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凌晨，王珍(即有媒体报导的"小帘")在茂名南路酒吧遇到了前男友(瑞士人)，双方起争执后男友逃脱，其朋友卢迪(厄瓜多尔人)留下阻拦王珍。王珍遂与卢迪发生追逐。追逐至永嘉路、茂名南路路口处，卢迪拉下了王珍的上衣，使其整个胸部裸露。在永嘉路、瑞金二路路口处，卢迪再次拉下了王珍的上衣，并三次将王珍绊倒，两次将王珍的女伴绊倒。外滩记者沈凤丽/报道

　　一张寻找目击者的告示

　　6月8日晚上，记者和朋友从茂名南路拐上了永嘉路。刚走没几步，发现电线杆上贴着一张A4纸大小的告示：寻找目击者。其内容大致如下：

　　2003年5月31日(星期六)上午5点到6点半左右，发生了一起外国人强制猥亵、侮辱中国女孩的案件。现场共有两处，一处在茂名南路向永嘉路的小转弯处，另一处在永和豆浆瑞金路店(瑞金二路与永嘉路交叉处)永嘉路一侧。当时女孩身穿白色T恤，外国人一只眼有疤痕。在上述两个地点，外国人对中国女孩进行了殴打，并两次将女孩的上衣拉至腰间，使其半裸。望现场目击者能与我们联系，感激不尽。

　　记者马上拨打了告示上上海世通律师事务所朱明钊律师留下的电话。从朱律师处我们得知，告示上侮辱中国女孩的那个老外已经找到。朱律师答应第二天接受记者的采访。

　　早点摊摊主没看到“拉衣服”，花店老板不愿意作证

　　“6月1日(事发第二天)，当事人通过朋友找到了我。得知此事后，我很气愤，当场就答应免费帮她代理。”朱明钊告诉记者，当事人王珍(化名，即有媒体报道的“小帘”。)，28岁，上海女孩，从事化妆品销售。5月31日凌晨，王珍在茂名南路酒吧门口遭遇到了告示里所说的侮辱事件。

　　“她说要告那个老外，可我们除了她和她女友的笔录外，没有一个证人笔录。那个老外根本不承认殴打，更不承认侮辱。”6月2日，朱明钊和助手潘登开始通宵寻找目击证人。“我们在事发的永嘉路和酒吧附近张贴了七八张告示，向停在那里的出租车司机发名片，希望目击者和我们联系。”朱明钊说，事发时已经天亮，酒吧即将关门，出租车成排停放着，早点摊、牛奶工都已出现，“应该有很多人看见了。”

　　6月3日凌晨5点，朱明钊找到了在瑞金医院门口摆早点摊的摊主。“但他只作证看见老外把两个女孩绊倒了，拉衣服没看到。”

　　王珍的女友回忆，事发时永嘉路上一花店的老板娘正在开门。朱明钊找到了那个老板娘，但她什么也不愿意说。“我和她一直磨到凌晨2点她关门，但她还是说什么也没有看见。”朱明钊说，按照他的职业敏感，他感觉老板娘隐瞒了些什么。

　　环卫工人做了笔录但第二天就翻了供

　　6月3日下午，朱明钊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告诉他环卫工人葛师傅看到了一切。听到这个消息，王珍哭了。连续熬了两个通宵的朱明钊和潘登稍微松了一口气，“我们觉得看到了希望。”

　　6月4日上午，朱明钊找到了环卫工人葛师傅，做了笔录，“谁知道第二天(6月5日)在警署，他竟然推翻了所有的口供。”朱明钊说，也许是葛师傅顾虑自己以后还要在茂名南路上班，不想惹事，这个变故对当事人打击太大了。“我们一下子从山顶掉到了谷底。”

　　朱明钊拿出了那份葛师傅做笔录，记者看到如下内容：

　　“你看见(老外)在何处扯开女孩的衣服?”

