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梅，女，31岁，妇科护师，中共党员。因病房楼装修，4月1日到急诊科进修学习，亲身经历了“发热门诊”和“SARS病区”的全过程。

　　4月21日

　　刚进急诊科，就觉得气氛不对。以往宽敞豁亮的楼道用木板分成三个截段，值夜班的医生护士一脸严肃。交班时，医务处长、护理部主任宣布：急诊科改建SARS病区已经完工，从即日起实行封闭隔离。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仿佛做梦一样。但千真万确，这是真的！

　　24小时内，医生确诊了4名SARS疑似病人，其中一位高度疑似，三位是这两天在急诊科留观的患者。也就是说，在封闭隔离前，在没有得到有效的防护之前，我们急诊科每一个医护人员都已经有了与SARS的密切接触史！这像一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谁都知道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是一场生与死的较量，我们没有整装待发的誓师，没有鲜花美酒的送别，就已经来到了战场，敌人就潜伏在我们的身边。

　　谁率先进入隔离区？谁带着大家打前阵？这是一个问题。“我是党员，我先进去吧。”一个平静的声音打破了死一样的沉寂。蔡海霞，这个平时不善言表的护士，用一句镇静而坚定的话语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在非常时期，在危险时刻，我是共产党员是我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在这一声音的感召下，我很快镇定下来。

　　4月23日

　　下午4时，隔离区内最早在急诊科留观的老病人郭某某病情突变，一个小时前还能在护士的搀扶下去厕所，突然呼吸衰竭。正在指导卫生员工作的护士长，快速把呼吸机推到病人的床前；隔离区外正和患者家属谈话的科主任听到一线大夫的呼唤，对医务处长说了一句：“外面的事交给你，我进去了。”就推起抢救车冲进了隔离区。钟南山教授曾说：重症SARS患者的传染性非常强，特别是临终抢救期间，平均每抢救一名危重患者，就有2至3名医务人员倒下。冲进隔离区参加抢救意味着什么，他们太清楚了。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们把当班的小护士关在了另一个屋里，把到点接班的医生和护士挡在了隔离区外。他们亲自做尸体料理，把危险留给了自己，把安全留给了同志。隔离区外的医生护士含着泪，等待着我们的科主任和护士长。

　　4月23日之夜是难以度过的。5名搬运遗体的医生护士惊魂未定，主任、护士长又因为抢救病人以及料理SARS病人尸体被隔离了。我们都哭了，流着泪企盼着他们平安回来。我们含泪躺在床上，默默地等待着黎明。

　　范圣凯，男，30岁，主治医师，2003年4月3日至20日在发热门诊工作，4月21日至30日任SARS病房主治医师。

　　4月24日

　　今天我值晚上8时至次日凌晨2时的班。下午5时，就听到SARS病房里一片嘈杂，不停地传来要呼吸机、要除颤器、准备抢救药品的消息。我们收治最早、病情最重的那位老人可能不行了。通过与隔离区相连的窗口，我看到主任、护士长进去了，协助正在当班的同事进行抢救。时间过得真慢，我不停地看表，希望他们能早点回到办公室。因为我知道，如果患者病情稳定了，他们就会尽早出来调整医嘱。两个半钟头不知怎么挨过去的，他们出来露了一面又进去了，从两人缓慢而沉重的步伐，我猜不祥的事情发生了。

　　接班的时间到了，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穿戴完毕，正准备进去，里面传来消息：所有接班人员暂时在外待命，里面正在做尸体料理。又是漫长的两个钟头，他们最终出来了，灰暗的脸上没有一点表情。该做的事全都做完了，尸体已裹好布单停放在病床上，病房里弥漫着更加刺人眼鼻的酸雾。我静静地在办公室里等着，不知道干些什么。又过了一个钟头，殡仪馆的车终于来了，但需要我们医护人员将尸体运出污染区。

　　我和方芳（一个弱小的护士）抬着躺着尸体的床向外移动，动作轻缓，惟恐惊扰逝者。但是太沉了，而且无论如何，床根本没法从门口抬出去。过度地用劲，我的呼吸越来越沉重，不停地张大嘴吸气，从尸体表面散发出来的过氧乙酸味吸进呼吸道，嗓子烧得生疼，汗水已将里面的两层衣服湿透，护目镜上沾满了雾气，使我看什么都有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头沉得厉害，整个身子却轻浮得要飘起来。我们只能不断地停下来，跑到敞开的窗户边用力喘气，二三十米的路居然抬了一个半小时。终于将尸体运出了污染区，外面工作的同事也可以上来帮忙了。我好像从一个无人荒岛回归了社会，集体的力量太大了，我忽然对这个集体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依赖感。（北京中医医院供稿李学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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