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岁的赵阳，是北京海淀走读大学的学生，北京第一位"非典"康复后成功捐献200毫升血浆的志愿者。爱穿红色T恤的女孩，像她的名字一样，把阳光撒到了"非典"患者的心房……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

　　4月14日，人民医院，我陪了一位发高烧的同学几个小时。平日普通的事情，积在一起

，却几乎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次日我开始低烧咳嗽，到19日病情仍很顽固，早上一测体温，39℃！所有的"非典"症状我都具备了。

　　当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定下神来，我立刻戴上两个口罩，躲进自己的卧室，开始收拾衣服、书本和日用品。母亲要进来帮忙，我不让，她在门外说："既然没躲过去，咱也别紧张，早隔离早治疗……"当初母亲曾极力劝阻我去医院，现在担心成为事实，她反而镇定下来，只是声音陡然嘶哑了。

　　就诊颇费周折，4月21日下午我才住进病房，医院盒饭吃不下，我吞了个汉堡就睡了。此后半个月，我一共转了三次院，无论是过道走廊、6平米的小平房，还是和别的患者挤一间屋子，我都随遇而安，很少胡思乱想。如果恐慌有用，那我保准天天恐慌。（笑）虽然大多时候一个人待着，但也不觉得无聊，可以看报纸听广播，同学们天天发短信鼓励我，母亲更是一天无数个电话……平时觉得人和人之间挺远的，现在，SARS让大家的心聚在一起了。同室病友、医护人员，都好似亲人。我也乐观，病最重的那几天，接到电话我都攒够力气说，放心，我年轻，还没活够呢！

　　不过，也有伤心的时候。有一次，我那病室住来一家人，小女孩和她奶奶在内屋，女孩的妈妈和我住外屋。那女孩特别瘦，还不肯吃饭，成天发愁，有时问护士，你知道我爸爸在哪个病区吗？一天深夜，老奶奶呼吸衰竭，五六个人忙着抢救，老奶奶还是走了。一刹那，所有的声响都停止了，筋疲力尽的白衣战士站着，低下了头……一会儿，小女孩哭出声来，那位妈妈也抽噎着。护士们提着消毒仪器进来，给老太太周身洒上过氧乙酸，然后用白布盖上，推了出去。临走，护士对那女孩说，小妹妹，内屋消毒了得关闭，你要转房。我连忙说，转我吧。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至少可以让她们母女在一起吧。走的时候，我心里涩涩的，从此我总让病房的灯亮着，不管白天黑夜。

　　那段时间，还有一种情怀是感动。医院一片白，白色的床单，白色的管灯，只有医生护士的眼睛是黑色的，笑容是阳光的。在人人都躲之不及的"非典"面前，他们却站在最前线，努力为我们筑起一道生命防线。广播里那些医护人员的故事，让我心里千滋百味。一个护士说:"那18岁的女孩在弥留之际，已经说不出话，只能费力地伸出双手。尽管离她越近，就越危险，但她的亲人不在身边，我们就要做她的亲人，握住她的手……"还有个护士给病人抽血，看不清血管，就把防护镜往上移，"可能会增加我的一分危险，但也减低了病人的一分痛苦。"我身边的白衣天使也很可敬。有一天，胡护士刚走进我的病房，突然又踉跄着转了身。后来她说："实在受不了了，都吐了。真没用，再有20分钟，我才干满四个小时完成下午的任务。"胖胖的聂护士就常在小窗口问我 ："现在感觉如何？"一天问好几趟，有时还进屋陪我聊天，也不怕被感染。她的防护镜通常都是雾，进来常常要我指道。（笑）一次她问我，今儿个怎么愁眉苦脸的？我说，就琢磨着怎么吃碗马兰拉面！她笑着说："我还想吃全聚德烤鸭呢。都半个月没出大门了。"现在我痊愈了，要一碗面就有两碗，可聂护士还坚守在岗位上，甚至她的模样我都不知道。（她停顿了，叹了一口气。）

　　有一阵儿天气炎热，医护人员都穿着厚厚的隔离服，一挪步就是一身汗。一个晚上，我清楚地听见楼下有人在说话，趴在窗口往下看，挨铁门站着接急救车的几个护士，不知怎么车来晚了，她们有点难得的空闲。月光温柔，微风吹拂，有个护士感叹道："能在这儿透透气真好，如果还有支冰棍就太美了！"她声音清脆，也就和我差不多年纪。

