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企图得到“营救”的希望再一次受到打击。

　　掉下井里，鼻子是钩不住的。

　　但仍然不交待问题。不能就此认输。

　　他进行了超乎常人想象的持久的抵抗。

　　当然他最终还是沉痛地写下了《心灵的忏悔》。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不妨先引用一下。他写道：“在事业上我曾有过昨日的辉煌，可竟在一夜之间沦为了今天的阶下囚。此时我深为失去自由、亲人所痛苦，更为对党和人民犯下重罪而悔恨！”

　　这真是发自心灵深处的哀叹！一个本来很有前途的青年干部就这样夭折了。

　　他为什么没有站住呢？他吸收的营养不对。营养就是信仰。他把信仰这样的大问题搞错了。灵魂不再纯洁了。

　　他在《忏悔》中写道：“对党内的一些腐败现象，没能理智、正确地分析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我们党在前进中的一小部分消极阴暗面，而是对共产党的理想、信念产生了动摇。错认为这是党内的机体腐化，任何个人力量都无法扭转乾坤。共产党完了，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物皆空，不如权力在握之时及早做些经济准备，如真有不测也万无一失。”

　　这种从根儿上的动摇是非常危险的。没有了理想、信念，那就只有钱了，只有欲望了，个人的欲望，贪得无厌的欲望。灵魂扭曲了，成了肉体欲望的帮凶，使其千百倍地发酵和膨胀。

　　李真好玩“工程游戏”

　　一次一个工程合同，他就受贿105万。但李真有一个底线，那就是工程质量不能差，不能搞成“豆腐渣工程”。钱到了手不能完事大吉，不能丢下工程就不管了。李真是一个聪明人，他不会办这种蠢事。相反他对工程更加关注了。这里不存在吃了人家嘴短的问题。到了工地上，看哪不顺眼就批评。他好几次来北戴河，监督工程质量。

　　这个北戴河培训中心工程，说是某工程局承包，实际上是一个叫泛华集团的黄某干的。他为了得到下一个工程，干得很卖力气，连非常挑剔的李真都挑不出大毛病。他给李真留下了一个好印象。

　　但他留给丙的印象可是太糟了。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黄某是具体出钱的，出得不太情愿，一拖再拖。这一点李真不知道，他只看到工程干得不错，“回扣”也及时给了，足额6％，然后他得3％，丙也得3％，这还能印象差吗？

　　其实丙根本得不到3％，追加造价那部分“回扣”，黄某一直还欠着。羊毛出在羊身上。工程款是固定的，而这里要“回扣”，别的人要好处费，经一道手，剥一层皮，凡是沾点边的都找他要钱，钱又不能随便给，得保证工程质量，所以他就拖着，赖着。而且他还留了一手，欠这部分中介费不给，用它来向丙拉下一个工程。

　　下一个工程就是承德培训中心。1996年夏，李真来到了避暑胜地承德。这里与北戴河相比又有不同特点，北戴河靠海，这里傍山，是过去皇上避暑的地方，有古建筑，有外八庙。为什么不也建个培训中心呢？这时候李真通过建培训中心来为自己政治前途服务的构想越来越明确了。

　　这当然不能摆到桌面上去讲，也不能随便对别人去讲，要讲只能讲是为了培训税务干部，为了给广大税务职工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他在《忏悔》中写道：“除了在秦皇岛、承德、廊坊（正在施工）建立高档培训中心外，还在北京建了个极为豪华的小办事处，形式上为省局整体服务，实质目的主要是为了自己与上层领导及有关朋友交往方便。特别是凡有属于我的人，只要有求于我，为了知恩回报，我都尽量地给予帮助，有时不计后果，甚至违反原则。”

　　原来他建培训中心的目的是为了招待有恩于他的人，为了与上层交往方便，有时不计后果，违反原则，把培训中心变成了为少数人提供特殊服务的享乐场所。

　　合同一签，李真就追着丙要自己的3个点。黄某拿不出钱来，而只得从自己公司的账上先后拿出170万现金给了李真。除去补足北戴河工程的30万元，这次李真净得140万元。但丙这头，黄某一共只给他打过160万元，至今还欠他80万元。

　　李真与忠实伙伴丙的最后一次合作是1998年12月。

　　衡水市国税局要建一座办公楼，李真一看设计，说太土了，要建一流的，高档的，现代的，对内对外都能接待的，可你们报的计划是盖鸡窝。要改。投资1500万元，省局拨款800万元。要纳入省局阳光大厦的序列管理，施工队要由省局来派。

