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 磊浙江衢州报道

　　对于那些远嫁浙江的贵州女子而言，以婚姻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地位与命运，或许是最为快捷而又经济的途径。

　　衢州“5·18人质事件”所显现的不仅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悲剧。

　　5月18日，十几声清脆的枪响将浙江衢州坑口乡埠头村平日的宁静打得粉碎。

　　这些枪声也定格在山民的记忆中。一位满头银发、说话已经不太清晰的老婆婆用她那特有的语言向记者描述当时的情形时，依然满脸惶恐。

　　伴随枪响应声倒下的是一位来自贵州的农民，叫毛利侬（一说叫毛华林）。他来衢州讨要自己的老婆，没想到却永远躺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

　　“当时他腰绑炸药，手中牵有人质，随时可能引爆。”村里人这样告诉记者。

　　或许对此次人质事件没有人比人质王某印象更深刻，因为他至今还躺在医院里面。衢州警方将犯罪嫌疑人毛利侬击毙时，一颗子弹却从王某右下腋穿肺而过。“我小儿子差点报销了，就差这么一点点！”其母用手比划着说。

　　6月27日的山村，溪水潺潺，树木葱茏，命案发生地的血迹早已干干净净。但，该事件荡起的涟漪依然引人思考。

　　一场悲剧

　　“这个贵州人有点冤，将命不明不白送在了这个地方。”王利政吐了一个烟圈，幽幽地说。

　　王利政现在的身份是胡春英的丈夫，而在不久前这个身份还受到挑战，因为胡春英原来的丈夫就是毛利侬。王说，他是在不知道胡有丈夫的情况下娶她做老婆的，当初两人见面时胡并没有说自己有丈夫，只是后来才知道，但已经晚了。胡春英曾经涉嫌重婚被刑事拘留过，现保释出来在一家餐馆打工。

　　王告诉记者，1998年2月的一天，父亲叫他回去，说是邻村姜某从贵州带回一个女的。后来经人介绍两人认识，当年10月就结婚了。第二年正月，胡春英生下一个男孩。渐渐地，从妻子口中知道了毛利侬的事情，不过那时他已经不计较这些了，好好过日子才是最根本的。“如果当年27岁时知道胡已经有丈夫，我肯定不会和她走在一起。”王这样说。

　　“但是现在，我肯定会和她继续生活下去，什么障碍都没有了，胡的命也比较苦。”王说。

　　王利政现在和父母住在一起，新造的屋子由于刚发生命案不久，现在暂时空着。记者进去看了看，基本没什么家具，空荡荡的。王利政现在一家人住的老屋也很空，进门一张方桌，几把凳子，王说那是吃饭用的。屋里地面很潮湿。王的孩子赤脚在上面玩，看见生人过来，急忙躲进旁边的厢房。过了好久才探头出来张望。王利政说孩子现在5岁了，过两年就可以上学了。

　　记者见到胡春英的时候，她正蹲下身子使劲洗一样东西。饭店很小，只有老板和胡春英一个服务员。胡春英很惊讶记者能找到她，她说话时常带微笑，看来从那场“人质事件”的阴影里恢复得不错。她告诉记者，她在这里已经干了半个多月，每天上午9点上班，夜里2点下班，每个月工资350元。尽管有些累，但“还不错”。

　　胡春英告诉记者，她18岁那年，到与毛利侬同村的堂姐家玩，被毛利侬看上，晚上被毛强行留下。毛利侬威胁说不同意嫁给他就把她全家杀光，毛性格暴戾远近闻名。后来就又托人办了结婚手续。胡说：“当时我就对毛说，强迫的事不会幸福的，幸福不用强迫！”

　　婚后第3年，胡春英生了第一个儿子“金星”，两年后女儿“星月”出世。从怀上女儿到坐月子，毛利侬一直打她，原来他看上了同村的一名女孩。“他根本不把我当人看，常常打我，都是往死里打。当时为了两个孩子，我还想委曲求全，没想到他竟跪在我面前，求我离开他。毛利侬曾有一次竟拿起斧头要劈死我，如果不走，早晚会被他给打死。离开贵州那天，儿子3岁，女儿才8个月大。”胡春英说这些话的时候，神情木然。

