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原本有不错的家庭和工作，毒品使他们的正常生活发生了变化。然而社会并没抛弃他们。为了教育挽救他们，政府给他们建立了特殊的学校——强制戒毒所和劳教戒毒所。这所“告别毒品的再生之所”给予了他们新的生命。

　　当汽车驶进青浦的公路，一股青草的香气从窗外袭来。上海市戒毒劳教所就坐落在此。但在那扇黑色的铁门背后，是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和毒品有着密切联系的世界。

　　复吸率在持续下降

　　上海一年被吸掉的毒品是6-8吨。

　　“上海目前登记在册吸毒人员2.8万名。以每人每天吸0.5克毒品来计算，那上海一年被吸掉的毒品是6-8吨。” 上海市戒毒劳教所所长夏传根口中的一项一项统计数字，令人震惊。“吸毒的人，70%肝脏有问题；20%心脏、胃等有问题；2%患有艾滋病。”

　　上海市戒毒劳教所建立于1996年，是上海唯一的戒毒劳教所。凡是经过公安局强制戒毒，再次被发现吸毒的，都将被送到这里，度过1-3年的劳教生活。从1992年上海出现2名吸毒劳教者，到1996年的400-500名，到近年来的2000多名，所长夏传根说，他的压力很大，目前因吸毒而被劳教者已经占到了劳教人员总数的45%。

　　近年来，上海市戒毒劳教所几乎对每一个解教者都进行了跟踪调查，“每年的不复吸率都在上升，最初是10%，1999年是33%，2001年是40.5%，今年应该会更好一些。”夏传根说道。

　　男学员吴亮

　　“这些年她一直都坚持等我，我很感动。我不能再自私地为自己了。”

　　在会议室见到吴亮（化名）时，记者根本无法把他与吸毒者联系在一起，唯一显示他身份的是他胸前粉红色的学员牌，上面写着：三大队二中队，吴亮，35岁。上海市戒毒劳教所共有4个大队12个中队，280名管教干部。

　　吴亮高高的个子，白白净净的脸，笑容很温和，没有想象中吸毒者的面黄肌瘦。“我是上海人，大学学历。”在戒毒劳教所70%劳教者都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情况下，吴亮显得有些特别。“我从小离开父母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很独立，很自信，运气也不错。”吴亮大学毕业那年，正赶上可口可乐公司进入上海。凭借着出色的口才，吴亮顺利被录取了。“从可口可乐一个普通销售员，升到销售主管，再到大中华区销售主任，我仅用了一年时间。”吴亮说，简直是平步青云，有些轻飘飘了。

　　1990年，吴亮辞职去了日本，但现实并非他想象得那么美好。“我在日本做过搬运工，给餐馆洗过盘子，没办法发展，心里很压抑。”不久吴亮认识了一些在日本的上海人，其中不少都吸毒“我当时认为自己的意志力很强，肯定不会上瘾，只是试着玩玩，谁知道毒品的诱惑力很快就摧垮了我的意志力。”

　　1992年3月，吴亮回到上海。“那些年，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吸毒。因为自己手头有一些积蓄，生意也不错，所以也没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就像抽烟一样。”95年，吴亮和朋友承包了一家KTV，生意不错。他开始静脉注射毒品。

　　1995年，吴亮认识和后来成为他妻子的一个女孩，一个漂亮的模特。“1997年结婚后，我就开始不工作了。”妻子一开始就知道吴亮吸毒的事情，但想用自己的爱感动他，但始终没有成功。

　　2001年，吴亮在家中吸毒时被抓，强制戒毒三个月。出来后，妻子寸步不离地陪了他半个月，但当妻子上班后，吴亮在毒友的唆使下复吸了。四个月后，再次被抓住，劳教2年。

　　“我很后悔，但总是一次又一次告诉自己是最后一次了。”吴亮估算了一下，因为吸毒，已经花去了60多万元的家产，还不包括其他损失。因为吸毒，吴亮和妻子一直都不敢要孩子。

　　吸毒者到了众叛亲离的时候，是无法戒毒的。吴亮说，他很幸运，因为有一个好妻子。“第二次被抓住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她和我离婚，那我就算完了。但事实是这些年她一直都坚持等我，我很感动。她承受的压力比我大得多，又要做生意，又要照顾我父母，还要承受社会的压力，我不能再自私地为自己了。”还有七个月，吴亮就可以见到妻子和家人了。在他劳教的17个月里，他的妻子每个月都来看他，给他写信。吴亮年迈的父母也写信鼓励儿子一定要重新振作。对于自己7个月后的生活，吴亮充满了信心。“我相信凭借我的能力，是可以恢复以前的自己的，但需要付出比以前多几倍的努力。”

