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凌晨4时，家住南京的一犯罪嫌疑人杨德金在民警的陪同下回家中守灵，并办完了母亲的丧事。执行任务的民警从嫌疑人母亲出殡、火化到入士安葬，自始至终陪同。特别是在告别仪式上，民警和嫌犯的在场亲友一起为老人默哀、鞠躬、向遗体告别，令在场的人为之感动。（2003年6月17日《南方都市报》）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两大基本传统道德行为准则之一。几千年来，把忠孝视为天性，甚
至作为区别人与禽兽的标志。它是中国古代长期社会实践的历史产物。一个失去人身自由的嫌疑犯，还能回家为母亲奔丧尽孝心，而且民警还一直“陪同”，并和嫌疑犯的在场亲友一起为老人默哀、鞠躬、向遗体告别，的确令人感动。这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这种充满人性的人文关怀，就算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被感化。
为什么过去没有让犯罪嫌疑人回家奔丧？我想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一是没有这个法律规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二是让犯罪嫌疑人回家奔丧，显然要警察“陪同”，对于这样奔丧的事没有几个警察愿意“陪同”；三是怕承担责任，万一犯罪嫌疑人趁机逃跑，岂不是自找苦头吃；四是犯罪嫌疑人正在调查之中，不宜与外界接触。让犯罪嫌疑人回家奔丧过去似乎没有先例，不让犯罪嫌疑人回家奔丧，也无可非议。既然无可非议，南京警方为什么还让犯罪嫌疑人回家奔丧？笔者认为，它的意义不仅仅是体现一种人文关怀，也是让犯罪嫌疑人通过尽孝心，回归人性，赎回自己的罪恶。这种做法有利于犯罪嫌疑人交待违法犯罪事实，有利于犯罪嫌疑人今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犯罪嫌疑人杨德金得知警方同意他的恳求时，吃惊得睁大双眼。在民警监管下办完母亲的丧事后，便如实地交待了违法犯罪事实。同时也给其他犯罪嫌疑人上了一次生动的教育课。为了让犯罪嫌疑人尽孝心，我们的民警是“全程”陪同。民警也为老人默哀、鞠躬、向遗体告别，看起来是吊唁老人，实质上是对犯罪嫌疑人人格的一种尊重，这种人格的尊重能起到震撼犯罪嫌疑人心灵的作用。
我们知道，在血缘根基上生成的对“亲亲孝悌”之情的强调与重视是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一大特点。不用说，送葬同“孝”、“悌”之情的联系是极为密切的，因此，警方允许犯罪嫌疑人回家奔丧，揭示了社会的进步和观念的更新，让我们的社会更富有人情味。“孝”可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指出：“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他把孝看做人性的根本。确实，作为儿女和晚辈，孝敬父母、赡养老人是责无旁贷的义务。被限制了人身自由的犯人也是人，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犯人同样是公民。是公民，就应平等地享有除那些被法律明文规定剥夺权利（譬如政治权利）以外的一切公民权利。犯罪嫌疑人也应有尽孝心的权力，法律在表现惩治罪恶的一面，同样也应该有充满人情味的一面，也应尊重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说：“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古人的论述或有局限偏颇，但有一点值得认同，那就是无论在家还是在外，立身做人才是“孝”之根本，是尽孝者应该一以贯之的行为准则。一个人如果母亲去逝 ，还不能尽孝，那将是终生遗憾。对于一个犯罪嫌疑人同样是如此，何况犯罪嫌疑人杨德金是左邻右舍皆知的孝子。
对一个群体的正当权利漠视的社会，不是文明的社会，也不是公正的社会。 在权利意识淡薄的社会传统里，人们仿佛有种种理由歧视犯人，不肯定犯人有益社会的行为，不让犯罪嫌疑人奔丧尽孝。但现代法治应注重人文关怀，重视保护人的尊严和人格，不管是犯人，还是普通人，在人格上应一律平等。作为主体的人，不因为犯罪，人格就降低。犯人因犯罪被剥夺人身自由，已经遭受应有惩罚，陷于弱势地位。尽孝应是有益的行为，让他们尽孝有益他们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同时是对权利的尊重，也是崇尚社会道德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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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洪巧俊)
(编辑：杨国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