　　“拐弯处，永嘉路上。”

　　“女孩长得怎么样？”

　　“穿件白衬衫，人块头不小，白衬衫全被扯开。”

　　“白衬衫扯坏了没有？看到里面的内衣没有？”

　　“没有看到扯坏没有，但是内衣看到了。”

　　“那个外国人有什么特征？”

　　“眼角有块刀疤。”

　　失去了一个最有利的目击证人，事情陷入了困境，朱明钊和王珍一边继续说服葛师傅，一边焦急地等待着另外的目击者出现。

　　事情终于有了转机，一名留学生打来了电话

　　6月8日下午，事情终于有了转机。一个在同济大学的黑人留学生打来电话，作证他看到了王珍被拉下上衣的情景。朱明钊和助手马上赶到同济，做了下面这份笔录：

　　“你看到冲突是什么时候？”

　　“5点到6点之间，我已经在回家的出租车上。”

　　“外国人长什么样？”

　　“个子不高，说西班牙语，人很壮，穿格子衣服。”

　　“这个外国人做了什么？”

　　“我看到他把女孩子的衣服从上往下拉。”

　　“衣服拉到了哪里？”

　　“内衣看到了，是白色的内衣。”

　　“就一个证人还不够，我们需要更多的证人，而且当时现场的确有很多人都可以作证。”朱明钊说，那个留学生的笔录中也提到，当时堵车，他看到现场还有很多堵着的出租车，还有打扫马路的环卫工人。

　　“蜜月”之后是吵架、流产、失业、打架和再次流产

　　6月10日，记者在上海书城旁的咖啡馆见到了当事人王珍，她穿着一件白红相间的条子衬衫，有些憔悴。

　　“5月30日，朋友过生日，我们到静安寺的酒吧喝酒。酒吧2点关门后，还没有尽兴，我们就又到了茂名南路继续喝酒。”在茂名南路，王珍遇到了她刚分手一个多月的男友，一个瑞士工程师。

　　今年2月下旬，王珍和这名瑞士工程师经朋友介绍认识。后来，王珍与父母吵架，睹气搬出了家。“当时站在他家26楼的窗口，看着整个浦东，他对我说，‘你什么都没有了，还有我。’我真的很感动。”从那天起，王珍搬进了男友家。

　　谁知3月中旬，男友就态度剧变提出分手。“当时我已经怀孕，便把这事告诉了女友，女友便去质问他；他很生气，开始不断寻事和我吵架。”王珍说，那段时间两人几乎天天晚上吵，白天还要上班，身体很不好。4月1日，愚人节，王珍流产了。之后几天，她只好辞去了工作。“我觉得累了，想搬出去。他答应陪我过完生日，然后我们就分手。没想到在这几天里，我又怀孕了。”

　　4月16日，王珍搬出了瑞士男友的家。“我向他借了1万元，他让我还一半。因为那段时间，我搬出了家，又失去了工作，身体也不好，需要那笔钱。我暂时还不出，但答应一定会还给他的。”因为“非典”的影响，王珍没有能够很快找到工作。

　　“4月下旬，我在酒吧里遇到他两次。我想起他把我糟蹋成这样，想起他的负心，忍不住两次打了他，他自知理亏没有还手。”

　　5月初，王珍发现自己又怀孕了。“我一个人去医院打掉了孩子，痛得浑身是汗。手术后，一个人坐公交车回到租的房子，心里难受极了。”记者在王珍的病历卡上看到，手术日期是2003年5月26日，距离事件发生只有5天时间。

　　“他突然一个反身，拉下了我的T恤的前领，拉到腰这里。”

　　5月31日凌晨2点半，王珍说，他看到瑞士男友正在酒吧外和一女孩聊天，火气就上来了，冲到他面前告诉他，自己又怀孕了。“谁知道这孩子是不是我的！”当听到男友竟如此回答，王珍扇了他一巴掌，开始踢他。男友在朋友的掩护下上了出租车。王珍开始拼命拉车门，男友从另一边车门下车后逃了，留下其好友卢迪(RUDDY)截断王珍的追赶。

