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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晓春、信海光、亓昕、万莹

　　浏览近来的一些小报小刊，我发现一个现象：一些人热衷于给大学生集体毁容。谓予不信，请上网查询。某些媒体对成长中的大学生赞扬不多，指责不少，说大学生这也不行，

那也不是。我把它们对大学生的种种指责归了一下类，好家伙，简直就是“七大罪状”！

　　第一宗罪：“没有责任感”“以自我为中心”

　　肇因是SARS病毒刚刚袭来时，北京的一些大学生因为多种原因离开北京，由此，一些媒体指责大学生“没有责任感”“以自我为中心”。SARS袭来时，确有大学生逃离校园的现象，原因很多，岂能一句“没有责任感”了得？其实，在这非常时刻，大部分学生都在坚守校园，有的学医的大学生还以志愿者身份参与“抗非”斗争。怎么能够以偏概全，把脏水泼向整个大学生整体呢？

　　第二宗罪：性放纵

　　校园不是世外桃源。确有个别大学生受到社会不良风气影响，作出一些荒唐事。但是某些人抓住一些个案穷追猛挖，竭尽渲染之能事。笔者在新浪网上搜索新闻，关键词为“大学生一夜情”，居然有244条相关新闻，再查“民工一夜情”，有5条。而笔者以为可能与大学生不相上下的“白领一夜情”，只有9条。这一切都给读者一个强烈错觉：大学生是性行为比较放纵的一个群体。

　　第三宗罪：缺乏人性教育

　　最有轰动效应，且最被广泛关注的自然是清华大学刘海洋泼狗熊那件案子。另外引起关注的新闻还有《微波炉活烤三月小狗，某名牌大学学生恶行令人震惊》、北京某高校学生马忠义携仿真枪绑架俩女生、天津大学生马晓明勒死奶奶砍倒父亲等。这些新闻，在互联网上，引发的评论动辄上万条，少则也有几百。铺天盖地的指责给人造成一个错觉，大学生太残忍了。所举个案，真的有那么大的普遍性吗？

　　第四宗罪：心理不健康

　　从少数媒体报道的整体印象来看，大学生几乎是中国最喜欢自杀的一个群体，不信去搜索引擎上搜索，查“大学生自杀”的关键词，居然能够找到65900项查询结果，我没有找到另外一个能够与自杀联系如此紧密的人员群体。

　　第五宗罪：世故

　　在中国，大学生曾经几乎是理想主义的代言人，他们曾经是社会上最浪漫的、正义的、不通世故的一个群体，但现在，透过少数媒体，我们看到，大学生已经比任何社会上通过金钱关系维系的群体，世故、势利得毫不逊色。至于媒体报道的校园中选学生会干部、评奖学金、找工作等涉及利益的事情，更是几乎没一件不持批评观点。

　　第六宗罪：意志薄弱，没有进取心

　　有的媒体批评大学生意志薄弱，没有进取心，根据是有些大学生在校园里玩电脑，赌博。

　　一两所大学，几所大学发生的现象能代表所有的校园吗？我国在校生有近千万之多，热衷于赌博不思学业的到底有多少？

　　第七宗罪：拜金主义，享乐主义

　　有了以上六项罪过，这第七罪几乎算不得什么罪了，因为所有的“罪”都是相关的。性放纵、意志薄弱、世故、心理不健康、缺乏人性教育、都会被扣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帽子。少数媒体告诉我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大学里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看完某些媒体列举的“七大罪状”，令人不解，令人愤慨。它们为了吸引眼球，制造所谓轰动效应，不惜歪曲事实，一篇又一篇发表指责大学生的报道，在社会上造成很坏的影响。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整个大学生群体都像它所说的那样不可救药，那我们的国家还有什么希望？我们的民族还有什么前途？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主流媒体对大学生的报道总的来看是公正客观的。不负责，妖魔化大学生的大都是为了生存苦苦挣扎的某些小报小刊。这也算是良莠有别吧。

　　无须理会

　　肖吉吉(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大一学生)

　　首先，我觉得出现大学生的负面报道也很正常，任何领域都难免有不好的事情，所以，谈不上对大学生本身的失望。后来，这种报道越来越多，我的反应是：这种倾向不对，但也不必那么在意。

　　印象最深的报道自然是“‘非典’时期逃跑，无社会责任感”这一条，好像一夜之间大学生都变质了。但事实是：绝大多数的同学没有走，而且，即使是有过这个念头的同学(包括我和周围一些同学)，想走的时候，也不是那么不负责任。我们认真地考虑过，我们想的结果是：乘飞机走，走前一定要体检，到家后自觉隔离自己……既为他人，也是保护自己。而最后，即使想到了这些，我们还是留下了。最简单的理由是我们应该留下。但外面对大学生不负责任的报道却甚嚣尘上，并且有些话说得很极端，几乎就是断言。他们有什么资格如此断言呢？