　　也许是他的责任心很强，也许就是为了控制这一工程，总之李真经过这样一番要求，又能对这一工程发号施令了。

　　衡水国税局长说，市里要搞招标。他似乎想抗拒一下。

　　李真一听就火了，说：“我去找副市长！”

　　李真在承德培训中心把这一信息告诉了丙。不久，丙来到石家庄，领着某建筑单位项目经理任某，在办公室找到了李真。李真当时就给衡水国税局长打电话，说北京有个朋友想做这个工程，你们具体谈一下，最好能用这个施工队，走正常基建手续。局长说，来吧。李真说，你在家等一下，下午他们就过去。

　　中午李真陪丙等吃了饭，就让他们去衡水了。

　　第一次接触，局长对他们印象不好，并且发现他们不太懂行，想派人到北京实地考察一下。

　　但是没等他行动，人家已经带着工程技术人员来了，还带来了营业执照、介绍信、资质证书等。看现场，丈量、看图纸，说你们的图纸不行，要改。这回可是太懂行了，还拿李真压他。

　　但李真来了，召开干部大会，叫来衡水市委书记和市长参加。他在会上说，省局对这个工程投资800万元，我派施工队来做，书记、市长要给予支持。

　　副市长表示支持，同意议标。然后走了一下议标的形式，就签了施工合同。

　　合同是1998年12月28日签的，1999年l月份，李真就找丙要中介费。丙赶紧向任某要，任某拒绝给6个点，只给5个点。5个点也行，快打款吧。但任某说没有钱，至今还没有打款———恰好李真出了事，款也不用打了。

　　李真当时催着要钱，说有急用，丙就从自己公司的账上提出45万元给了他。这个数字还是按工程造价1500万元的6％计算的，即90万元的一半。

　　至此李真通过就丙介绍工程，共得好处费305万元。

　　“有急用”、“急等用”，这是1999年李真使用频率最高的词组。那时风声已经很紧了，他急着向境外转移钱财。

　　“三驾马车”

　　李真又与乙和吴庆五，建立了政、企、商结合，权、钱、利互动的“社会机制”，谋取私利，聚敛钱财。

　　吴庆五原来也是秘书，政治上是会很有前途的。但是他不想在官场混了，决定下海经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厌烦了官场的勾心斗角，你整我，我整你。说穿了，我对目前的官场已经失望。我从底层一个普通工人，做到高层秘书，各个层面都接触到了，我发现许多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并不像起初做官那样，再想着为人民办事，也许是权欲的迫使吧，做官越久，要权的思想也越重，他们想得最多的是争权夺利。”

　　但是“离开官场”，“弃官经商”后，他并没有开心，正如歌词唱的那样：“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市场竞争机制还不健全，还有弊端，他这么一个只会吃“官饭”，根本没有什么工商管理经验的人，在商海之中，只能是晕头转向，险象环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开始下海的时候，我确实是想靠自己的智慧和诚实劳动赚钱，也想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把生意逐步做好做大，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但是后来的情况证明，“我如同一叶孤舟，驶向深海，每时每刻都有可能被恶风浊浪打翻。”

　　本来他已经脱离了使他失望的政界，以为从此就超脱了，没有关系了，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了。但是，单纯经营商业，他又是这样的不得法，几乎生存不下去了，所以，他又想到了政界。

　　“官商”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于是，他运作起来。利用政治，推动经济。

　　这时候，他再次受到了一次教育，那就是世态炎凉，隔夜的金子，抵不上当日的铜，时间一长人们不把他这个前秘书放在眼里了。

　　官场的力量，他不大借用得上了。

　　“我突然发现原来的情况都变化了，过去对你笑脸相迎、热情友好的人，一下子换了另一副面孔，变得不认识你了，眼睛看到的，办事不送礼、不求人，根本行不通。这样，我过去坚持的道德观念在现实生活中就碰了壁，思想就发生了动摇。心想，社会现实就是这样，如果不去利用过去从政的领导关系和权力影响，我不但挣不到钱，连生活吃饭都成了问题。这样，我就完全解除了思想武装，在腐败现象面前缴械投降了。我不再是厌恶腐败现象，而是认为只能这样干，必须这样干。所以我选择了权力变金钱的道路。”

　　幸好他在官场上还有李真。二人是真正的铁哥儿们。当然那是彼时，此刻吴庆五在狱中可是把李真恨透了。

　　吴庆五由外省到河北后，李真私下就给他透露了许多“内情”，感到李真对他很信任。于是二人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对河北政界和经济界许多问题的看法基本相同，慢慢地就“走”到了一起。