　　“我曾经在男友家见到过卢迪，他是厄瓜多尔人，我对他一直没什么好感。”王珍在永嘉路、茂名南路路口被拦住后便抓住了卢迪的衣角。“他突然一个反身，拉下了我的T恤的前领，拉到腰这里，我整个胸部都露了出来。他还从上到下地看，脸上带着蔑视的笑。”王珍说她一下子愣住了，抬头时感觉有很多人在看着她。“对面有一个环卫工人，还有几辆出租车。”当王珍把自己的衣服拉好时，卢迪已经没有了踪影。

　　王珍从包里拿出当天所穿衣服，一件大领口的白色棉质T恤。记者看到，T恤领口的很多针脚已经断裂、脱线。

　　卢迪又一个突然反身，再次将王珍上衣的领口拉到了腰部

　　王珍和女友一起上了辆农工商出租车，打算去找她前男友。但刚到永嘉路、瑞金路路口的永和豆浆店门口时，她们看到卢迪就在前面。“我们跳下了车，连车钱也没来得及付，就冲了上去。”卢迪看到王珍她们追来，躲进了永和豆浆店。王珍和卢迪围绕着店堂追赶了几个来回后，等候在店门口。卢迪在店内僵持十几分钟后，走了出来。王珍和女友跟了上去，卢迪又一个突然反身，再次将王珍上衣的领口拉到了腰部，露出了胸部。

　　“他跑到了马路对面，我追上去。他抓住我的胸口，将我背对地绊倒，头撞得很痛。”后卢迪又将上前阻拦的王珍的女友用同样方式绊倒。“他一共绊倒了我三次，绊倒我朋友两次。”卢迪上了一辆出租车，但爬起来的两个女孩拦住了车子。“我们说这个人打了我们，拉了我的衣服，不能让他走。”她们的叫声引来了很多围观者。“那时早点摊已经有人在买早点，瑞金医院门口停了很多出租车。”一名“巴士”司机见状，把卢迪从车里拉出来，拉进了自己的出租车。王珍拨打了“110”，警察来后将王珍、其女友和卢迪一起带到了瑞金二路警署。“他们四个人在警署门口又唱又跳”，“不承认侮辱了我”

　　“卢迪叫了他朋友和我以前的男朋友过来。警察抄了他的护照号码后把他放了。他们四个人在警署门口又唱又跳，我很气愤。我要告他，他要为他的行为负责。”王珍说，她在警署感到头晕，吐了一次。经过验伤，诊断为头部软组织挫伤，左前臂和前胸有创伤。

　　6月9日，卢湾区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对此事进行了调解。“调解结果是让他赔礼道歉和赔偿我300元医药费。”王珍没有接受卢迪的赔礼道歉。“接受赔偿300元医药费是为了证明他殴打事实的存在。他不承认侮辱了我，也就没有有关侮辱的调解。”

　　这种扒下衣服，但没扒下内衣的侮辱行为属于什么性质？

　　6月13日，王珍在女友的陪同下，和律师助理潘登来到了卢湾区人民法院。尽管只有一个证人愿意出庭作证，但王珍还是决定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我们想对社会公德做一个法律的界定：这种扒下衣服，但没扒下内衣的侮辱行为属于什么性质。这种界定就看法院是不是受理，以及受理后的赔偿问题。”从助理潘登处记者了解到，本市某媒体报道此事后，朱律师收到了很多电话和短信。“很多人从外地打电话来表示支持，也有人表示不同意见，但也有很多骚扰电话，接通了不说话就挂了。”

　　“很多人支持，但也有很多人不理解。”王珍的女友告诉记者，他们张贴在永嘉路上的告示总是隔一天就全被撕了。“那天我们去贴告示，一个老头看见后说，‘不要去帮那些女孩子，她们为了钱搞勿清爽，茂名路上这种女孩多了’。我们听了很难受。”