　　和死亡零距离接触，却没有丝毫抱怨，那一两分钟的月光和清风，就足以让小护士心满意足。我想起一首老歌：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给我最多感动……

　　宁愿往后错几小时，把第一让给别人

　　我是从报纸上第一次得知抗体血清的。解放军302医院的姜素椿教授，一位74岁的老专家，坚持上一线救治病人，不幸被感染了。姜教授决定注射已康复"非典"患者的血清，去探索疗救"非典"的新途径，这在当时无异于生死试验。我挺崇拜这位老人，要有足够的勇气才敢拿自己作试验呢。

　　用SARS康复者的血清，能救治SARS患者，这点让我很振奋。

　　5月8日，我从姚家园妇幼保健院康复出院。走出病房，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我感觉畅快无比。再回头望望，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救治了我的医生护士，仍然戴着厚厚的口罩，在紧张而忙碌地救治别的病人……感动、感激，油然而生。医生护士能够舍己救人，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

　　回家后，我自动隔离了两天，5月10日下午，看完当天的报纸，在一种强烈渴望的驱使下，我终于对母亲开了口："我想献血救治'非典'病人。"半个月母亲一直在家里隔离，又挂念我，消瘦憔悴了很多。一听这话，母亲的眼睛就湿了，半天才说："你是好心，我明白，可你刚出院两天，身体能恢复过来吗？"母亲一直都很坚强，现在看到她的脆弱，我居然有些不知所措。不过，我从小就倔强，决定的事不轻易反悔，就故意大大咧咧地说："我年轻，能恢复，救人是大事。"母亲默默地看着我，我也看着她，在我记忆里，我们母女很少这样直接交流，平常我都习惯和同学说知心话--母亲的眼神，有理解也有心疼，我想，其实母亲一直站在离自己的心最近的地方……母亲坐了下来，替我拨打了"114"。是周末，又是午饭时间，电话很难打通。两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查询到献血的地方。

　　我和母亲一起赶到血液中心，工作人员先从我身上抽出5毫升的血浆去化验，结果显示血浆的转氨酶偏高，血液中心决定暂时放弃抽血。我有些失望，临走时，我说，只要病人需要，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都可以赶到！到家已经晚上10点了。躺在床上，我却睡不着。11点多钟，电话响了，我忐忑地期待着，果然是血液中心！当时我高兴得从床上蹦了起来。

　　再到血液中心，工作人员抽完200毫升血浆，已经是凌晨2点多了。他们说立刻把血浆送往地坛医院，我特别希望能同去，被拒绝了。后来我知道，血清是给了人民医院急诊科丁秀兰大夫。可惜，丁大夫当时已经多脏器衰竭，抗体血清最终没能救活她……如果早一点捐就好了，人民医院急诊科就四个医生，或许我还在那见过她，她还照顾过我。

　　不少人问，抽血针扎就行了，抽血清还要机器，你不怕？抽血后人的免疫功能就会下降，而且你又刚康复，不怕风险？记得去年学校组织体检，有项肝功能抽血，针一扎我的肌肉就紧，见血头也晕……也怕，但怕只有一分，捐血的渴望却有九分！这点血，可能会损害一点健康，却会挽救一条鲜活的生命啊！有什么理由能放弃？现在，我服用提高免疫功能的药，天天吃好饭菜，恢复得比较好，不久就能生龙活虎了。

　　比起医护人员，我做的事微不足道，根本不值得大肆宣扬，如果闹得整个小区整个学校都知道，就打乱我原本的生活了。最近电话挺多的，好多媒体都要采访。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会客厅"也发来邀请，我实在推脱不掉才去了。不习惯被镁光灯照着，举着话筒说话。我和我的家庭都很普通，更习惯平静的生活。

　　血液中心在我之前，还验过两个志愿者的血，只是比较而言我的转氨酶的指标更符合要求。我并不是北京市第一个志愿捐献血清的人。我只希望血清能用，能救好一个人，就足够了。如果我知道自己成为了"第一个"，宁愿往后错几个小时，把第一让给别人。虚名有什么用？能以自己的一点儿血去换取另一个人的全部健康，那种成就感和幸福感才是最真实的。我现在做的事情，是一个人的本分，善良的人都会这样做的。

