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 耳

　　结束格拉姆斯生命的残酷一枪，清脆凛冽，给德国司法史留下了沉甸甸的一页 伊拉克战争之后，打破酷刑禁区的讨论声显得越发喧嚣了起来在美国领导人看来，无论是国际刑事法庭公约，还是反酷刑国际公约的补充草案，都已经成为美国推行全球霸权计划的绊脚石这对于如何彻底避免酷刑的问题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一名恐怖分子的非正常死亡

　　时间过去了整整10年。

　　10年前的6月27日，德国东部梅克伦堡的小城巴德－克莱嫩。

　　这一天，德国反恐怖特种警察部队第九边防团在巴德－克莱嫩火车站围住了一条“大鱼”——被通缉多年的恐怖组织“红军派”重要成员格拉姆斯和他的女友霍格菲尔德。

　　自觉陷于绝境的格拉姆斯掏出了手枪……

　　在双方激烈的交火中，内策拉警官被格拉姆斯一枪击中丧命，格拉姆斯也中了子弹，倒在站台前的轨道上。

　　按警方后来的说法，格拉姆斯是在受伤后自杀身亡。但技术鉴定表明，最为致命的一颗子弹，是从最近距离发射的。

　　这件事看起来似乎可以结案了。

　　当时的联邦检察院总检察长封·施塔尔自豪地说，虽然有一名警官因公殉职，但这次行动是“7年来与红军旅作斗争首次取得的成果”。

　　然而，媒体的报道给这个“成果”划上了大问号。

　　格拉姆斯是在最近距离被子弹打死的。那么，他是自杀，还是警官枪支“走火”误杀，甚至是被警官故意处决？

　　如果是最后一种情况，即在罪犯丧失抵抗力、对警方不构成人身威胁时，打死罪犯，是明显的犯法行为。

　　当时在站台售货亭工作的一名女售货员说，她亲眼看到格拉姆斯受伤后倒在轨道上，特种部队的蒙面警官冲上去，处决了他。另一名乘车经过巴德－克莱嫩车站的退休人员也提供了类似的证词。

　　一名恐怖分子的非正常死亡，在德国政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事件发生后不到两个星期，联邦内政部长塞特尔斯引咎辞职。他承认，联邦各部门在这一事件的协调上有缺陷，他辞职是为了承担政治责任。

　　几天后，联邦检察院总检察长封·施塔尔被解除职务，原因是在他3年的任期内多次出现纰漏，执行了有问题的信息政策。

　　在封·施塔尔被解职的同时，联邦德国刑事调查局副局长被调离，内政部警察事务局局长也被迫提前退休。

　　格拉姆斯的死亡，引发出一个问题——他尽管是遭到警方通缉的恐怖分子，但他的生命在法庭宣判之前依然应该得到尊重。

　　当年格拉姆斯在巴德－克莱嫩火车站站台上的血泊里辗转挣扎之时，那结束他生命的残酷一枪，清脆凛冽，给德国司法史留下了沉甸甸的一页。

　　有识之士指出，对格拉姆斯的那一枪，其实质与酷刑无异。

　　10年来，格拉姆斯的父母为了给儿子“讨个说法”，不惜一切地打着马拉松式的官司。他们认定儿子是被有意识地残酷杀害的。

　　直到1999年2月，波恩法院才作出如下的结论：格拉姆斯的死亡原因仍然疑团如云，“不能证明是自杀，也不能排除是他杀”。

　　争论在10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平息，人们关注的问题只有一个：酷刑。

　　酷刑悄然重现

　　6月26日，国际反酷刑日。

　　在这个日子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反思格拉姆斯的非正常死亡。

　　而在这10年之中，酷刑也正在众多西方国家悄然抬头。

　　9·11事件后，美国警察对罪犯越来越多地使用酷刑，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热切关注。然而，不少西方政治家在谈到酷刑问题时，措辞和语气却有所松动，打破这一法律禁区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

　　在美国的政客们和警察眼中，如今用来对付国内普通犯罪分子的“人性化”刑罚，对于遏制恐怖活动的蔓延已经失去了意义，甚至妨碍了案件的侦破。

　　也有很多美国人提出，搜捕和关押恐怖分子的方法不能等同于普通的犯罪分子。

　　事实上，美国在对待遭到关押的基地恐怖分子时，已经动用了刑讯逼供的非常手段。

　　在关塔那摩监狱关押基地组织嫌疑分子和塔利班俘虏的问题上，美国饱受国际舆论指责。为掩饰这一点，这个历来鼓吹尊重人权的国家，一直反对联合国起草禁止对囚犯实施暴行公约的补充草案。