　　卢迪已经于事发第二天结帐退房，警方记录了他的护照号码

　　6月13日11点，助理潘登从立案厅出来说，立案条件够了，但卢迪的地址不详细，要补充。卢迪的联系地址来源于卢湾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办公室6月9日对这起事件出具的调解书，其中记录着卢迪的单位地址：明珠线调度控制中心英德拉公司；住址：上海假日广场酒店955房间。

　　12点，记者和潘登一起来到了位于黄河路上的上海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总调度所。办公室周主任告诉记者，他们只有聘用职工的名单，承包项目内工作的职工就没有名单了。卢迪所属英德拉公司是位于东宝兴路承包明珠线某项目的西班牙公司。

　　14点，记者通过电话找到了位于东宝兴路的英德拉公司。当得知记者要寻找卢迪时，接电话的小姐马上显得非常地不耐烦。“他前几天就已经回国了。我们这里暂时没有负责人。他是在西班牙进公司的，公司委派来上海，具体情况我不清楚。”

　　15点，记者从上海广场长城假日酒店了解到。卢迪已经于6月1日结账退房(事发第二天)，他的入住日期是今年4月22日。在该酒店其他房间，也没有查找到卢迪的名字。

　　16点，记者从警方处了解到，他们没有扣留卢迪的护照，只是记录了它的号码。“因为这方面还没有法律条文规定，可以扣留他们的护照。”警方表示，此事已经经过多次调解，调解结果是卢迪赔礼道歉和赔偿300元医药费。“但他(卢迪)从来没有承认过打人，也不承认侮辱。”

　　17点，记者辗转得到了卢迪的手机(经证实，的确为卢迪的手机)。接电话的是一个中国男子。他反复询问记者是谁，近一分钟后才说了声你打错了，挂了电话。王珍也拨打了卢迪的手机，接通后对方没有说话，然后就挂了。第二次再打就被摁掉了。

　　周末，没有看到左眼有伤疤的外国人

　　6月14日，周末。王珍告诉记者，卢迪他们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在酒吧。凌晨2点前在静安寺，2点后在茂名南路。卢迪的特征是左眼有一条伤疤。

　　记者在静安寺几间酒吧询问了服务生，他们都称没有看到左眼有伤疤的外国人。凌晨2点半，记者在茂名南路酒吧也没有找到卢迪。酒吧服务生告诉记者，5月31日他没有看到老外扒中国女孩衣服。“这种事情太多了。上两个星期，四个中国女孩打一个老外，打得浑身是血，差点断气。老外进了出租车还被拖下来，车上全是血。”

　　回访目击证人：“这种事情我见多了，没放在心上。”

　　凌晨4点半，永嘉路、瑞金二路路口出现了送牛奶的阿婆。“我天天早上在这里，没有看到扒衣服。茂名路这种事情太多了，没什么稀奇的。这里警车三天两头来，还有救护车。不过，小姑娘早上5、6点钟了还在这里，也不是什么正经人。”凌晨5点，记者找到了早点摊的摊主。“我看到她们被老外绊倒，一人一跤，没看到扒衣服。我们做人要本分，看到什么就说什么。”早点摊距离王珍第二次扒衣服的永嘉路1弄弄堂口有50米距离。

　　凌晨6点15分，永嘉路、茂名南路路口，记者终于找到了环卫工人葛师傅。面对记者的询问，他很不耐烦地拒绝了。“你已经是第八个找我问这事的人”。最后他告诉记者，他没有看见扒衣服，只看见两个女孩和一个老外打，一个女孩扇了老外一耳光，老外没还手，进了出租车走了。

　　葛师傅的另一名同事告诉记者，事发当日，她在永嘉路上看到两个女孩纠缠一个老外。“这种事情我见多了，没放在心上，就去扫马路了，后来看了告示才知道有扒衣服这事。”

　　永嘉路上花店的门一直关着，里面开着灯，不见老板娘，只有一只大花猫。

　　下午，朱明钊律师告诉记者，又有两个证人打电话给他，证明当天在永嘉路看到了老外扒一个中国女孩的衣服。证人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都是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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