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一位小学教师十多年来每年都按学校的要求，将她的教案交给学校。当一家出版社准备为她出版一本教学论文集时，她要求学校发还上交的教案以作参考，却不料，她只拿回了4本教案，另外那44本饱含着她心血的教案已被付之一炬，或者卖给了废品收购站，为此，她走上法庭，与学校打起全国首例教案官司

　　十多年来，重庆市四公里小学女教师高丽娅每年都按照学校要求，将她在教学中依照教学经验和教学心得写成的教案交给学校，前后共计48本。然而，当她因写论文的需要，准备向学校要回这些上交的教案时，学校的领导认为，她的这种要求闻所未闻，随即拒绝了她的要求。在多次与学校要教案的交涉中，高丽娅和学校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了。事情发展到最后，她被告知下岗。万般无奈之下，她将该学校告上了法庭，要求索回对教案的所有权。但是，按照现行立法的规定，教师的教案是归学校所有还是归教师个人所有却没有明文规定，涉及类似纠纷的赔偿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在经过一审、二审后，近日，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再次进行了重审。此案涉及的关键是，全国1600多万的教师对自己的教案有没有所有权？面对教案姓“公”还是姓“私”这样一个法律空白，女教师能得到一个满意的说法吗？

　　学校遭遇新问题在职教师追还教案

　　1990年，高丽娅调到重庆市南岸区四公里小学，担任语文教师及班主任。为了把语文教学结合时代的需求，她常常把最新的东西引入自己的教学过程中；并结合这些学龄孩子的特点，从情感入手，把自己对生活的感悟融入到教学中。每到学期期末，高丽娅都按照学校的规定，交上厚厚两大本的教案。在这些教案里，她认真总结出了一套小学生“阅读四读法”、“古诗五读法”和“预习课文四步法”。为了避免自己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高丽娅又根据每届学生的接受能力的不同，对自己这些总结出来的教学方法作出具体的调整。

　　2002年4月，国内一家教育出版社找到高丽娅，要为她出一本教学论文集。为了能写出有分量的论文，她需要用以前教案上记载的各种实际情况，对以前的论文中不成熟的观点进行补充完善。4月16日，高丽娅找到该校的校长，要求发还自己十多年来共48本教案。校长听了觉得相当奇怪，因为还从没人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他说，教案是学校用来存档检查教师工作的，从来都没有还过老师。并称，高丽娅提出的是一个新问题，等他们研究研究再说。4月22日，高丽娅又找到学校要教案时，校长说要清理一下；4月24日，学校又以清理教案的老师正在代课为由，将发还教案的时间再次推迟；4月25日，高丽娅终于拿到了4本学校发还的教案，但其余44本仍是不知所踪。

　　十年教案不翼而飞优秀教师被迫下岗

　　5月8日，高丽娅再次找到学校清理教案的陈老师。面对她对其他教案到哪去了的质询，陈老师回答说：“其他教案不知道去哪儿了，可能已经被处理了。”44本教案，十几年的心血就这样毫无价值的被“处理”掉了，这怎么说也是自己十几年来的劳动成果啊！高丽娅又迅速跑去找学校以前管理教案的一个退休老师，希望能找回那些被“处理”掉的教案，可那个老师告诉她那些教案有的当废纸被卖了，有的直接被烧了。听了这样的结果，高丽娅当时就瘫坐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在她看来，教学是一种连贯性的活动，需要不断地完善、不断地总结经验。而这些教案记录了自己二三十岁期间的教学经验，这是一个教师最富成就的一段时间。

　　对于学校这种不尊重教师劳动成果的态度，高丽娅十分愤怒。她认为，学校未能妥善保管教师上交的教案，是一种失职行为，而学校非但不对自己表示歉意，甚至觉得自己向学校要教案是一件不合理的事。这让她很不理解，教案作为教师自己的劳动成果，如果这点最起码的劳动都得不到保护，那么教师的权益何在？很快，高丽娅向学校要还教案的事在整个学校传开了。有关领导认为，写教案是老师在学校内应该做的事，学校对此也发给了工资的！“难道学校请来建筑队盖房子，建筑队花了力气，这房子就是建筑队的吗？”就在高丽娅为自己的教案继续奔波的时候，2002年7月初，重庆市四公里小学公布了该校年度教师考核，高丽娅以70．3分位居全校教师之末，按照学校末位淘汰制的规定，去年还是优秀教师的她下岗了。