　　有些妖魔化报道明显是炒作，也许，大学生话题本来就很吸引眼球。其实还是说明人们的观念没有转变过来：认为大学生就该怎样怎样，随着社会人员整体素质的提高，大学生也必将逐渐成为一个普通的社会群体，也许那时，大学生和工人、农民将不再这样界限分明，也将不再如此受媒体关注。那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我们，是一群成年人，或者是接近成年的人，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不可避免地会有人表现出这样那样生命本原的劣根性。社会上各领域都有一些不良现象，又何必苛求这些即将走入社会的人在整体上保持绝对彻底的纯洁，并且如果有一点不好，就妖魔化它呢？

　　假如我是一个80年代出生的大学生--陆士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近来，关于当代大学生的话题非常多，不少是批评和谴责的议论，从面对危机的逃遁到极端自我的心理疾患，甚至是沦为社会暗处垃圾的不齿。我是一个分管学生工作十余年的高等院校的领导，也是一个社会工作专业的教授，面对今天的大学生，有时焦虑，也有时欣慰；有过不解，也有过认同；曾经愤怒，也曾经快乐。我经常会想，如果我是一个出生在80年代的大学生，我会怎样？

　　首先，我会知道，也期望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明白，我们是合着国家发展、变革的脚步长大的一代，我懂得自己和国家、民族之间永远不可割裂的关系，也主动或被动地接纳开放了的社会所给予的一切。我们是开放的一代；是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生活相对丰富的一代；是中国快步走向世界，天生就具备世界眼光和国际化思维的一代；是在全社会的思想解放潮流中文化内容最多姿多彩的一代；也是“独自”长大的一代。我们自信、朝气、独立、个性张扬，我们也迷茫、叛逆、惶恐、自我崇尚；我们关注环保，平和宽容，不会再去为了某种功利的目的，去做那些需要被他人看见的“好事”，也不会因为和自己的想法不一致就跟我们周围的人“你死我活”；我们看重自己的利益，尤其重视自我的发展，我们渴望自我实现，渴望成功，但自理自立的意志和能力却都没有充分地准备；我们面向未来，但却不能不受到没落的腐蚀、腐朽的诱惑。我们是新世纪的青年人，我们的一切都带上了这个时代的深深烙印，我们会努力去适应这个全新的时代，也期望父辈不要总是用已经过去了的社会为标准来衡量、看待我们。

　　其次，我会告诉我的父兄师长，我们身上存在着巨大的成长苦恼、无尽的发展压力，我们渴望理解。市场经济带来的忽视精神的现实化倾向、金钱第一的物质化倾向、权利义务统一的契约化倾向影响了社会上每一个人，我们怎么能不彷徨？面对东西方文化的冲撞、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与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较量、科学民主精神和封建传统的斗争等等多元意识形态的选择，我们怎么能不痛苦？生活在观念多元、利益多样、职业自主、生活个性、结群多向的动态社会，我们怎么能不焦虑？我们肩负着上一辈过重、过大的期望，面临着中国有史以来最激烈、最残酷的人才竞争，面对着就业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等等全面的、系统的改革，我们要发展，要成长，怎么能没有压力？社会的改革震撼着每一个代群，但青年是社会政策的最大受众，是社会管理的最大的群体，是社会变革的最大影响对象。作为今天的大学生，我们需要和全国的人们一道面对改革、承受变迁，作为青年，我们需要迎接更尖锐、更复杂的人生挑战，对此，我们别无选择。我想说，我的好多道德行为没有五六十年代，或者八九十年代的青年人那样高尚，但却可能更真实、平和、自觉；我的理想没有五六十年代，或者八九十年代的青年人那样远大，但却可能更实在、更贴近我自己。和父兄一样，我们在成长中可能跌倒，在发展中可能出错；也和父兄一样，我们要准备为自己的幼稚、冲动，甚至荒唐付出代价，准备以后可能要用一生来反思青春的岁月。如果说，由于太多的原因，我们过去了的20多年享受了家庭、社会太多的呵护和照料，经历了”非典”的洗礼，经历着生存压力的一次又一次考验，我们会开始真正认真地思考回报社会的问题，会学会不再从自我，而是从对方的角度去理解自己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会对发展中的祖国作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回答。

　　我们渴望被理解，更渴望被信任。

　　一个无奈记者的心里话--小谭(某报社记者)

　　最近报社不断接到读者的批评，说媒体不该热衷炒作个别大学生的不良作为，说句实话，没有记者真正喜欢这样，谁愿意一听污七八糟的东西就兴奋呢？但报纸要生存，我们更要生存，我们单位已经实行零工资制，当生存有压力时，当别人和自己都认为记者该生活得很好时，当别的记者都“发了、发大发了”的时候，当我的一个朋友因为漏掉了一对青年男女跳楼自杀的新闻而险些被停职时。我也就在无奈中学会了写新闻最重要的东西：在稿子里，事实是要有的，但在感觉上要无限夸大它、强化它。

