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林

　　日前，某检察机关颁布“十条禁令”，其中有这样一条：严禁嫖娼。看后，让人感觉如哽在喉，不说难受。

　　年初，公安部颁布“五条禁令”并严格督导执行，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于是，一些地方单位和司法部门也竟相效仿起来，你颁5条，我颁10条，“禁令”齐发，以至于某地一天就颁布“禁令”达160余条。一时间，“禁令”成了曝光率极高的词儿。

　　一些地方和单位颁布“禁令”，出发点无疑是好的，其用意在于规范干部言行，提高司法机关形象，按理说是件可喜可贺的事。但“禁令”频频不断颁发，其中也有的带来了负面影响，表现如下：

　　对党纪国法简单化。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是经过严格程序制定的，具有严密、规范、统一的特征，但一些地方和单位颁发的“禁令”，实际上是从党纪和国法的某些条款中简化而来，只是更改和变换了原条款的内容，显得不伦不类。

　　庸俗化。“禁令”应该具有相当严肃性，但有的地方颁布的“禁令”显得十分庸俗。如某单位颁布的“禁令”中规定：严禁上班迟到早退。这一起码的职业要求也用“禁令”的形式来强调，不免让人有视“禁令”如儿戏之感。

　　缺乏操作性。有些“禁令”经不起推敲，也很难执行到位。就拿检察官“严禁嫖娼”这一“禁令”而言，嫖娼时如果不是被警察抓住，有关单位平时如何监督执行？

　　“禁令”对违纪行为的处理不符合法律、纪律规定。各地各单位对违反禁令的处理各自为政，产生了对同一性质的违法、违纪行为，处理时相互间缺乏平衡，造成畸轻畸重的现象。还有些地方和单位的“禁令”中对违纪违法行为的处理，违反党纪和国家法律的有关规定，“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被打了折扣。

　　“禁令”一定程度上造成行政、司法人员思想上的混乱。由于“禁令”的内容并不能涵盖所有的违纪违法行为，给一些行政、司法人员思想上产生了错觉，似乎认为“禁令”中没有列入的行为就可以做，甚至犯了错误后拿“禁令”作托辞。

　　来看一看“严禁嫖娼”这一“禁令”的必要性到底有多大。《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对此明令禁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第134条也明确规定：嫖娼、卖淫，或者强迫、介绍、教唆、引诱、容留他人嫖娼、卖淫，或者故意为嫖娼、卖淫提供方便条件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对于嫖娼等错误，《条例》对违纪行为的表现以及如何处理已经规定得清清楚楚，再为此颁布一条“禁令”，确系画蛇添足，荒谬至极。如果真要颁布此“禁令”，不知检察官犯此错误后，是按照《条例》开除党籍、或者依据《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给予处分，还是以“禁令”为准，给一个不痛不痒的处理？

　　颁布“禁令”，还是谨慎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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