　　胡说，在她姐夫的帮助下，她来到浙江认识了王利政。

　　这其间，胡春英说她两次被毛利侬抢回去，第一次是回贵州老家时，第二次是2001年夏天。今年3月，毛利侬和她在贵阳打工期间，胡春英找个机会给王利政打电话又跑回浙江，但是没有想到5月份却发生了这件事。

　　胡春英说：“毛利侬打我、骂我，对我不好，为什么又要找我呢？整个事情都是毛利侬造成的，我恨他。”

　　胡春英还告诉记者，王利政对她很好，前几天才过来接她回家休息，看看孩子。“他（王利政）心很好。”胡春英笑了。

　　胡春英没有上过学，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当初没有反抗毛利侬，为什么没有去法院告发他对妇女的虐待。从她的嘴里也丝毫没有听见过妇女地位低下的看法，只是朦胧地觉得“浙江这边的人对妻子都很好，不像贵州当地男人对女人那么凶”。

　　对于妇女地位高下的问题，胡春英无法理解。

　　跨省婚姻是一种奇特现象

　　这是一场悲剧。

　　如果我们将“人质事件”归咎于毛利侬暴戾或胡春英无知，那么此类事件的悲剧色彩被淡化了。

　　跨省婚姻是一种普遍现象，“人质事件”在衢州各地不断上演。

　　据浙江《今日早报》报道，衢州峡川镇村民光耀（化名）年龄大了还没老婆，1992年买了一个贵州女子林利（化名）为妻。当时介绍人信誓旦旦地保证：“绝对是个姑娘，不是不要你一分钱。”当他向林利求证时，林也说自己没嫁过人。林利被光耀带回家，介绍人还开来了女方的婚姻状况证明。但林在光耀家生活了一年多，生了一子后，就消失了。光耀追到了林利的娘家。而林利其实在贵州已经结过婚，并育有一子。在那边，光耀手持柴刀逼迫人家帮他找老婆，并将人砍伤。最后被贵州警方抓获，并被当地法院判了8年有期徒刑。

　　衢州江山市廿八都镇负责婚姻登记的周主任很坦白地告诉记者：“要是我没有老婆，就去贵州讨个老婆好了，这不是什么丢丑的事情。”

　　周主任的话有他的理由，因为当地人娶贵州老婆的太普遍了，尽管这些人在当地可能都属于找对象的“困难户”。

　　周主任给记者提供了一份数据，就在廿八都镇不到1.1万人的总人口中，贵州远嫁而来的女子就接近500人，与其他省份嫁过来的女子加在一起接近1000人，快要占到总人口的10％。

　　一位当地人说，随便一个村子，只要你去问，肯定都会有娶外省老婆的，贵州的又最多。

　　江山市民政局社团科姜科长的话为这些传言提供了数据上的佐证。姜刚从下面乡镇工作归来，大汗淋漓，看记者等在那里，来不及休息就给记者从档案袋找资料。

　　姜科长的婚姻登记资料都是从下面各个乡镇上报而来的。资料显示，江山市碗窑乡去年共登记结婚143对，外婚25对，占24.6％；廿八都镇外婚占去年结婚总数的36％；其中有一个乡2002年共结婚92对，外婚占去了36对，比例高达39.1％。（外婚指的是本省公民与外省公民通婚。）

　　姜科长告诉记者，这些外婚绝大部分都是外地女的嫁过来，男的过来的很少，通过打工自由恋爱而结婚的占的比例不大，大都是当地找对象困难户跑到外地找老婆。这些女性的来源地很广，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安徽等地都有，而又以云贵居多。

　　无独有偶，记者在衢州市柯城区民政局负责婚姻登记的地方也了解到，去年该区共登记结婚3066人，外婚有263对，其中外地女的嫁过来的共有217对。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他们所在的是城区，许多城市人口的经济条件要好一些，所以到贵州讨老婆的也不如下面一些山区县乡的多。

　　在采访过程中，许多当地人以及记者亲眼所见，贵州或者其他省份女性远嫁衢州在当地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只是各个地方有着比例上的不同。