　　有许多方法可以这样：同一句话换个说法就能吓人一跳；借用某个“评论者”的话说自己不敢说的事；实在没办法了，以吓人题目配普通文章，尽管题目涉及的内容也许只有十几个字。所有这些不是“秘诀”，而是基本技能。(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这是基本技能)，因此，只要60%是真实的，就能加工成160%的超写实作品，这样才能发稿，发稿才能有钱。我这样说有点堕落和拜金，其实也有无奈，当整个社会包括家人都认为做你这行“应该不缺钱”时，我们只能把勤奋“写稿”转化为勤奋“加工”，加工出冲击力。

　　写那些东西的滋味不好受，写的时候就知道这些稿子没什么好处，但安慰自己：发不了稿子，自己又吃什么？

　　炒作，疯狂地追求卖点，我也不喜欢，真的不喜欢。

　　负面报道多，会造成错觉--李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媒体对大学生的缺点、不足，应该善意批评，不应该恶意炒作。越是炒作，负面影响就越大。道理显而易见。举个正面报道的例子，这段时间对医护人员的事迹进行了大量的宣传，这对树立医护人员的正面形象就非常有力。反之，也是同样道理。大众是有猎奇心理的，有的时候，无论你怎样去辩解、怎样去批判，他们还是更愿意听原始的消息，因为那听起来更刺激。

　　对于大学生这个群体来说，确实有一件事值得关注：那就是他们的分配问题。

　　今年的大学生分配形势严峻,媒体应完成这方面的功能，而不是炒作猎奇。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内，如果媒体再反复提示：大学生这儿不好，那儿也欠缺——负面报道得多了，会造成错误印象，是不利于大学生分配的。

　　我们不会受”妖魔化“报道的误导--赵丽明(北京某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

　　继前一阶段被媒体轰炸的大学生刘海洋泼熊事件之后，北京SARS疫情下部分大学生的返家又一次被一些媒体批评为“退缩、逃避、不负责任的一代”，一时间，这批80年代后出生的天之骄子成为关注的焦点，大学生被少数媒体评价为“身、心、德、智发展不协调，适应能力、自控能力、实践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差，心理障碍、价值观扭曲、道德失范”的一群。面对少数媒体的炒作，需冷静思考。不错，现在的大学生有个别人在思想、道德品质上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与社会的要求相去甚远。但反之，我们也从媒体上看到了众多大学生舍己救人，献出年轻生命；面对“非典”疫情，医学院学生奔赴前线；面对“非典”危重病人，敢于奉献鲜血的事迹。因此公正地说，我们的大学生中虽然有个别人因为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或是受社会不良行为、习气的影响出现思想、道德品质，乃至行为上的偏差，但决不能以偏概全，以一当十，把个别大学生的不良行为或道德问题说成是大学生群体或整体的问题。作为用人单位，我们在招募、使用人才上从来都是全面而客观，公正且公平地看待所有德才兼备之士，不会因个别大学生的问题，而轻视忽略一群人，也决不会因是大学生，而忽略了惟才是举，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作为人力资源管理者，我们一直相信大学生群体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他们是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技能、有创新意识的年轻人，也一直相信大学生群体中有我们可选可用之才。

　　在大学生的招聘和使用方面，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受某些媒体对大学生进行”妖魔化报道“的影响，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欢迎更多德才兼备的大学生加盟到企业中来，也更希望在校大学生自我约束、自我珍重、自我发展，学会调整心态，为将来进入社会作好准备。

　　媒体为何惟独同大学生过不去？--海强(北京某报编辑)

　　发生在大学生身上的一些问题，其实，都是整个社会的问题，然而，却在大学生身上，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在SARS面前逃离到外地的，除了大学生还有民工与一些有钱人，我们的媒体却只怪罪大学生；一夜情、卖淫、当“二奶”、虐待动物、心理疾病、随波逐流、堕落，这些社会转型期的典型问题也都可以在大学生群体以外找到落脚点，但是，为什么我们只关注大学生，只问：大学生怎么了？

　　自从大学扩招及民办大学大量出现以来，大学生群体获得了极大的扩充，对于城市青年来说，上大学已经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大学生的普遍化自然会使社会问题在校园内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因为这个群体更加社会化了。

　　然而，在一定时期内，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带着特殊光圈的大学生仍然是知识、善良的代名词，印象中的他们依旧生活在象牙塔内，不食人间烟火。这种认识的差异给予某些媒体以推波助澜，借机炒作的空间，因为对吸引注意力及制造冲击力来说，“禽兽”永远没有“斯文禽兽”来得猛烈，“玉碎”永远比“瓦破”更令人惋惜。

　　随着近年来我国大学的不断扩招，现在的绝大多数大学生早就远非过去那些精雕细琢的“珍品”了。倘若仍是用以前那种苛刻的标准来要求他们，未免显得有点不近人情。我们更应该以一种平常心来看待他们之中少数人犯的一些错误，口诛笔伐也好，群起攻之也好，只是别再以大学生的名义举起舆论的“刀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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