　　在离开会议室时，吴亮朝记者笑了笑，他的脸上露出了自信和希望。

　　“她们管我们队长叫家长”

　　女性吸毒往往是被动的。但最终为了吸毒，经常走上以娼养吸、以贩养吸的道路。

　　离上海市戒毒劳教所几百米远的地方，就是上海女劳教所。道路、车间、宿舍，一切都整洁有序。墙上到处可见学员自己制作的油画、插花和黑板报。剪着齐耳短发的学员们穿着蓝色的制服在车间里忙碌着，不时有人抬头好奇地看着记者。除了随处可见的铁门外，这里和工厂没有任何区别。

　　在上海女劳教所关押着的学员中，有68%是吸毒者。“和男性吸毒不一样，女性吸毒往往是被动的。但最终为了吸毒，经常走上以娼养吸、以贩养吸的道路。”上海女劳教所副所长宋冰告诉记者，这里的戒毒劳教者年龄基本在25-40岁之间，无业人员居多，平均劳教期是2年半。最多的一个吸毒者劳教了7次。

　　女吸毒者往往社会责任感很差，认知水平差，文化水平低。宋冰说，为此劳教所专门开设了6个技术班：插花、家政、电脑、烹饪、推拿、美容美发，还请劳动局主持考证，使她们拥有一技之长。“她们中很多人最初都不认罪，认为自己没错，吸毒是她们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是花自己的钱，而且脆弱、敏感。”

　　有着16年管教经验的三大队管教副大队长郭艳，谈起队里的学员是充满自豪的。“她们身上有很多闪光点，有潜力，很能干。”郭艳说，每年运动会上的团体操比赛，都是学员自己创作的，表演服不合身，也都是自己修改，一点都不亚于外面的职业选手。“我们三大队的团体操去年、今年都是第一名。”“非典”期间，学员们自发地给管教队长写感谢信，出黑板报，甚至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戏剧，感谢管教人员的辛勤劳动，令郭艳等管教干部十分感动。“她们管我们队长叫家长。从开始的冷漠，到现在的接受，我们是很有成就感的。”

　　女学员董琳

　　“每个人走出这扇铁门时，都想有一个好的将来。”

　　戒毒劳教者董琳(化名)就在郭艳的队里。董琳，上海宝山人，独生女。1993年，年轻的董琳喜欢赶时髦，吸毒就是当时所谓时髦的一种“潮流”。“我当时肚子痛，朋友说吸一点就不痛了。果然有用，我就开始吸了，一个月后就开始上瘾了。”董琳原本在酒店做服务员，不久就辞职了。因为吸毒，她花完了自己的积蓄，开始到处筹钱。1995年，董琳在做三陪女的时候被警方抓住，被处2年劳教。那年她25岁。

　　“劳教出来后，工资低的工作我不想干，工资高的凭我的学历和有污点的经历，没人要我。”空虚无聊的董琳在2个月后又开始复吸了。为了供自己吸毒，董琳站过柜台、跑过外地开展销会、开过饭店.。“这些活都很累，一累我就想吸点提精神。”2001年春节前夕，董琳在家吸毒时，被上门回访的派出所民警发现，被处劳教2年半。

　　1998年，董琳认识了一个男朋友。在提到男友时，她的声音是低沉的。男朋友知道她吸毒后开始规劝，但最终自己也成了一个吸毒者。“他在我进来前的几个月就进来了。”董琳的男友就关在离她几百米远的上海戒毒劳教所。“我们一开始还通信，现在很少联系了。大家的生活都差不多。”

　　董琳吸毒前后耗了50万元左右。父母为了这个唯一的女儿早已欲哭无泪。“他们当然很伤心，说再也不管我了，但我毕竟是他们的女儿，他们原谅了我一次又一次。”董琳说，父母年纪都大了，从宝山来青浦看她很不方便，所以就只能通信和打电话。

　　明年的这个时候，董琳就可以解教了，但对于今后的生活，她说还是预料到会很艰难。“每个人走出这扇铁门时，都想有一个好的将来，但有很多主客观的原因。如果外面的环境无法接纳我们的话，就有很多人会开始复吸。”

　　对于目前在劳教所的生活，董琳还是比较满意的。“我在这里学会了电脑和插花。”董琳笑的时候露出了她有点发黄的虎牙。外滩记者 沈凤丽/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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