　　万般无奈一纸诉状　老师学校对簿公堂

　　万般无奈的高丽娅在大家的鼓励下，一纸诉状将该校告到了重庆市南岸区法院，要求学校返还自己的小学一至六年级语文教案44本，赔偿因此给自己造成的损失8800元。

　　2002年8月5日，重庆市南岸区法院审理认为，高丽娅和学校是管理与被管理者，高丽娅撰写教案等教学工作须接受学校的安排、管理和领导；并以高丽娅和学校属于不平等的民事主体，裁定驳回了高丽娅的诉讼请求，高丽娅当即表示不服，于8月12日向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尽管一审败诉，高丽娅却坚持认为自己占理。她说，在她的身后还站着全中国1600多万人民教师。大家对自己的心血和劳动成果都需要同样的认可和尊重。

　　2002年10月24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全国首例“教案”官司，双方对民事法律中的平等主体，教案是否具有著作权以及教案姓“公”姓“私”的归属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后，经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高丽娅要求学校返换教案是一种物权请求，是民法调整的范围，鉴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条文有误，中院指令南岸区法院对本案进行重审。

　　2003年5月底，高丽娅再次接到重庆市南岸区法院通知，决定重新审理她这起全国首例因“教案本”的归属和著作权引起的官司。法庭上，高丽娅的代理律师，重庆志平律师事务所律师黎媛认为，学校将高丽娅的教案本擅自处理是一种侵权行为，他们要求赔偿的8800元只是最低标准，即44本教案每本约120课时，一个课时备课需要80分钟，44本教案完成的时间至少需要7040小时。这样，高丽娅要求学校赔偿自己的损失每小时只是1元，另外1760元则是低标准的精神损失费。作为学校的代理律师在辩论中称，教案本是教学中教师使用的物品，是学校帮助教师完成教学任务的，就像上课时使用的粉笔一样，教案本的所有权应该属于学校，学校也就有权对教案进行处置，因此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在双方激烈的争辩中，法院宣布休庭，经合议庭审理后择日再宣判结果。

　　“所有权”成为焦点　姓私姓公众说纷纭

　　由于本案所涉及的是“教案”这一比较特殊的客体，翻遍建国以来所有的相关法律法规，都没有对教案涉及的问题作出明确的、直接规定的条文，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未对教案的归属作出任何明确的规定。中国政法大学焦洪昌教授认为，本案中的核心问题并不是有关教案的“知识产权”的从属问题，而应该是其“所有权”到底归属谁。

　　焦教授说，在这个案件中，教师与学校处于一种民事法律关系上，双方应是平等主体。学校要求教师上交教案，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监督教师的工作，但并不意味着学校就此拥有了对教案的处置权。教师即使是按照学校的要求誊写上交教案，教案本身也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东西，是每个教师在教学中对各种问题独到的见解和看法，而这些劳动成果，即使是一种职务行为，也不妨碍教师成为它的权利拥有人。学校对教师在教学中准备教案的工作有监督的义务，但并没有所有权，因此也不能随意处置。本案中，学校明显没有侵犯高老师的知识产权，而是因为保管不善，侵犯了老师对教案的所有权。正常来讲，学校既然要求教师交教案，就有义务负责保管，如果学校没有保管的能力，也应该在处置教案之前征求老师的意见，再行决定。该案刚刚进入审理阶段时，曾有学者认为其焦点问题时“教师对教案是否拥有知识产权”，但焦教授分析后认为，这个案子本身其实与“知识产权”并无太大关系，原因在于教案本身并未发表，学校方面谈不上侵害教师的著作权、署名权等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权利，学校更没有利用高老师的教案牟利，因此没有侵害到高老师的收益权。

　　对这个问题，教育界人士则略有不同看法。育才学校王建宗校长说，他认为，教案的所有权和知识产权都不应该单纯归属于某一方，应该由校方和老师共同享有。

　　王校长告诉记者，任何一间正规的学校，都会对老师的教案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在很多学校中，学校要求教师在上课之前必须进行“三备”，即“备知识点”、“备学生”、“备品德”。每年，学校都会严格检查教案，并要求教师将前一年的教案上交，由学校进行保管。在有些学校，教师上交新的教案后，可以将前一年的教案取回，进行修改，以适应新的教学任务。但不论怎样，学校将教案收集后统一检查、监督是一种硬性规定，非如此不足以进行有效管理。而检查监督的过程中也促进了老师进一步完善其教案，因此应该说，学校在教案的成型过程中也付出了相应的精力。教师在准备教案时付出了不少心血，学校在支付劳动报酬时一般都会充分考虑到这一点，有些学校是以课时费的形式出现，还有的是直接给老师们支付教案费。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校对教案也应有一定的支配权利。但双方应如何行使这份权利，还是应该互相协商。

　　目前，这起“教案”官司尚未最终审结。毕竟这是我国的法学界、教育界从未遇到的新情况，对此的争论也不可能很快达成一致。事实上，正是由于这样一起一起以前从未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才从客观上促使法律发现自己的不足，从而逐渐获得完善。

　　安然 朱德清 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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