茨坪、土岭、白银湖、大小井等十个乡工农兵政府。每个乡工农兵政府都组建了一个军事组织———暴动队。

　　建国后，随着时光的流逝，当年浴血奋战的那些暴动队员的幸存者，大多在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先后去世，几位身体尚可的暴动队员如白银湖的叶有发、湘州的聂谏轩、行州的李丁林，也都在前几年去世了。1928年10月随康克清参加革命并一起战斗过，后留在井冈山的红军女宣传员罗尚德也于近日仙逝。

　　现在，在井冈山上，当年为根据地的巩固发展而英勇奋战的井冈山暴动队队员只剩下一位名叫赖冬桂的94岁高龄的老人了。

　　5月31日，记者和井冈山市委宣传部的同志一道，来到赖冬桂老人的家中，听井冈山最后一位暴动队员讲那过去的故事。

　　老人平凡的幸福之家

　　94岁高龄的赖冬桂老人一直平静地生活在一个美丽安谧的小山村———井冈山市罗浮坳下村。这里翠林掩映，阡陌纵横，319国道傍村逶迤而上，为登井冈山之北门户。著名的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的桐木岭哨口就耸立在这片巍峨群山之中。

　　当天上午10时，记者见到了赖冬桂老人。他正在一间黝黑的屋子里蜷着身子制作茶叶。老人神情专注，小心翼翼地用剪子剪着茶叶片，一两分钟才剪完一瓣，茶叶的叶瓣片片清新精致。老人的长孙赖桂华的爱人告诉记者，老人特别爱喝浓茶，总是一大把一大把地往茶缸里放茶叶。不过他喝的茶叶都是自己精心制作的，老人有一手过硬的制茶技术，制作的茶叶在当地名气不小。

　　老人居住的屋前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屋后则是一片茂林修竹的山坡。老人一有空就爱往树林里转悠，东看看、西瞧瞧，优哉游哉。打扑克是老人的另一大爱好，有时没有玩伴，村里七八岁的小孩也成了他“拉拢”的对象，玩争上游或当地的“六福”牌等，老人乐此不疲。

　　赖冬桂老人虽已有94岁高龄，但精神矍铄、身体健康、嗓音清亮，只是稍有耳背，记忆有些衰退。当老人得知我们的来意后，热情地将我们带进其长孙赖桂华家里的厅堂。

　　这是一个儿孙绕膝、安享天伦、有近30个成员的幸福大家庭。老人的老伴和两个儿子先后过世，四个孙子、三个孙女各自成家立业。长孙和幼孙一前一后在老宅基做起新屋，但老人依然喜欢单身住在由当地民政部门拨款搭建的自己的旧屋里，按自己的生活习惯起居做饭，加上儿孙们的悉心照料，倒也怡然自得。

　　老人记忆中的革命领袖

　　老人说的是客家话，记者听不太懂，只好请来距坳下村不远的井冈山企业集团从事宣传工作的同志当“翻译”。当记者询问起老人的年龄时，他沉吟半晌后唏嘘不已：记不清啦。可当记者问及他是否还记得当年暴动队的一些情景时，老人却连说记得、记得，随后便不知不觉沉浸于当年的烽火岁月———

　　记得那年秋冬，茨坪、白银湖、大小五井一带的老表接到通知到茨坪参加红军动员大会。当时我还是十几岁的山伢子。大会在一片秋收后的稻田里举行。英俊高大，身着一袭长衫，操一口浓重湘音的毛泽东站在一张桌子上高声讲话。他说老表们要动员起来，分田地、搞粮食，要劫富济贫。号召大家团结起来，用心守好哨口，抵御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当时毛泽东身边站着有朱德、陈毅和彭德怀，老人特别提到了彭德怀。暴动队守卫桐木岭哨口时，彭军长率领十多名红军战士前来视察工事。彭德怀腰别驳壳枪、腿扎绑带、英武魁梧、神情威严。他一一察看了掩体工事和武器装备后，特别走到我的面前，亲切问起我的年龄、家庭情况等，至今仍历历在目。

　　绑腿匕首陈列在革命博物馆

　　“我那时是一名红色交通员，也可以称作探子、侦探员、递步哨。当时我年纪虽小，但聪明胆大，红军指挥员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当时我们白银湖一带的土地革命搞得红红火火。作为交通员，我常常将会议、分田等通知送到每家每户。我家属贫农，分到了13亩水田、3亩山林和十多担谷子。

　　我们白银湖暴动队30人分为三个班，队长叫王乙文。队里有三条步枪，其他均为大刀梭镖，我很幸运地分到一枝枪。当年我肩扛步枪、匕首绑腿，很是威风。我当年那把别在绑腿上的匕首如今还陈列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

　　我们暴动队驻扎在土山一带，平时练兵，战时上山守卫哨口，除此之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打土豪，均贫富。

　　那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暴动队随彭德怀队伍共200多人，前往泰和打土豪。晌午时分，队伍进入一个小镇。在酒楼打牌的国民党官兵闻讯大惊，连忙落荒而逃。我们冲进当地的富户人家，搜寻银两和米、油、布匹等后，返回了土山村。红军纪律严明，不准私藏银两，队伍在田里清点战利品后，一切交公。

　　赖冬桂老人说起自己最惊险的一次打土豪经历时，至今记忆犹新。有一次，我们到关背石门村打土豪，那是井冈山大土豪尹道一的儿子尹豪民的地盘。我们满载而归时，我挑着一担满满的谷子走在队伍前面，突然遇上了几个靖卫团散兵。他们边逃边放乱枪，嗖，一发子弹带着风声贴着我的耳边而过，把我吓出一身冷汗。

　　守卫桐木岭哨口

　　1929年初，一场大雪把井冈山裹得严严实实，井冈山第三次反围剿开始。暴动队和100余名红军指战员守卫桐木岭。群众自觉动员起来，埋竹钉，做菜送饭。当时条件相当艰苦，我们吃稀饭拌野菜，更多的时候是红薯和野菜。

　　暴动队共有三条枪，每枝枪发6排子弹，每排5发，我从小走山路、打过猎，上了战场得心应手。在战斗中，我打倒了几个国民党士兵，每撂倒一个，我总要兴奋地喊一声：“倒下了”，而王队长则再三叫我伏进掩体不要乱放枪。山脚下经常传来敌军的喊话：“投降吧，下面有吃有穿。”而我们在山头回应：“兄弟们，你们不要为国民党卖命，回家种田养婆娘吧。”

　　打到后来，战争越来越紧，炮火也越来越猛烈。不久，传来黄洋界哨口失守的消息。眼看桐木岭也要失守，王队长沉痛地召集队员，每人发四五个“花边”银毫子，嘱咐大家埋好武器，躲进深山，保存革命力量。

　　为避免被国民党和当地靖卫团杀害，我含泪告别失守的桐木岭哨口，和另外两名暴动队员钻进深山老林，做了半年的“野人”。

　　革命征途永不停息

　　新中国成立后，赖冬桂满腔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先后担任生产队长、初级社长、大队党支部书记等职务，多次获得上级的表彰，成为生产建设的带头人。赖冬桂老人告诉记者，当年修井冈山至宁冈的公路时，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悬崖上开山辟路，每天干十多个小时的重活也没叫一声苦、累。

　　为了革命事业，赖冬桂奋斗了一生。和赖冬桂老人辞别时已过晌午，老人执意要送记者一行到屋前的路口。感慨万千的记者紧握着赖老瘦黑的手，衷心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幸福快乐，待他百年诞辰时，再来为他贺寿。

　　(文／胡刚斌记者罗宁毅图／谷志斌 江南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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