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杰展示他被打落的门牙和烫伤的手　　祁胜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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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苦追4年的杨志杰案水落石出

　　□本报驻京记者吴晨光林楚方

　　等待亲人的那一刻

　　12年噩梦之后，他们期盼的日子似乎到了。

　　2003年6月6日早晨8时，杨志杰的妻子吕富荣和家人早早守候在河北曲阳县看守所的大铁门外。数天前，曲阳县检察院传来了消息———被羁押在看守所已12年的杨志杰，将于今天上午10时被释放回家。他家离看守所只有20公里，但杨志杰走了整整12年。

　　12个春秋，4478个日夜。1991年3月4日，当杨志杰被曲阳公安局以涉嫌爆炸罪被收容审查时，吕富荣还是一个38岁的健壮农妇，而今天，她双目红肿，一度近乎失明；没有人搀扶就不能独立行走。没有一种激素的维持，她只能瘫痪在床。

　　坐在门前的石板上，吕富荣向周围路人哭诉丈夫12年的冤屈：围观的人们无不唏嘘。附近小卖店的一位老板说，“我在这里开了5年店子，已经记不得看到了她多少次。每次，她都哭得死去活来。”

　　吕富荣的哭声夹杂着不平之气：“12年，我拉扯4个孩子，那时最小的还在吃奶，最大的才9岁，”她说，“全靠亲戚四邻的接济，孩子有口干粮，我就喝口稀饭；老姑娘爱漂亮，但没有钱买新衣服，都是穿邻居不要的。当邻居把剩下的衣服抱给她，她看着这件也好那件也好，问我哪个好看，就这样过了一个又一个春节……”

　　4个孩子依偎在吕富荣的身边，他们默默地抚慰着母亲。

　　“我第一次来这里看爸爸，是在7岁的时候，”吕富荣14岁的小女儿说，“由于家里没有钱，我妈背着我扒上了一辆运煤车，才来到这里。”

　　从8时到10时的两个小时里，吕富荣一直在哭，哭到最后，她已无力再说什么。

　　延时

　　上午10时，原定放人的时间到了。一辆挂着检察院牌照的桑塔那轿车，缓缓驶向看守所。

　　吕富荣挣扎着站起来，杨志杰的弟弟杨国肖冲到人群前面，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两台摄像机架在了看守所门口。

　　但人们失望了。这辆车拐进了看守所旁边的一条胡同，绝尘而去。

　　杨志杰的辩护人———天津天鼎律师事务所牛炳宜律师，拨通了此案有关负责人的电话。她被告知———研究如何放人的会议仍在进行中，亲属还需继续等待。

　　事后杨志杰告诉记者，在6日上午10时左右，他其实已经被带到了看守所的门前。但有人对他说，“你看你引来了那么多记者，这样怎么放你，有损曲阳的形象嘛！”他只看了苦等在外的妻子一眼，就被带回监所。而等在外面的人对此一无所知。

　　直到上午11时，牛炳宜律师得到消息：记者不走，人就不能放。

　　直到14时，人还没放。南方周末记者陪同牛炳宜来到了检察院门前。5分钟之后，牛律师出来，她转述有关负责人对她的谈话：“为了杨志杰的‘绝对安全’，人暂时不放。”

　　重逢

　　15时，吕富荣已经在这里等候了7个小时，此间，倔强的她滴水未进，粒米未沾。

　　在孩子们的搀扶下，吕富荣走向租来的破中巴车。她几乎一步一回头，看守所的门前，她不知多少次来过；放人的这一天，她盼望了12年。

　　她突然拉住牛炳宜律师，双膝跪倒，放声痛哭。

　　中央电视台、燕赵都市报、今晚报及南方周末记者先后撤离了现场。18时，当南方周末记者刚刚回到北京后，消息从杨志杰的弟弟杨国肖处传来：他哥哥被保定人民检察院裁定为“不起诉”，已被释放回家。

　　央视记者连夜赶回了杨志杰的住地——曲阳县党城乡党城村。然而，杨家门前已经有多名县、乡干部值守，这些人禁止杨与任何记者接触。次日，燕赵都市报记者返回曲阳要采访杨志杰，同样被阻挡在村外。

　　6月7日晚，南方周末记者接到了杨志杰的电话。“他们24小时地监视我，我是跑到姑姑家，趁他们不注意才能给你打电话啊。”这位49岁的汉子一边说，哭声一边从电话中传来。

　　“6日下午4时左右，终于有人告诉我可以出去了。”杨志杰回忆说，“我说必须要见律师，办理有关手续。否则我不能不明不白地出去。他们说，律师和家属正在县检察院办手续，我们送你到检察院。但实际上，车子直接把我送到了乡里，乡里的车又把我送回家。”

　　对于自己获得“自由”时的心情，对于与亲人初见的场景，这位有过12年牢狱之灾的人已经回忆不出任何东西。“现在，我的脑子是一团浆糊，”杨志杰重复着这句话，“我只记得，我和富荣一见面，就抱头痛哭，一直哭到了晚上。”