　　江山市民政局以及衢州市柯城区负责婚姻登记的同志都告诉记者，现在贵州以及偏远省份远嫁衢州的女子数量依然快速增长，跨省婚姻是她们改变自己命运的一种手段。

　　但是在许多当地人眼中，这些贵州女是被“买”来的。因为他们娶妻都要拿出一笔价格不菲的聘礼给女方的父母。

　　现象种种：悲欢离合

　　6月25日，雨，通往廿八都镇徐家墩村的道路泥泞而崎岖。

　　村民戴老汉正在生闷气。因为刚娶回来的贵州儿媳妇竟然想逃跑，为了这个媳妇，老汉花了1.4万多元，但是现在家里还要专门腾出人手以免媳妇再次逃跑。“一跑，我的1万多块钱可就打水漂了！”戴老汉说。

　　戴老汉不知道什么叫非法拘禁，但他只知道这个“媳妇”不能再要了。戴老汉告诉记者，只要这个“媳妇”归还他的钱，他立即让她走。

　　戴老汉的另一个儿子和儿媳正在打竹席，手指翻飞，一张席子很快打好了。当地没有什么特产，山上产竹子，靠这个挣钱。

　　戴老汉告诉记者，这个儿子的媳妇也是从贵州带过来的，也花去1万多元，去年结的婚。

　　与戴老汉认为的自己“儿媳妇”是骗子相比，这个来自贵州叫王海朵的女子认为“自己是被骗子骗了”。王海朵告诉记者，她本来要来浙江衢州看姐姐，但是路上遇到一男一女的骗子，下火车后不久就将其痛打一顿并教其按照他们所说的话行骗。“但是我又不想与戴加宝在这里生活，所以就想逃走。被戴家抓回来后，他们要我归还他们家的1万多元钱，我爸妈没有钱，我湖南的丈夫家也没有钱。没有钱他们又不让我走，只好在这里待着。怎么办呢？即使公安机关来抓我也只有这样了。”王海朵说这番话的时候没有丝毫的伤感，还常常露出笑容。

　　“不还我的钱，这不是要我老头子的命么？”戴老汉说。他的老婆则在一旁黯然神伤。

　　或许在戴老汉的思维中，既然自己花了1万多块钱，媳妇就应该安安稳稳地与自己儿子过日子，因为是“买”的。 该村的党支部戴书记也认为此女子“肯定是来骗钱的”，因为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并且该女子没有一点大山里面出来女孩的害羞，“肯定经过许多世面”。

　　在当地人眼中，有许多贵州女子是专门来骗钱的。一位村民告诉记者，由于这些娶贵州女子的当地人本身就有些缺陷或者家境不好，娶了贵州老婆受人歧视似乎很正常。

　　同样是在徐家墩，一位来自贵州省贵阳的何姓妇女却生活得很好。见到她时，记者很惊讶，在这么偏僻的山村竟然还有古老的房子。天井很小、很浅，雨水顺着屋檐滴落，在青灰色的石板上激起阵阵水花。房屋大都是用木板造的，一位老婆婆说这房子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位何姓妇女正在用草喂鸡鸭。

　　何告诉记者，她丈夫比她大十岁，现在在江山市做装卸工，每月大概能挣800多元钱。十年前，她丈夫到贵阳去找媳妇，她就过来了，现在孩子已经7岁了。“当时来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好不好，过来后才看到与她们家乡生活水平差不多，搞不清楚是否嫁错了。”何说，“不过我很少下地干活，一般都是丈夫做，我只带带孩子做些家务。”

　　何告诉记者，自从十年前嫁到浙江来，一直没有回过家，现在几乎回忆不起来老家是什么样子了。何面色很红润，看起来生活得很滋润、幸福。

　　记者采访过的这些从外省嫁过来的女子，其丈夫都花过数额不等的金钱。但是是否属于“购买”行为，当地人有不同的看法。

　　按照当地人通俗的说法，没有老婆就到贵州“买一个”。一位村里的“文化人”则认为，这种到偏远省份找老婆的行为——女方用身体做交换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男方付出一部分金钱并以富庶的家乡做诱饵，从性质上来看，应该属于市场中的买卖行为。但是女方家长既然把自己女儿养这么大，收取一些聘礼似乎也是应当的，这也符合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如果完全建立在经济基础上，这种婚姻弊端很多，毕竟没有经过一个恋爱的过程，会产生很多悲剧。

