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送回了氧气袋，上面系着的红线，还像第一眼看到它时那么鲜亮。它没能救活她的命，但帮她完成了心愿，它是能给人带来好运的一根红线。

　　一个周末的上午，在主任的带领下查过房后，我和几个同事回到医师值班室低头写病历。如果没有新病人入院，一个上午就会这么平静地过去，这是我们每一个值班大夫暗暗期望的，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

　　但是，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打破了我们的幻想。一个中年男子背着一个奄奄一息的女人冲了进来，跟在他身后呼啦啦拥进七八个壮年男子。女人被放在靠门的椅子上，眼皮耷拉着，脑袋无力地斜在一边，除了张开的嘴巴、剧烈起伏的胸口表明她还在努力求生，她身体的其他部分都好像已攥在死神手里。她让我想到菜市场被顾客从水池里挑选出的挣扎在案板上的鱼。也许为了抵抗死神强大的力量，她的左手腕上系着一条鲜红的线，这条红线也许是她从哪座神庙请来的，也许是哪个爱她的人为她系上的。

　　从衣着上判断，这群冲进我们病房的"不速之客"应该是农村人，背着这个女人的男子是她的丈夫，他身材很高，膀大腰圆，尽管看起来筋疲力尽，但神情却不乏严厉，他直视着一屋子惊诧的目光，用命令的口气说："你们快给她安排住院，她快不行了。"

　　主任立刻被请来了，全科上上下下都开始忙碌起来。他焦急地望着医师和护士为他妻子体检、输氧、抽血……

　　偶尔，他妻子发出一两声不适的呻吟，他就立刻冲医生和护士斥责："你们轻一点！"我们虽然对他的妻子深为同情，但是对这个男人的粗鲁无礼却打心眼里厌恶。

　　和他同来的七八个男人聚在病房门外，默默地观望着发生的一切，他们中最年长的一个会不时地走到女人床边，看看她的气色，然后回到人群中通报一下近况。他们和女人的丈夫也不言语，好像是对立的两个帮派。

　　因为他反对必要的检验，只要求我们的治疗措施能维持她的生命即可，所以，我们很难弄清这个女人究竟得了什么病。尽管全院知名的专家都被请来为她会诊，女人的危重情况没有任何好转。她干燥的嘴唇日渐苍白，只有手腕上解不下的红线，闪着生命的火光。

　　很快，他缴纳的住院费快用光了，护士长开始一遍遍地催他再去交钱，不然任何治疗都要中止，已经付出的努力也白白浪费了。

　　他开始抱怨收费不合理，开始推三阻四，不肯去交钱，甚至怀疑我们乱用药物，浪费他的钱。我们对他的印象更差了，心里都为那个可怜的女人鸣不平--嫁了这样的丈夫真是倒霉。

　　另一个帮派和他的距离似乎更远了，看着他时，每个人的目光都很冷峻。

　　最终，他决定回家了。因为女人贴着他的耳朵说，不管怎样，她都要再看家里的孩子一眼，看乡下的家一眼。

　　回家也是个难题。女人已经离不开氧气袋，并且随时都可能死去。她回家必须借助急救车，但对他们而言，车费又是一个问题。好心的主任亲自出面联系，将原本600元的费用，降到了200元。这已是那个男人身上仅有的一点钱。

　　而原本要收取押金的氧气袋，也在护士长的担保下免去了。

　　女人和男人一起走了，还有那个怪异的帮派，给我们留下最初的寂静，以及收费通知单上欠下的300元。我们知道，这恐怕又是一笔永远要不回的债。

　　主任后来告诉我们，男人的父亲去年刚得癌症去世，家里欠了两万元的债，房子也卖掉了。女人的病已经拖了半年多，直到最近，她病情重到下不了床，她的娘家人便来给男人施加压力："她嫁过来了，就是你们家的人，不能亏待她。你要带她去大城市看病。"男人背起女人来治病了，娘家人派出了监督团，至于钱，他们是不会出1分的。

　　一个星期后，男人送回了氧气袋，上面系着的红线，还像第一眼看到它时那么鲜亮。男人说，她坚持回到了家，看到了儿女，看到了亲切的家，她很高兴。她让他一定要把氧气袋送回来。

　　她把红线解下来系在袋子上说，虽然它没能救活她的命，但帮她完成了心愿，它是能给人带来好运的一根线。

　　男人说这些的时候，眼睛里没有忧伤，只有平静。

　　男人走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对他微笑。

　　护士长说，他临走前补齐了上次欠的300元。

　　我们谁也没有解下系在氧气袋的那根红线，尽管知道，那只是一根普通的红线。

　　责任编辑：李 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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