　　吕富荣说，当时是有邻居喊醒了正在睡觉的她，当她打开门看到了满头白发、佝偻着背的杨志杰时，她傻了。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最让杨志杰伤心的是，他的四个孩子已不敢与他相认。尤其是14岁的四女儿，直到三天后，仍然喊不出一句“爸爸”。

　　杨家命运的改变

　　“12年前，我和弟弟搞了一台放映机，为乡里的各个村子放电影。”杨志杰回忆说，“每月能挣1000多元钱，这在当时的农村，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尽管在当时，杨志杰最大的孩子只有9岁，但如同生活在中国农村的绝大多数父亲一样，他拼命地攒钱，为实现自己的梦想：盖新房、给3个儿子娶媳妇。

　　4478天与世隔绝的生活，让他无法接受现在的家庭。回家的路上，他看到了邻家新近盖起的楼房和瓦房，而他自己家，仍然住着1975年盖起的两间土坯房。

　　“门上的漆掉光了，屋檐下的燕窝还在，但家里的猪圈已经塌了。”杨志杰哭泣着说。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这12年中，从小疼爱他的奶奶已经去世，老人临走之前仍叨念着他的名字；他的母亲因为流泪过多，眼睛已几乎失明，儿子的被捕让她一听见警笛的声音，就会大小便失禁。

　　邻家的孩子结婚了，杨志杰的同龄人大多抱了孙子。而杨志杰的孩子，没有一个找到伴侣。

　　“我不敢让儿子们把女孩带回家里，因为我们太穷。”杨志杰的妻子吕富荣说。

　　由于长期羁押，杨志杰的身体已经不能劳作。“我的上半辈子在看守所里度过，下半辈子注定要走上访之路。”他说，“我要直接去北京，去告他们。我就不信，中国没有讲法的地方。”

　　丈夫的12年噩梦同时发生在妻子身上。“家里要吃的没有吃的，要穿的没有穿的，”吕富荣说，“我们只有一亩多水浇地，但管理电机的恰好是爆炸案受害人牛民好。有一次，我用电机浇地时让他看见了，他差点打死我。”

　　妇人与孩子平时吃的是玉米面，即便如此，也要管邻居借。白面一天吃一顿，由于太少，只能熬成糊糊喝。年节时候，这个贫困之家会吃一两顿饺子。而杨志杰的小女儿会换上从邻居家拣来的旧衣服——对于她来说的新装，度过一个又一个除夕。

　　吕富荣称，1999年家里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她卖掉了一块耕地和一块宅基地。

　　由于生活困难，杨家的大儿子杨作磊没有读完小学就辍学了。14岁的孩子跑到砖窑拉坯子，他瘦弱的身体难以承受这样的重负，脚上满是血泡。男孩会在灯下用针把泡挑破，涂上煤油，第二天回去接着干。

　　退学同样发生在老二和老三身上。吕富荣说：“当家里拿不出学费，我急得掉眼泪时，他们安慰我：妈，我不念书了，我打工去，给家里赚钱。结果，老二初中没有毕业，老三只读了小学四年级，就去干雕刻了。”

　　在这12年里，除了两辆自行车之外，家里没有添置过任何东西。当父亲回来之后，孩子们说：“爸爸，我们已经十多年没有看电视了。”结果，杨志杰从一个叔伯妹子家“赊”来了一个电视。对方告诉他，等他有钱了，再还给人家800元。

　　尾声

　　杨志杰说，“我现在不能活动，走到哪里都有人跟着，包括走亲戚甚至上厕所。村口设了卡，家门外又有人盯梢，24小时都看管着我们。”

　　6月7日，本报记者返回曲阳后也曾试图进入党城村，但在十几华里外的“槐树叶”检查站即被拦下。七八个敦实的男子守护在那里，其中一位开始自称是村干部，后又说自己是乡里派来值勤的男子说：“你到县防非办开介绍信，再隔离15天才能进去。”

　　当地人介绍，如果想进入党城村，车辆必须从这条公路通过。检查站两侧那光秃秃的大山阻断了其他通道，外界人难以看到里面已经和将要发生什么。而杨志杰居住的党城村，是山里面的十几个村落之一。

　　不但记者无法接触到杨志杰和他的家人，就连杨志杰的辩护律师牛炳宜也受阻于槐树叶检查站。

　　6月8日16时，牛炳宜律师从天津专程赶到曲阳。她说：“我担心杨志杰的身体和心态，我想看看他现在的情况。更重要的是，我要了解他对国家赔偿的要求。”

　　牛律师告诉记者，就会见杨志杰一事，她最先征求了保定市检察院的一位办案人员的意见。

　　对方说告诉她：“律师去见见当事人，没有什么不可以，我帮你协调一下。”而协调的结果，曲阳方面仍然是不同意。

　　牛炳宜律师在槐树叶检查站等待将近两个小时，不得不乘车返回天津。

　　杨志杰已经委托牛炳宜律师为其申请国家赔偿。这包括被羁押4478天的补偿金、财产损失费、精神抚慰金及疗伤费用。赔偿义务机关列出了曲阳县法院、检察院和保定市检察院和市中级人民法院。

　　牛炳宜律师认为，尽管赔偿不能让时光倒留，换回杨志杰12年青春，但可以让他过上相对安定的晚年。所以，她要全力为他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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