　　远嫁能改变妇女的命运？

　　与徐家墩临近的富强村由于靠近公路，该村的胡会计说他们村迎娶外省女子的人数要少一些，在1300多人中大概只有十几个，比起徐家墩800多人中有接近40个外省媳妇情形要好一些。当地娶外省老婆的大都是一些在当地找对象比较难的“困难户”。这些人积攒了一些钱，就通过亲戚朋友到贵州等一些边远省份去了，下了一些在当地看来很高昂的聘礼，有的就直接称为“买”，加上江浙一带富庶的影响，所以对那些地区的女孩构成很大的吸引力。一个带一个，形成“传帮带”效应。

　　“确有些外婚女的家庭比较幸福。”胡说。 在胡会计的指引下，记者 找到了徐天全。徐的手小时候被拖拉机轧伤，左手只剩下一根手指，徐说，所以在当地很难找到媳妇。1999年他通过嫂子见到来自广西南丹的他现在的妻子，两人见面后都比较满意，后来就成了家。现在他开个小店，还卖石头，每年能收入1万多元，但开销也比较大。徐这样说。

　　徐告诉记者，他妻子的老家广西南丹交通不便，经济条件远不如这边好，且他妻子的父亲早死，和继父的感情有限，加上刚盖了一座两层小楼，经济紧张，所以妻子很少回家。现在他们“生活蛮好”。

　　徐的妻子抱着孩子看着徐和记者聊天，远远地微笑着，气色很好。 有媒体报道，衢江区坑口乡的一位贵州嫁过来的村民说，她老家也是在山区，但缺水，只能种玉米之类的山货，不能种水稻，全家人一年到头吃的就是玉米等杂粮。大米饭要过年过节才有。家里喝水要到几里外去挑，很累。小时候挑水挑累时，就想以后嫁人一定要嫁个屋前屋后都有水的地方。这里（浙江衢州）的生活的确比家乡好。房前是大河，屋后有泉水，想什么时候吃肉，想什么时候穿新衣都可以，这不就是小时候的梦想吗？

　　或许这能代表一部分女子远嫁衢州的想法。

　　很多统计资料显示，这些来自外省的女子其家乡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不如浙江，所以有人说远嫁是由于两地的经济落差所致。

　　贵州省贞丰县、望谟县是远嫁衢州女子来源比较集中的地区。贞丰县1999年总人口为32.8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073.0元；望谟县199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561.4元，以布依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78.6％，也属于贫困落后地区。

　　衢州一位当地商界人士告诉记者，衢州在浙江的经济发展程度也只是中下水平，并不比上述那些地区好到哪里去，总体上来说可能会强一些，具体到某个地方则很难说。而经济更发达如温州、宁波等地人有能力或者说不屑于到边远地区找那些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化的女性为妻。对于那些急于摆脱当地困窘生活状态的边远地区女孩，通过远嫁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不失为一种最经济的手段。尽管衢州不是很好，但毕竟有吃有穿，“钱不多，但总够穿衣零花的”。

　　胡春英告诉记者，之所以在毛利侬当初强迫她嫁给他时，她没有想到运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一是由于自己没有上过学，不懂什么叫法律；二就是在他们家乡这种事情太经常发生了。毛利侬弟弟的婚姻也是这样形成的。胡说，在他们当地，如果一个男的喜欢上一个女孩，有将其抢过去做老婆的风俗，这也可能是毛利侬气焰嚣张的一个原因。但是在浙江这边，这样的事情或许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这边的人要文明得多。”胡春英笑着说。

　　据当地人讲，许多从外省嫁到衢州的女子，通常很快就学会了当地方言。要不是事先知道她们来自贵州、云南等地，听口音已无法辨别她们是外来妹。尽管经常在梦里还会想起家乡的一草一木，但她们大多已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这种跨省的远嫁从深层次上讲，应该是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以来人口流动加快带来的一个结果，对于个人而言也改变了她们的命运。”江山市民政局的姜科长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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