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讯70年代，我家住红旗剧场二楼的市歌舞团宿舍。那时候，孙静轩老师常来找熟人聊天，渐渐与我这个业余作者混熟了。中学时代曾读过静轩老师的《海洋抒情诗》，我知道他是13岁参加革命的“红小鬼”，是从50年代新中国的朝阳中走来的那批诗人。他的诗充满了那个年代的童真，诗中是一片纯净的蔚蓝色。可是我面前的这位著名诗人却是灰色的，衣服是灰色的，面容是灰色的，瘦削的脸颊明显地刻划着近20年坎坷的经历。还记得我们先是议论一本当时广泛传阅的一部书《铁托传》。因为晚年的毛泽东已经喜欢上
了敢跟苏联较劲儿的铁托，所以这本书得以出版。孙老师用他的山东腔说道：“铁托说，革命不吃自己的孩子。你看看我们中国，有好多黑心烂肺的家伙，专整自己营垒的同志，吃革命的孩子，太可恨了！”
从劳改农场归来，孙老师已是妻离家散，孑然一身，住在东风路文联宿舍角落一间阴湿的小屋里。“落实政策”之前，他常早起出门就泡在红旗剧场对面的棋园下围棋。有时下棋晚了，出了棋园，大街上已是一片漆黑，才想起一天没有吃饭。他便到市歌舞团来吃“消夜”。所谓消夜，只不过是排练或演出之后食堂卖的热腾腾的大馒头和稀饭。他对这大馒头评价很高，戏言：“真馒头比假诗好。”
有一夜，我估计他该出现了却久久未出现，便买了馒头去他家。他从不锁门，因为小偷进门来也没有啥可偷的。推门进屋，他不在家。我在一张破藤椅上小坐片刻，想起这就是以《海洋抒情诗》闻名的诗人的家，便有一种凄神寒骨的感觉，鼻子阵阵发酸。
1976年4月，那个宣布“四·五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将邓小平开除出党的那个黑夜，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匆忙跑到东风路文联宿舍。还不到10点钟，几乎家家户户黑灯瞎火。多可怕的夜，连灯光都沉默了。我推开他的房门，满屋是刺鼻的酒气。他一边喝酒一边流泪，一双血红的眼睛像在喷火。他抓住我的手说：“中国，要完了，中国老百姓，怎么活？刚看到一点希望，又给埋葬了！”他猛然站起来，像一头困在笼中的狮子，急得在小屋里打转。一会儿，他又坐下来，像小孩一样抽抽噎噎哭起来，不停地说：“中国老百姓，真是太苦了！”一会儿，他紧握拳头，捶着桌子，我怕他捶响了，惊动四邻，竭力摁住他的手腕。他说：“我手里握的是什么？是匕首。老－子－想－杀人！”
20多年在最底层的生活，使他由一朵飘逸的白云变成了一团贮藏着百万伏高压电，随时可能爆出霹雳闪电的浓积云。10年长夜结束，他终于爆发了，一首《长江咏叹调》一扫中国诗坛的假大空，震聋发聩。长诗《黄河的儿子》《七十二天》《母亲的河流》等，大量作品喷薄而出。多部作品都出自那间阴湿的小屋。
以后，孙老师搬走了，而每每走过那夹竹桃掩映着的破旧的宿舍楼最靠尽头的那间屋子时，我总要想起他喊老子想杀人的那个夜晚。在中国的诗人多得泛滥成灾，让人眼花缭乱时，那一夜教我认识了一位真诗人，也明白了许多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