　　反酷刑公约补充草案，也因此成为美国和欧洲国家间产生分歧的一大焦点。

　　美国政府认为，这一补充草案将使国际法凌驾于美国的国内法之上，国际事务无权监督美国的监狱状况。

　　但一个更关键的理由是，反酷刑条约补充草案不利于美国的安全和反恐行动。

　　事实上，美国真正的担心在于，一旦这项国际公约被通过，国际人权观察员就会进入美国关押基地和塔利班组织成员的关塔那摩基地，这是美国所极不愿看到的事情。

　　反恐，成为美国在酷刑问题上首鼠两端的一个漂亮借口。

　　在美国领导人看来，无论是国际刑事法庭公约，还是反酷刑国际公约的补充草案，都已经成为美国推行全球霸权计划的绊脚石。

　　血腥酷刑史

　　人类的文明总是与人类的罪孽形影相随的，人类文明的进程也总是伴随着暴力、专制、残酷甚至血腥。

　　酷刑的历史可能与人类文明的历史一样悠远。

　　早在公元前7世纪，亚述国王就曾经把他的囚犯扔给巨犬。埃及人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只不过他们更喜欢用鳄鱼。西班牙人在外侵过程中“出口”了这种行刑方法，成千上万的印卡人和阿兹将克人死于猛兽之口。

　　在亚洲，牛、骆驼或大象经常被用作处死罪犯的工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吉尔吉斯人、匈奴人和蒙古人都喜欢把他们的囚犯拴在马尾上处死。

　　为了羞辱罪大恶极的犯人，在古埃及、迦太基以及波斯，十字架刑的运用已经非常普遍。有的人甚至被头冲下、脚朝天倒钉在十字架上，窒息而亡。

　　而在中世纪，西方国家更是发明出种种令人发指的酷刑，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架和断头台曾经留下无数苦涩的记忆。

　　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组织在20世纪又将古罗马野蛮的割喉刑列为行刑方法。在1975年到1978年间，红色高棉的行刑者用刀割断了成千上万的人的喉咙。

　　与肉体折磨不同，以色列政府创造出了最令人恐怖的新发明——从精神上折磨那些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医生们穿着军装给病人看病，让监狱里的巴勒斯坦人对医生不要抱任何希望；当着被捕的巴勒斯坦人折磨他的孩子、妻子或亲属；对被逮捕的巴勒斯坦人进行性侵犯，并拍摄照片，制作录像，然后以散发这些照片和录像带相威胁。这无疑是更加残忍的惩罚。

　　历史，不堪回首。

　　一个危险的信号

　　伊拉克战争之后，打破酷刑禁区的讨论声显得越发喧嚣了起来。

　　西方政治家们开始不厌其烦地辩解说，人权是一种奢侈品，我们已经无力承担这种奢侈，至少现阶段没有这种能力。

　　一些欧洲颇具影响力的人士也在为这种观点摇旗呐喊。

　　赞同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多。

　　几天前，德国媒体披露，法兰克福警署的破案人员对被捕的凶杀案嫌疑人发出了动用酷刑的威胁，虽然可以看作是偶然事件，但德国司法界的现状由此也可见一斑。

　　政治评论家不无忧虑地指出，如果非黑即白的简单判断标准可以赋予政界和司法界更多的权力，文明世界的种种辉煌成就将会在顷刻间化为乌有。

　　虽然，这一切都打上了保护公民安全的旗号。

　　有识之士称，如果不将这种现象消灭在萌芽状态，以人的尊严为基础的司法制度和价值观将在不久的将来消失殆尽，一切都将恢复到蛮荒时代的水平。

　　遗憾的是，响应这一呼声的人并不多。

　　在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都对签署和批准国际反酷刑公约附加条款缺乏兴趣（这项附加条款规定，联合国检查人员有权在不事先通报的情况下，视察各国的警署、监狱和其他可能施用酷刑的场所）。美国、德国等许多国家都拒绝签字。

　　这对于如何彻底避免酷刑的问题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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