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记者 余玉辉 李莹（实习）/报道 “身边很多人都对我说过：什么人都可以要，就是吸过毒的人不能要。可我不信，我就是要帮帮他们。”谈起帮教戒毒人员的事，吕焕皋这样对记者说。 吕焕皋，今年刚刚50岁，拥有一家资产达2亿多元的集团公司。在他的企业里，先后接纳安排了30多名从上海市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出来的脱毒者。因为这，他被冠以大墙外的“戒毒所长”称谓，他的企业也被称为脱毒者的“就业港湾”。朋友一个接一个地栽在毒品上“这些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生意无心打理，开销却一天比一天大起来，

有的人开始变卖家产。”

　　吕焕皋对毒品问题的关注，缘起于早些年身边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栽在毒品上”。

　　1984年，辞掉国营饮食店工作的吕焕皋，“下海”做起了水产生意，加入了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个体户队伍中。在现在的吕焕皋看来，这一选择是“聪明的”，“那个时候，谁干个体谁发财。”到了九十年代初期，“走对路子”的吕焕皋把生意越做越大，立稳了脚跟，也交上了一些有钱的朋友，用他自己的话说，算是进入了有钱人结成的“圈子”。

　　在那个“圈子”里，不乏身价数百上千万的大款，他们除了在生意上互相“帮助帮助”外，也经常在一起“白相白相”（上海话，玩的意思）。起初，“白相”的内容基本上是吃喝玩乐，还算正常。

　　但慢慢地，吕焕皋发现其中一些人“白相”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他们吸上了被称为“白粉”的海洛因。一些朋友建议他也品尝一下，“也许是天生对新鲜玩意不感兴趣，我拒绝了。”

　　“这些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生意无心打理，开销却一天比一天大起来，无奈之下，有的人开始变卖家产，甚至走上了‘以贩养吸’的犯罪道路。”到九十年代中期，吕焕皋粗略统计了一下，当年“圈子”里的人中，吸毒过量致死的有六个，贩卖毒品被枪毙的有三个，被判刑的有六个。

　　个人置办全国第一辆

　　戒毒宣传车

　　1998年5月，北京举办全国禁毒展览，吕焕皋把宣传车开进了北京。

　　“更可怕的是，由于宣传不到位，很多人直到被抓都不知道自己犯了罪。”吕焕皋告诉记者，他有一个好友，服装生意做得很大，为人相当不错，曾在生意上帮过他几回。但自从染上毒瘾后，这个好友难以自控，变卖了家产，还背上了上千万元的债，最后“以贩养吸”犯了死罪。临刑前，好友对前去看他的吕焕皋说：“以前，我只当‘以贩养吸’是个人的事，想不到犯的却是死罪……”

　　好友悔恨的话触动了吕焕皋。当时，正值全国大规模开展打击吸毒、贩毒的专项斗争，吕焕皋带着公司里的骨干参观了专题展览，听了专题报告。宣传禁毒的工作就这样从身边开始。

　　“怎样才能让更多人更方便地得到教育？”吕焕皋想出了一个点子：弄一辆禁毒宣传车。他拿出60多万元，买了一辆豪华空调大巴，在有关专家的指导下，采用声、光、电和多媒体等手段，把大巴布置成了一个新颖别致的流动禁毒展览馆。随后，禁毒宣传车“转战”于街头广场、机关工厂、街道里弄，开展大范围的宣传。

　　“那可是全国第一辆啊。”说到那辆禁毒宣传车，吕焕皋笑眯眯的。1998年5月，北京举办全国禁毒展览，吕焕皋把宣传车开进了北京，来到展览会会场，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罗干参观后，称赞他是一个“有创新精神的禁毒热心人”。 “能救一个是一个”

　　“吸毒的人不是罪人，更不是犯人，只是特殊的‘病人’。”

　　2000年底，在参观上海市戒毒劳教所时，吕焕皋得知，有些戒毒劳教人员因担心解除劳教后不被社会接纳，特别是找不到工作而自暴自弃，还有不少解教人员因得不到社会的关爱，特别是找不到正当工作而复吸毒品，从“二进宫”甚至“三进宫”，他被震动了。

　　“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救一个是一个。”吕焕皋说。他提出，对一部分戒毒人员从入所起就进行帮教，待他们解教后，尽量安排到自己的企业工作。

