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龄化写作”潮涌文坛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7月16日07:20 湖南在线-湖南日报

　　梁振华

　　前不久，一部名为《陶瓷娃娃》的小说在红网、千龙网、中华读书网、新浪网读书频道同时连载着。由于内容之敏感（“揭露娱乐圈内幕”）和叙事手法之前卫，加上作者是年仅20岁的湖南“新生代”作家，该小说立即成为网络上下读者议论的热点，引起了人们对“低龄化写作”的关注。

　　文学童子军浮出海面

　　低龄写作本身并不新鲜，古已有之。大家耳熟能详的曹植、骆宾王，5岁开始做诗、9岁精通声韵之学的白居易，都是年少、年幼时就写出了传世佳作。近一点的有上个世纪50年代写出“神童小说”的王蒙、刘绍棠，以及二十世纪80年代获得国际诗歌大奖的湖北小学生刘倩倩，他们的成功被传为佳话。然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近几年，“低龄化写作”突然形成一股浪潮，文学“童子军”纷纷成名成家出版皇皇巨作。

　　低龄化写作成为一种有意识的集体行为，其始作俑者首推得改革风气之先的深圳海天出版社。早在1996年，海天社就推出了“自画青春系列”，郁秀（《花季·雨季》）、陈朗（《灵魂出窍》）、肖铁（《转校生》）等低龄作家（大多是在校中学生）在中国第一次以群体面目“闪亮登场”。

　　由于海天社《花季·雨季》的热销与双效益，触发了不少出版社与书商的敏感神经，各地忽啦啦出现了“花季雨季跟风热”，什么《花季心事》、《花季烦恼》、《写给花季的少男少女》……几乎在一夜之间“浮出海面”的文学“童子军”，个个手执乾坤圈，脚踏风火轮，在文学界轰轰烈烈展开了他们的“圈地运动”。

　　沿用既有的说法，我们把处于大学年龄阶段的创作者也归入“低龄化作家”的行列。韩寒自不消说了。韩寒及其作品堪称世纪之交中国少儿写作的一个转捩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韩寒的“浮出海面”（韩寒如是形容他自己在文坛的崭露头角），“低龄化写作”才如此引人注目。从韩寒开始，“低龄化写作”的风格和性质发生了明显的“断裂”。此前，郁秀的《花季·雨季》等一系列作品散发着一股惹人怜爱的清新格调：至美至善至纯的童心童真童趣，对未来的憧憬，在文字中交汇成一串串律动的青春音符。郁秀们的文学天赋，依然被当成“奇迹”在人们的盛赞中流传。韩寒的影响力是：在他这里，“奇迹”完成了世俗化的转型。

　　除了韩寒，近来风头正劲的还有：郭敬明（《幻城》）、易术（《陶瓷娃娃》、《瓶子碎了》）、金今（《再造地狱之门》）、崔利静（《零落》）、刘巍（《泽野》）、郁秀（《太阳鸟》）。更年轻的一辈中，18岁的胡坚（《愤青时代》）、17岁的春树（《北京娃娃》）、16岁的黄思路（《十六岁到美国》）当是佼佼者。继续往下走，我们便要屏住呼吸了———年仅12岁的湖北“旷世奇才女”蒋方舟推出“风情万种”的《正在发育》，岳阳小学生蓝为一9岁开始以章回体续写《三国演义》，同为9龄童的大连男孩边金阳完成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幻想小说”《时光魔琴》（据说堪称“中国的《哈利·波特》”），江苏6岁男孩窦蔻出版长篇《窦蔻流浪记》……

　　谁在读这些书

　　据作家出版社公布，韩寒的《三重门》发行量高达81万册（还不包括形形色色的盗版），这在当今的文化市场实在是一个令人咋舌的“奇迹”。其他低龄写作者的作品也往往可以划入“畅销书”的行列。低龄文学何以拥有这么多的读者？

　　稍加留意，我们就会发现：少年写作最大的读者市场还是在少年群体的内部。相对于铺天盖地的漠视少年读者心理、拒绝纯真想象、剔除青春气息的“成人化”作品而言，文学少年们以亲身经历为蓝本写就的各类作品由于契合了同龄人的生活和想象，能够引发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鸣———自然而然地得到了众多在校学生的宠爱。由此联想到中国两亿多中小学生当中所蕴藏的巨大文化消费市场，这些作品的畅销就不足为奇了。