　　二人常常同居一室，彻夜长谈。李真说吴庆五是他学习的榜样，将来肯定能成大气候。至于李真自己那就吹嘘得更好了，说父亲是位老红军，后来他认父亲的一位老战友做了义父，他的义父在北京很有地位。他还吹嘘，他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中央办公厅，到河北锻炼一段时间还要回去，人事关系目前还在中办。后来吴庆五从侧面得到了证实，李真说的都是假话。

　　据吴庆五说，有一天夜里，李真悄悄开车带着某单位的一个节目主持人出来，在外胡搞时被联防队员围住，从车内弄了出来，送进了派出所。他对派出所的人说那名女主持人是他的亲戚，随后又悄悄地把派出所所长拉到一边，亮出了自己的身份。派出所长不相信，就按李真要求把电话打给了吴庆五，吴庆五为了不使事情闹大，立即赶到派出所把他领了回来，并将事情抹平。

　　这样的铁关系现在正好可以派上用场了。

　　更何况李真还是他选的继承人呢。他先告诉李真他决定下海经商。李真听后觉得实在不可理解，放着大权在握的秘书不当，去经什么商？吴庆五便向他讲了自己的想法和远大抱负。李真立刻做出深受启发、大开眼界状，表示非常钦佩，说老兄有胆有识，敢作敢为。

　　因为他当时马上就意识到了，吴庆五一走，就会出了一个秘书的位子，这个位子由谁来填补？他暗暗地有了一种希望。不久，吴庆五就告诉他说，我已经向领导推荐了，由你来接替我当秘书。李真大为感动。事后他得知吴庆五是这样向领导推荐的：“我想下海经商，推荐一个比我强的人。”

　　此后二人的关系就更好了。李真多次表示，你下海之后，我在政界大力支持你。吴庆五也说，我在经济上也大力支持你。一个“一政一商”的联盟形成了。但这还只是个雏形，没有什么内容。

　　正在这个时候，吴庆五需要李真这个关系了，李真也正好为这种需要找到了绝好的内容。

　　那是1992年6月，李真在北京河北办事处遇到了省财政厅副厅长，问：“到北京干什么来啦？”副厅长说：“到财政部跑点外汇额度。”李真说：“好，多争取点，越多越好。”当时他只是这么一说，没想到会跟自己有多么大的关系。

　　他是出于地位意识，必须得站在全局的高度，鼓励一下。当时他正跟吴庆五办交接手续，吴庆五忙着为下海做准备，李真把他的工作担起来了，一身兼二职，显得重要得不行。所以看问题也就有了高度。

　　副厅长跑得更上劲了。不久外汇额度争取到了，当晚就告诉了李真，表现一下自己的政绩，想通过李真让省领导知道知道，说争取到了5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

　　5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这意味着什么？李真在脑子里画了个问号。他感到一个难得的机会在向他走来。当时国家还对一部分外汇实行计划管理，配给的外汇额度兑换外币要比市场价格低很多，一般用于支付出国人员的费用，或支持文化教育科技部门购买进口设备，如果用不完还再用于企业购买进口设备，当年使用，逾期作废。他想到了张家口卷烟厂厂长李国庭，想到了东租冀办主任乙。

　　1992年9月，李真找到李国庭，说我找财政厅副厅长向财政部跑来5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可以支持烟厂购买进口设备。李国庭说过去引进设备都是委托东方租赁公司河北办事处代理，先得向省财政厅打报告申请外汇额度。

　　不久，李国庭来石家庄，住在河北宾馆。李真就给财政厅副厅长打电话：“李国庭来了，想见见你。”副厅长说：“我也想见见他。”就去了河北宾馆。李真把副厅长领进二楼一个套间，李国庭在沙发上坐着，招了招手请副厅长坐下，客气几句之后说：“低档烟卖不出好价儿，打算进口一批原材辅料，生产点甲级烟，可增收1个亿。可是缺少外汇，能不能给点额度？”副厅长表示大力支持。回财政厅时，李国庭还搭了一段他的车，下车时留下了4条烟。

　　在河北宾馆，李真让李国庭给省领导写了一份申请报告。

　　报告得到领导批示后，转到了财政厅，副厅长马上给烟厂先解决了1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正打算通知烟厂，李真领着乙来见他了。这是一个很巧的事，如果他们不是及时赶到，等财政厅通知烟厂，烟厂知道了这件事，他们的“暗箱”操作就不好进行了。

　　李真向副厅长介绍了乙，说由东租冀办负责给烟厂进口原材料，把外汇额度给乙就行了。

　　按原则这么办是不行的，谁的额度就给谁，但李真的权威很大，他说给谁就给谁吧。李真说：“要快办，签进口合同等着用外汇。”于是第一次就给了250万美元，第二次给了250万美元，到11月，5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就全部给完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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