　　2001年9月26日，吕焕皋与戒毒劳教所签订了“关于安置解教人员就业的协议”。截至目前，吕焕皋的企业先后接收了戒毒劳教所推荐的解教人员30多个。

　　吕焕皋接收戒毒人员的做法曾在企业管理层引起了异议。采访中，集团的一位总经理就对记者说：“作为管理者，我当然希望企业里没有这些人，毕竟，这会给企业的形象带来一定的影响，我们也要付出更多的精力进行管理。”

　　对此，吕焕皋有他自己的理解：吸毒的人不是天生的罪人，更不是犯人，只是特殊的“病人”。对他们，应该多一些宽容，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帮助他们重建自信与自尊，更快地回归社会。他希望自己的企业能在这方面做些试验。

　　戒毒解教者在吕焕皋的企业里的确得到了特殊的待遇，他们的起始月薪是800元，这比一般的员工高出了一二百元，岗位也是根据技能和兴趣来安排的。但除此之外，他们必须像其他员工一样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

　　吕焕皋的试验取得了一些成果，在30多位戒毒解教者中，有的已经离开这里开起了饭店，有的则在自己的岗位上称职地工作了近两年，没再沾过毒品。

　　社会力量戒毒的无奈

　　在先后接收的30多名解教者中，目前仍在企业的只剩4名，在离开的人中，虽然有一些是成功度过过渡期而“另谋高就”，但也有60%是因为复吸毒品而离开。

　　“我的热情没有减退，我还会继续宣传戒毒、帮助戒毒者。”尽管吕焕皋在采访中几次这样表示，但记者还是感觉到了他的势单力薄和一些无奈。

　　在置办了全国第一辆禁毒宣传车后，吕焕皋对禁毒的宣传达到了近乎痴迷的状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基本把公司交给手下打理，自己则天天跟车“巡展”。“上海的每个区、每个街道都去过了，反响很不错。”吕焕皋告诉记者。

　　然而，在2000年，吕焕皋把宣传车捐给了有关部门。“实在是养不起啊。”吕焕皋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仅仅一年多，宣传车的油钱、停车费、保养费，加上工作人员的工资，超过了20万元。“长期下去，我们肯定难以负担，毕竟我们是需要生存的企业。”

　　为减小压力，吕焕皋曾想在宣传资料上印一些广告，“以车养车”，这一计划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理由是：公益事业不能创收，否则性质就变了。“这也不是没有道理。”吕焕皋有些无奈。

　　宣传车被捐给有关部门后，使用频率日渐减少，“大概只有‘6·26禁毒日’的时候才出来亮亮相吧，”吕焕皋说，“实在是可惜，它本应得到更好的利用。”

　　吕焕皋的无奈同样表现在接收戒毒解教人员的试验上。在先后接收的30多名解教者中，目前仍在企业的只剩4名，在离开的人中，虽然有一些是成功度过过渡期而“另谋高就”，但也有60%是因为复吸毒品而离开，“这样看来，仅仅一份稳定的工作，是难以根除他们吸毒的欲望。”

　　魏富民的故事

　　“这里像是自己的家，吕老板对我很信任。”

　　魏富民，一个有着8年吸毒经历的中年男子，去年10月从戒毒劳教所出来后来到吕焕皋属下的一个企业，现在已经是办公室主任。“这里像是自己的家，吕老板对我很信任。”魏富民说，虽然从劳教所出来的时候，就下决心要彻底戒毒，但要是没碰上吕老板，可能不会这么顺。

　　“解决脱毒者的复吸问题，需要综合考虑，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解决心理问题。”魏富民说。他以自身的情况分析说，这次之所以想彻底戒毒，是因为自己认识到，应该有更高的人生追求，吸毒已经让他失去了太多。有了这种认识，加上自身毅力，魏富民自信能度过国际公认的三年半到四年的操守期（只有度过这个操守期，才能被认为真正戒断了毒瘾）。

　　在魏富民看来，很多复吸者本来就没有什么太高的人生目标，在心理迷茫的时候，就很容易为了追求一时的快感而再次接触毒品。为此，魏富民曾向一些部门申请搞个心理戒毒机构，对戒毒者收取一定费用，请一些心理专家为戒毒者提供心理帮助，但没有得到批准。理由同样是：民间力量做这事，应该是公益的，不好收费。“那费用谁来负担呢？”魏富民说。

　　编后

　　这是一位有良知的精神富家，当我读完这篇文章时，脑子里面蹦出来的第一个反应：不知为什么，面对吕焕皋的作为让我肃然起敬，因为他救助的是我们这个社会中大多数人所不耻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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