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晚21时40分许：“嘟……嘟……嘟……”本报热线电话骤响，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叫阿俊的女孩哽咽的声音：“我感到生命没有任何意义了，我要走了，在临死前，我只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为一个我爱的人而她却不爱我的人去死，到底值不值得？”说到后面竟泣不成声。救人要紧！随后的4个小时里，本报记者展开了一场与死神赛跑的比赛。

　　从阿俊断断续续的叙述中，记者知道她是一个身世颇为复杂的女孩，今年约19岁。两

年来，她单恋上了驻北京的一家著名电视台的女记者珍姐，但珍姐却避之如瘟神。当晚，阿俊刚刚与母亲吵了一架，在极度失意下，她来到珍姐来南宁曾住过的宾馆，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记者一面静静地引导她喧泄心中的郁闷，一面试图得知阿俊所住的宾馆。但是谈话持续了1个多小时，阿俊始终不愿意说。相反，在谈话过程中，阿俊反而不断说思念珍姐，但珍姐换了手机号码。阿俊说，如果想帮助她，就先帮她找到珍姐的电话。

　　救人要紧，记者经过多方周折，终于在23时18分与珍姐联络上。于是，南宁、北京千里之遥的两地连起了拯救热线。

　　珍姐将电话打到阿俊房间，与她谈心。不料，不久阿俊又打来电话向记者告别，说是要吃下安眠药走了。原来，珍姐无法满足阿俊这种奇恋的要求，不论怎么劝，阿俊就是钻进牛角尖不出来。“我们是真诚帮助你的，北京女记者不是给你找到了吗，请相信我们，我们见面谈谈吧。”经本报记者一番掏心恳谈，阿俊同意见见记者。

　　18日凌晨零时20分，记者急急赶到位于解放路的某酒店314号房。推开房门，只见阿俊把脸深深埋在枕头里，床头柜上有1瓶已经拧开盖子的安眠药。阿俊身穿一件黑色的男装短衫，留着短头发，咋一看，还真分不清是男孩还是女孩。

　　阿俊说她头很昏，记者确认她还没有吃下安眠药后，再次对她进行了劝说。期间，阿俊又坚决要求与珍姐通一次电话，电话里，阿俊在威吓中带着哀求，要珍姐与她好。放下电话后，阿俊情绪仍然激动，记者再次慢慢与她拉家常，劝慰她。

　　凌晨1时30分，阿俊终于答应记者不再做傻事了，并同意只留下两片安眠药，给记者带走那瓶安眠药，但是，她始终不愿意让记者护送回家。

　　1时40分，记者离开阿俊的房间，但始终觉得有点担心，于是来到宾馆的服务台，让服务员晚上注意一下阿俊的房间，如果有什么事马上报警。随后，记者又到解放路派出所，向值班民警介绍了所发生的一切。

　　18日早上6时，阿俊打来了让人欣喜的电话，她告诉记者，她想了一个晚上，终于决定听从劝告回家了，并告诉了她家里的电话号码。

　　中午11时，通过电话找到了阿俊，她的声音已经平静了很多。她告诉记者，她又和珍姐通过电话了，以后将把珍姐当作自己的大姐，再不做傻事了。至此，记者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作者:左平兰 杨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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