　　关注低龄化写作的成年人，更多则出于职业或身份的需要。低龄化写作现象广受瞩目，并引发了一场涉及到教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范畴的尖锐争论。争论大多已经脱离了作品本身，而在更广泛的文化层面展开。在文学界，对这一现象也有两种截然对立的声音，持论折衷者很少见：持肯定立场的代表者，有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教授，《萌芽》杂志社主编赵长天，北京晚报社编辑解玺璋；持尖锐批判态度的，则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儿童文学知名学者王泉根教授，以及邱华栋、陆天明、张平、阿来等一大批功成名就的中青年作家……

　　究竟是天才还是童工

　　低龄化写作如此盛行的动因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催生了当代文学少年的集体“早熟”？下述三个方面也许有助于我们找到原因。

　　其一，由于家庭的文化熏陶、自身的兴趣禀赋、特定的境遇与机遇使然，我们不排除文学“天才”诞生的可能性。在当代一些低龄写作者笔下，也的确能够看到令人惊诧的文学才华。

　　其二，我们必须看到，这是一个在“现代化”轨道上极?俦汲鄣哪甏靡嬗谒枷氲目瘴Ш托畔⒋ッ浇榈母叨确⒋铮幕⑺枷搿⒆恃兜慕蝗谟肱鲎惨焉胂执缁岬募√逯小Ｊ贝肪骋巡豢赏斩铮颐侨缃癫荒艿凸篮⒆用堑娜现芰退枷胨剑梢哉庋担嵌懒⑺伎嫉囊馐逗捅泶镒晕业牟呕哑毡槌搅舜饲叭魏我桓鍪贝摹巴淙恕薄2芪男壬尤缃竦纳倌晷醋髦小翱吹揭桓雒褡宓挠镂乃胶鋈坏亍⒓蛑蔽薹ń馐偷靥岣吡恕保狻拔薹ń馐汀钡脑蛴Ω檬抢醋杂谑贝纳畲Α?

　　第三，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时下诸多的文学“神童”，显然是出版商打造的“产品”。借用《南方周末》的说法，这些孩子充当的是“文化快餐业的童工”———这样一个年代，具有“使用价值”的事物都被注射了激素，加快发育、提早成熟，以迫不及待的方式来填充市场那一道深不见底的欲望沟壑。在这里，“早熟”仅仅是一个卖点、一个噱头、一次光彩四射的表演；这“早熟”的催化剂，不是文学的天赋，不是一个时代日渐昌明的文化氛围，而是商业年代那一只看不见然而无所不能的巨手。

　　文学之外的话题

　　这是一个浮光掠影的繁华年代。现象湮没了实质，沉重幻化成轻飘，一个又一个轻俏的话题，装饰着我们日益精致的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如果说文学偶尔还能显露一线生机，那么多少也借助于这种策略———那就是，将文学本身置换成一个又一个足以催化“眼球经济”的“话题”。低龄化写作，便是这样一个典型的“话题”。

　　现在只要一谈论到低龄化写作，很多人立刻就会联想到韩寒其人其事。作为一个“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反对现在教育制度”（韩寒语），高喊“7门功课红灯，照亮我的前程”的“叛逆者”，他“注定要扮演不安分且引人注目的角色”（见《三重门》）。格式塔心理学家将青年人视为社会“边缘人”，由于安全感的匮乏，他们往往希冀构建自己的文化来对抗成年人的主流文化，以达到摆脱一切束缚的目的。在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下，韩寒俨然成为了现今一大批具有潜在反叛心理的中小学生的“精神导师”，文学已沦为一个可有可无的点缀。

　　人们还很关心，“神童”们的早熟是否会导致夭折。荷尔德林讲过这样一句话：“不适时的生长，深思的上帝就会怨他”。张爱玲在《〈传奇〉再版的话》里说：“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听谁的呢？其实，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是真正的早熟，还是注射激素后的“早熟”？究竟是罕见的文学天才，还是受成人雇佣的“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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