　　有一天，我看北京青年报，有件事情记忆犹新。一家九口也是患上"非典"，两个岁数较大的家庭成员去世了，其余七个人都准备出院后捐献血清，而且捐献眼角膜遗体。当时我很感动，他们做得比我强多了。这个世界，默默地奉献一点爱，就能迎来一个更美的春天。

　　成长就是和自己较量

　　事情发生之前，我只是一个快乐的孩子，爱玩爱闹，喜欢架子鼓、音乐DJ和旅游。从小体质好，我从没想过生死的问题，那半个月却翻天覆地大病一场，临近死亡边缘。

　　从4月19日去医院看病开始，我就意识到自己是成年人了，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千万不能传染给别人，首先是母亲！到医院，我让母亲在大门口等着，我独自抽血、照片子，拿化验单，楼上楼下地跑。累了，靠着墙休息一会儿，尽量不和人接触。那天，医生开了抗生素，让我回家自观。回去的路上，我还笑呢，以缓解母亲的紧张。一进屋我就换掉衣服，拿消毒药水擦抹窗户地板，然后把自己关在卧室里。4月21日我又去这家医院，肺部阴影已经扩大，但医院说，病房已经住满，无法收治。

　　我和母亲不得已又赶到望京医院的发热门诊。那天正下雨，母亲站在远处，淋着雨眼巴巴地朝这边望着，大夫却拿着我的病历单犹豫不决，我生气地说："不敢收，就把病历单还给我！"大夫反倒乐了，点了头。那晚没有多余病室，我只能坐在过道的长凳上打点滴，熬到次日凌晨。半夜寒意袭人，母亲又送来了枕头毯子。看着她一个人慢慢离去，我第一次有了心疼的感觉。

　　痊愈出院那天，我执意不让母亲来接，自己提着小包就走回去了。虽然医生一再强调我和SARS病毒已经无关，但心里还是有阴影。我遭过那种罪，不想让任何人因我再遭受同样的痛苦。到了家，我仍戴着双层口罩，母亲一开门，我就说，退后，退后！母亲退了两米，我才进门。那天母亲特意做了排骨汤，我也特意拿出一双公筷。洗碗的时候，我强调单独分开，抢先把自己的碗洗了。

　　专家已经证明"非典"康复者不再具有传染性，我却常听说"非典"康复者遭到歧视的事情，甚至有人在大街上就指指点点，"瞧，那人就是得过'非典'的。"不过，我不愤恨，也理解他们的恐惧。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一般就去偏僻的地方溜达。对于街坊邻居善意或者躲闪的目光，我也能坦然处之。有好心询问我情况的，我主动站远点儿说话。

　　我不害怕歧视。时间会冲淡一切的。但是，我害怕冷血。（她的声音低了。）昨天看报纸，王晶护士走了，在5月27日下午永远停止了呼吸。王晶才36岁，她7岁的女儿还兴高采烈地迎六一，并不知道这个儿童节对自己意味着什么……王晶护士感染"非典"后，为了保护同事，一直坚持自己扎静脉输液。后来她病情加重，上了呼吸机，当时信报号召"非典"康复者为她捐献血清，但最终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可爱的天使又走了一个。康复者的大军日渐庞大，志愿捐献血清的人却总是那么少。至今，北京"非典"康复病人共有800多例，但平均每天捐献血清的康复者不过八九个。实际上，捐献100毫升血浆，对身体影响不大，却能够挽救危重"非典"病人的生命啊。

　　我总觉得遗憾。王晶和我都是4月19日住院的，而且我们血型一样，当时我就特别想再去捐一次，因为身体还比较虚弱的缘故才不得不放弃……

　　我并不是个优秀学生，好动好玩，成绩一般，英语单词刚背完，第二天准忘光。如今我的任务是，减肥（药用激素让我胖了整整10斤）、调养身体（毕竟大病初愈）、去肯德基应聘（上次才聘上就被"非典"了）。我一直就是个普通人，现在还是。

　　不过，我知道自己的内心发生了某些变化，关于生活和死亡，关于爱和责任……从前我很少去思考什么问题，或者去执著什么社会大事，这次的SARS却让我明白了很多。

　　将来的路，还有坎坷，也会让人更成熟。成长就是和自己较量，心灵就是最大的战场。口述 赵 阳 采访 陈 敏 李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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